三、《三贞碑》考
关于《三贞碑》的介绍，新近有郭志昌《亭林园中的三贞碑》[27]一文，辑录三面碑全文，并缕述三贞祠之增建为五贞祠及入清以后祠坊毁失、碑石留存等事实。但对三贞事迹，未加考察。按：《（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四记载：邵烈妇薛氏墓，在马鞍山南湓渡村进福桥西岸菜园，即烈妇所居粉阁自缢处。沈周为作《复薛烈妇墓》诗。水节妇李氏名惠，墓在马鞍山东，张绅为作传。黄孝妇墓在马鞍山南麓，李应祯为作表。
当嘉靖间，方鹏撰《昆山人物志》及纂修《昆山县志》时，就曾为三贞立传，视光绪《续修合志》详甚。据云薛烈妇为银工女，嫁为邵某妻，洪武初邵氏坐罪押解京师。临行押卒悦其色，欲以救夫相挟，薛氏自经以明志。郑文康（1413—1465）为作传。李节妇名惠，十九岁嫁为水得妻，两年后丧夫，守节不嫁，并抚兄子女成人。黄孝妇名宁，举人黄铎之女，十九岁归周瑄。两年后周瑄因苦读病逝，黄氏奉养患病的婆婆，孝感动天，其病痊愈。其中，薛、李二人均为明初洪武时人，黄氏则稍后之。
《三贞碑》石三面所镌刻，依次为方鹏撰《三贞祠铭》、周伦《三贞祠颂》、柴奇《三贞妇赞》，以修建祠堂始末及三贞赞颂之语为主，于三人事迹均不加详述。且碑石历经五百余年，已有损坏断泐处，所幸全文见于《（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中。兹查《三贞祠铭》见于方鹏《矫亭存稿》卷九：
吾昆多贞妇，然李之节、薛之烈、黄之孝尤显显者，且无后，故有司特祠祀之。郡守胡侯题其额曰三贞。夫贞者，事之干也。三氏者，不同道，贞则一以贯之，宜其各有以自立矣。《易》曰：恒其德，妇人吉。三氏之谓欤。兹因王隐君之请，为之铭曰：
大明当天，真人御历。华统方亨，胡运斯讫。声教诞敷，习俗丕变。矧兹钜邑，旧称文献。君子信道，小人革心。爰及闺门，动罔不钦。水氓之妻，薛氏之子。抱养而生，怀仁而死。亦有周妇，神明所扶。夙夜匪懈，以疗其姑。节烈与孝，是谓三贞。执德不回，有志竟成。有严庙貌，玉山之下。以尸以祝，以劝来者。惟兹钜邑，贞人实多。祀其最显，以例其它。太史勒文，邦侯命额。树厥风声，过者必式。法施于民，祀与攸宜。凡百君子，视此女师。[28]
经过核对，发现有个别文字，与原碑、邑志少异。特全录其文，借此以考建祠立碑之倡议人。《祠铭》序文称，此铭应王理之之请而作。据方鹏《王秋堂室张孺人墓志铭》云：“吾昆王秋堂隐君之母周，今在祀典黄孝妇之女也。”[29]与王理之本人《生圹志铭》所记合，故知三贞中的黄孝妇，应该就是抚育王理之成人的外祖母周瑄（文璧）妻黄氏。王氏的老师沈周曾作《书周节妇孝感之异》长诗，首即云：“黄氏十九时，归周文璧氏。二年文璧丧，弱惟一女恃。”事迹与各家描述合若符节，无疑是咏王理之外祖母黄宁，时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沈周六十岁，与王理之为沈周画像在同一年。沈诗并云“此事闻其甥，王纶能
缕”，则沈周此诗，乃应王理之请求而作。
《三贞祠颂》的撰文者周伦（1463—1542），字伯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就是方鹏《生圹志铭》提到的“大司寇贞庵周公”。周氏《贞翁净稿》中虽未载《三贞祠颂》，但卷七有《出城访王秋堂二首》《挽王秋堂》二诗，皆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周伦致仕返乡后所作，嘉靖十三年（1534）所作挽诗有云：
忆昨登堂未浃旬，掀髯高论记谆谆。
讣音忽至堪垂涕，博学如君更几人。
千古穹碑有遗墨，半绡孤影自传神。
高林日暮空啼鸟，溪雾苍凉锁绿筠。[30]
诗中涉及王理之赴孔庙书碑，与作自画像（或即《梅花草堂笔谈》之“镜容”）事。作《三贞祠颂》时，周伦尚在南京任上，可能由王理之致函请他撰文。
《三贞妇赞》直接由王理之书丹，内容见于柴奇《黼庵遗稿》卷七，亦与碑文、邑志略有不同：
孔子曰：天下之道，贞夫一者也。贞，正也，常也。惟正则可常，故曰一。吾昆三贞妇，李以节，薛以烈，黄以孝，皆正常之道。王化之始，立祠肖像，可以劝也。予并为之赞，俾观者有所兴起焉。
二十而嫔，再期而孀，脱死于室，摧肝裂肠，危难靡二，礼义是防。圣祖有诏，百世其光。
右节。
累夫者法，累身者容，夫命叵测，孰污于凶。长练高经，以死自从。百练之刚，孰犯其锋。
右烈。
姑病阽危，妇身莫救。肉糜潜进，既起而仆。孝诚格天，方以梦授。九掖而起，弗苦弗疚。
右孝。
就格式而言，刻碑时《三贞妇赞》亦分作三段，起讫与《黼庵遗稿》同，而无“右节”“右烈”“右孝”字样。其内容固然可与序文中李、薛、黄三人相对应，却难以让人一目了然。以至于《（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将三人的赞文相互连属，不免使人产生误会。文字方面，“李节妇”赞首句“二十而嫔”之“二十”，《昆山人物志》（明清两代《县志》同）作“十九”，而原碑此二字已残阙，但据李惠事迹，应是“十九”，个中缘由，令人费解。
综上所述，三贞祠之创建与《三贞碑》的镌刻树立，是封建皇权宣扬忠孝节义的产物，具体实施者无疑是以胡缵宗、尹嗣忠为首的昆山地方官员，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但将三贞事迹与精神向上呈报，为之申请旌表者，应是昆山地方上的绅士，主力即年逾七旬的王理之。
王理之 石守素墓志
王理之 三贞妇赞
《三贞妇赞》全文篆书，凡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刻于嘉靖十一年（1532）秋七月壬子，时王理之已七十三岁高龄。今观其篆书，结体工稳，毫无懈笔，足见他当年精神之矍铄，运笔之精熟。在《昆山碑刻辑存》中，王理之书并篆盖的碑石有《戚用明墓志》，篆盖者有《石守素墓志》。从目前所见，书写墓志时，志文一般用楷书，志盖则用篆书，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这一点王理之也不例外。王理之的楷书在当时较为著名，昆山本地求书墓志者颇多，已不待赘言，甚如京师的《张桑节朵而只墓塔记》也请他书丹，是为旁证。
王理之篆书碑石，目下所知，最大者可能是嘉靖三年（1524）所书《昆山县学重修记》，凡十九行，每行三十字，惜原石已佚。因此，《三贞妇赞》残碑，虽上方有两字已损，却无疑是王理之篆书刻石之孑遗仅存者，弥足珍贵。其篆书与《昆山县学重修记》相似，字形方长，结体平正，近乎玉筯，与秦《峄山》《会稽》诸石有相似之处，足见其不仅取法前朝赵、吾两家，更能上溯斯、冰，穷其源流。较之同时期的文徵明篆书《千字文》，更见古朴，这或许得益于王理之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不过，自宋元以后，篆书字体日渐变异，别体层出不穷，加之明人学风空疏，于汉学并不用心，以致虽博学鸿儒、书法名家，所作篆隶书多用怪字，与秦篆不同。文徵明、王理之、赵宧光等，皆未能免除此弊。如《三贞妇赞》中，撰文、书丹者一行中“邑人”之“人”、“太原”之“原”字，均非从《说文》出，则不得不加以申明。但瑕不掩瑜，不能因此而否认王理之书法、绘画上的成就，尤其是他的篆书书法，足以让他在明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潘鸣凤《昆山见存石刻》，民国铅印本。
[2] 叶纯杰《明代篆隶书家考略》，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06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30页。
[4]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469页。
[5] 吴金澜、李福沂等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清光绪刻本，第13页。
[6] 方鹏《（嘉靖）昆山县志》，明刻本。
[7] 方鹏《昆山人物志》，明刻本。
[8]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8页。
[9] 汤志波整理《沈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953页。
[10][17] 黄云《黄丹岩先生诗集》卷四，明刻本。
[11] 董正位修、叶奕苞纂《（康熙）昆山县志》，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12] 汤志波整理《沈周集》，第860页。
[13] 刘之光《馆藏石刻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79—80页。
[14] 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丛书集成初编》（1573），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15]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00页。
[16] 汪珂玉《珊瑚网书画题跋》，《适园丛书》本，第17—18页。
[18] 汤志波整理《沈周集》，第918页。
[19] 同[18]，第632页。
[20] 同[18]，第866页。
[21] 同[18]，第954页。
[2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第41页。
[2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第300页。
[24]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一，清同治刻本。
[25] 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3—168页。
[26] 姚伟宏主编《昆山碑刻辑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27]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昆仑堂》2013年第3期，第45—47页。
[28]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第601页。
[29]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第15页。
[30]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