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传薪尽家风在——记《余少英遗墨》册
□ 李军
近代昆山人才辈出，南社中如胡石予、余天遂，均为蓬阆镇人，不仅有诗文之酬酢，更有同乡之谊，故交往至密。余天遂（1879—1930），字祝荫，号荫阁、大遂、大颠、颠公、疚侬，别署三郎、仇憎、效鹤等，室名天心移、海天雁行楼等。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余少英为昆山有名的郎中。胡石予（1868—1938）年长余天遂几岁，而比余氏晚去世八年。胡氏去世多年后，在草桥学舍教书时的学生郑逸梅曾为其编《胡石予先生年表》，其中1907年丁未提到“忘年交余少英逝世，天遂父也。”[1]又1917年记“过南溪老屋，余少英旧宅，有诗”[2]。可见他与余天遂不仅是同乡，还是世交。
最近，昆山博物馆刘军先生先后有《身兼众才艺 好义性近侠——论文坛隽才余天遂》[3]《余天遂与他的书画艺术》[4]等文介绍余天遂的生平与艺术成就，提及其祖父余子英（1804—1860）寄居苏州城内阊门下塘，遇庚申之难而卒，年五十七。父余少英（1836—1907，字信卿，号秉珪）退居蓬阆，娶曹氏，四十四岁生天遂。对于余少英的生平介绍并不多，陆家衡先生《玉峰翰墨志》只收录了余天遂，而未及其父。因想起本馆藏有余氏家藏《余少英遗墨》册一种，对其生平及书法成就，可略作补充。
《余少英遗墨》册，原配木夹板，上有签条，余天遂题“先子少英公遗墨。己未菊秋，天遂敬署”，并钤“遂”字朱文方印。己未为民国八年（1919）。册页共计十八开，前五开为余少英手书诗词，天头均已残损。第一开录陶渊明《桃花源记》一段：
忽逢桃花岭（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末署“壬寅菊秋，珪无聊书，时年六十有七岁”，并钤“少英”朱文方印。
第二开录清道咸间才子缪莲仙诗：
倾怀且饮三杯酒，知己何妨一样贫。酒可赊来须尽醉，诗能和得那言贫。磨蝎终身□命宫，只应呼作信天翁。依人作嫁容非美，以笔为耕岁不丰。
末署“右录缪莲仙句，时壬寅初秋。珪涂”，并钤“少英”朱文方印。
第三开录唐代李颀《送魏万之京》一诗：
余少英遗墨册之一
余少英遗墨册之二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是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末署“壬寅中秋录唐人句。于南溪老屋，珪无聊书”，并钤“少英”朱文方印。
第四开书唐人诗两首，一为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一为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末署“壬寅秋日，录唐人句。珪书”，并钤“少英”朱文方印。
第五开录诗五首，出自《醒世千家诗》中毗陵生之《荒淫悔过词》：
余少英遗墨册之四
情丝一缕苦缠绵，抵死春蚕暗自怜。水月镜花成泡影，当初错认是良缘。
风情自负慕名流，倚翠偎红几度秋。不少老成传药名，迷楼何日肯回头。
美人才子播芬芳，自负情痴乐逞狂。此日方知皆毒药，歧途端为慕西厢。
目空海内气飞扬，每笑迂拘厌矩方，盖世才华成底用，算来终不敌无常。
顾影翩翩玉树枝，那堪骨立病难支。茂林莫救相如渴，春梦而今醉已迟。
末署“壬寅菊秋，偶检《悔过诗》，抄录五首。末句第五字非‘醉’字，‘醒’字也。珪雨窗无聊书”，并钤“少英”朱文方印。壬寅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余少英六十七岁，距其去世还有五年之久，但据此后余天遂题记，知其久病缠身，已见老态：
余少英遗墨册之五
先君子晚年手震异常，惮于作书。天遂以手泽无存，心常忧之。岁在壬寅，备生宣纸若干，请随意消遣，仅得此五页。时已多病，常痰嗽终宵，故倦态愈甚，不乐为此矣。此数纸已经腐蚀，恐再有损失，急付装池。
虽然跋文未署年月，但从题签与之后诸家题记推定，应写于民国八年（1919）秋，距余少英去世已经十二年，故而出现纸张腐蚀的情况。此册后题跋各家，以胡石予居首，缘其与余氏父子两代人均有很深的交谊，故他一题再题，将与父子二人的往事择要记之，其一云：
余天遂题余少英遗墨册
己未立春之十二日，天遂以其先君子少英先生书册邮示，属为之跋。先生长蕴年三十有二，与蕴为忘年交。蕴馆南溪周姑丈家，时相过从。先生善医能饮，间为小诗，意洒然。笃于朋谊，不以境累其心。以丁未之夏谢世，年七十有二。今一星终矣。披览遗墨，恍若重亲謦欬。春寒犹厉，风雪一窗，不胜念旧之感云。正月二十一日，胡蕴书于吴门草桥学舍。
末并钤“蓬阆乡人”白文方印、“胡介生蕴”朱文方印。当时他在苏州草桥学舍任教，余天遂在上海，故以此册邮寄求题。据胡氏所述，他与余少英的结识，始于其馆南溪周家，并提及余少英去世的时间，不胜感慨，遂于同一天夜间再题、次日三题：
蕴出门前二日为上元灯节，晚餐毕，儿辈挈诸孙游南溪。蕴与内子坐小阁中，语及去岁今夕，泊舟娄关外，痛苦呻吟达旦，慨然久之。盖内子以足疾就医天赐庄，又以内证发遽，甚惧客死，急买舟还。余亦以数夕不寐，目赤肿也。回忆二十年前，内子曾患足疽，经多医不效，得先生药膏，势遂平。去岁舁疾出门，实不得已，因叹想先生不置。余又谓，曩于元宵，每偕二三知友为观灯之游，相与过先生南溪老屋。先生父子恒煮佳茗以待，今朋旧星散，意兴萧索，倦于征逐矣。既来吴门，得先生书册，因并所语识之。二十一日灯下，蕴又书。
丁巳正月有诗一律，题为《过某氏故宅》即谓南溪老屋也。附录于下：
尊酒曾为座上宾，十年尘海感无垠。偶因暇日游乡校，每过南溪念故人。邻社犹存银杏古，芳园已断玉兰春。一时寄与迁流客，应有青衫泪点新。
又辛亥秋作《叹逝》十四首，其三云“老树杈丫古庙邻，座中时复接嘉宾。贤郎近作无家客，再过南溪愁杀人（谓先生也）。”其十云“长吉心肝古锦囊，替卿收拾泪凄凉。寒宵风雨疑闻鬼，只隔荒园一曲墙（谓李伯均也）。李先生东床，绝有才，惜早逝。余采其遗稿入《蓬溪诗存》。”二十二日，再为天遂吾弟书，胡蕴。时目疾小愈。
第二次题记中，回忆余少英医术之高明，第三次题则将怀念余少英的诗作加以抄录，这部分内容见于郑逸梅所编《胡石予先生年表》。收到胡石予的题跋后，余天遂深为感动，不仅专门写信致谢，还将回信中的主要内容，抄录在此册之胡石予题跋后：
胡石予题余少英遗墨册
余天遂答胡石予函
敬奉手书跋语，所以爱先人者备至。先人一生沉晦，虽于人无恶，于己无亏，情足以孚乡里，而名未能传后世。区区才艺之末，亦只足为子孙之宝，而未显于当时。今得借重鼎言，亦可以不朽矣。感何如之，谨为先人泣涕俯伏以谢。跋后附及伯均姊丈，尤增感不已。念先姊当时衣不解带，侍疾三年，致目渐失明，足尽臃肿。伯均殁后三月，而病亦不起，其艰苦卓绝之状，辄欲约叙数语，送之志局。第恐当事者拘守成例，限于节烈贞孝，先姊之事，无可归类，必不收采，不知刘向创《列女传》原不限于偏奇之行，我辈在外，既不暇与闻，则亦听之而已。
升孚家叔云：王君受尹欲续刻《昆山诗存》，征集遗稿。知先人亦间有吟咏，嘱收拾寄去，奈已片纸无存。先人之诗，原不过偶然遣兴，即存亦无多。据遂少时所得知者，与沈雨香、周颂渊、周崇夫诸父执唱和颇多，唐家甘露花开，里中诸先生莫不有诗。先人曾一咏再咏，并手钞诸先生之作，与崇夫先生评论甲乙，挑灯酌酒，兴复不浅。遂时尚幼，未知美恶，但隅坐观听而已。及后稍解推敲，犹见此类诗稿杂叠书夹中。遂毁家时，移藏城内，几经迁徙，乃不复见。又闻先人云，早年曾与赵养甫姻伯、童伯恬先生唱和于江湾避难之时。其后，与钟少梧先生亦略有推敲。此皆在天遂未生以前之事，不获见一字矣。先人固未尝以诗求名，亦未尝专心为诗，或自以为不足存，而早毁之未可知也。书法生平最用功，然常以质性粗劣之纸书之，亦自以为不足留也。直至暮年，龙钟已甚，始应遂之请求，书此斗方五纸。然非精华矣，徒见老态之颓唐耳。乡间有筑室者，辄索先人题门额，遂记得数家。曩曾访之，颇可观玩，独惜不署名，则又见先人之谦德也。久后，又谁知先人所书哉！他日当用摄影法取之，未知能如愿否。思之怅然。
伯均之诗，忆只存十九首，能以函丈选入蓬溪诗存者录寄家叔，俾交王君，先刻入《昆山诗存》亦算不没英才也。
右答谢石予夫子书，因关涉先人之事，故节录付装。己未春。天遂谨志，时客沪北。
从上文第一段可知，余天遂的姐姐因服侍患病的丈夫而双目失明，并于丈夫去世不久后病逝。除余天遂外，知名者尚有族妹、爱国侨领余佩皋（1888—1934）及其胞弟余寿浩（1905—1957）。第二段谈及余少英早年诗作、书法等往事，对我们了解其早年的经历有一定帮助。《余天遂与他的书画艺术》一文提及余少英喜搜藏书画，与童伯恬“为患难诗酒之交”。所谓患难，应该就是他们于洪杨之乱期间，避难上海江湾这段交往。[5]其中提到的“升孚家叔”，就是同样精于岐黄之术的余鸿钧，他亦有题跋在册中。
其后题跋者，有江苏省立第二中学（今苏州一中）校长汪家玉（1861—1935）：
玉累世新籍，与方君惟一、胡君石予皆同岁入学，惟家居吴门，彼都人士踪迹疏阔。少英先生亦籍隶新阳，长玉年三十二，能医能诗，而又能书，惜当时不获一见为忘年之交，深以为憾。哲嗣天遂学识超群，又善书法，足征家学。今将其尊公遗墨装潢称册，以资保守，亦犹杯棬手泽之意。呜呼！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是也。谁无宗祖，谁无子孙，展此册者，能无动于中乎？谨志数语，以高来者。
汪氏自言祖籍昆山，与胡石予、方还为同学，但与余少英、余天遂父子并无交往，故此推测是胡石予将此册示汪氏，代征题跋。在他之后的程镳（字仰苏，号师许，江苏泰兴人，任民国《吴县志》分纂，著有《师许斋经义偶钞》。）亦是胡石予草桥的同事，教授经学、国文。据学生叶圣陶、郑逸梅回忆，他精于《说文》之学，善书法，富藏书。叶圣陶写篆字，即受其影响。[6]其题跋即以小篆书之：
程镳跋余少英遗墨册
余君天遂，今之奇特士也。丙午夏初，识于春申江上，当休沐日，偶一见之，犹未知其善书。逮辛亥、壬子之交，同事于草桥校舍，始知君之书法，得力于颜平原者为深。近出其尊人少英先生遗墨属题，乃叹渊源之固有自也。爰书数语以归之。己未春莫，程镳敬跋。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程氏与余天遂相识于上海，当时余少英尚健在，余天遂谋食沪上。至宣统三年（1911）、民国元年（1912）间，两人又共事于草桥中学，之后余天遂离职，程氏仍留在苏州任教，与寓居苏州的昆山学者王严士（1856—1943，名德森）等交往甚密。紧接其后的金松岑（1873—1947），与胡、程、王等亦是好友：
缣素凋零墨沈鲜，风流想到卅年前。火传薪尽家风在，生子当如小米颠。
末署“奉题少英先生墨迹，应天遂先生，并求诲正。天翮”，并钤“瘦麐”白文方印。以上诸家，均是《余少英遗墨》册邮寄到苏州后所征得的题咏。之后的朱宝莹题诗并序，是册页回到上海所书：
伏以孜孜奉色，五鼎聿云其丰；胥胥叩心，三釜亦及其乐。大抵尽欢为孝，皆能有养而已。若夫九龄觅枣，即不类于陶通；一经抵金，至撽腾于鲁谚。亦复扬名在己，慰志在亲。未有如吾友余君天遂，异其襮父者也。知年云过，六旬心喜，并惧索字，试奏五纸，手泽焉存。今者已比零缣，是乃足宝。凭收古泪，讵复云希，应付装池，以永宝用。嗟乎，毋俾散出，为君家翰墨之香，即此流传，是江左人文之迹，一瓣欲爇，四韵聊成。
数纸留于垂老时，挥毫犹可见妍姿。书生结习终如此，老辈风流合在斯。乡国百年存麝墨，郎君尺帛寄乌私。郑公笏许儒门比，子子孙孙好护持。
末署“奉题少英老伯墨迹，应天遂先生，并希教正”。朱宝莹榜名耀奎，字佩衍，号琇甫。江苏宜兴（今属无锡）人。朱启凤（1847—？）之子。光清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192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编著《诗式》五卷，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中曾作评介，谓其“专释唐人近体诗的作法、作意，颇切实”。他是余天遂在上海澄衷中学任教期间的同事。
对于有清一代昆山余氏家族在书法上的成绩，余天遂的族叔余鸿钧（1858—？）在题记有所述及：
余鸿钧题余少英遗墨册
余族有清以来，长于书者代不乏人。七世从祖汉班公讳谠，奉敕书“大清门”三字，名噪一时。厥后先大父也耕公工铁笔，又工楷法。先伯少耕公、先从伯亦憨公皆有能书之誉，至从兄少英公，里党重其孝行，无有见其书者。今天遂将若干页付之潢治，装成是册，笔甚苍劲可观，得与孝行之声并垂不朽。且天遂与予次子牧同嗜铁笔，并亦喜书。索其艺者踵相接，喜继起之有人。爰乐识于此，并赋五言一章：
公似无能者，才思孰与俦。平生常落落，气度甚休休。人去琴还在，鸿飞印尚留。葭苍何处溯，霜迹板桥头。
末署“旧历己未清和月，弟鸿钧题”，并钤“余鸿钧印”白文方印、“升孚”朱文方印、“心禅”白文长方印、“戊午生”白文长方印、“宣统纪元荐其廉方”朱文长方印。知其题于民国八年（1919）四月。苏州博物馆藏有《余鸿钧日记》稿本十五册，起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终于民国十四年（1925），可惜中间有散失，并不连续，而余少英去世之丁未年（1907），余天遂以册页征题之己未年（1919）两册皆已失落，所以没有留下相关的直接记录。同为昆山人的题跋者，尚有余鸿钧之后的王瑞虎：
虎少时获交升孚世叔之子翰臣、襄侯，因而得见天遂，论今道古，豁如也。天遂工文词，又精书法，虎每求之不少吝。近数年来，各以事牵，不通音问，会合之缘亦有数存于其间乎。今天遂出其少英公墨迹五纸，装潢成帙，广求题咏，以彰先泽。虎不文，亦未获见少英公，何敢赘一词。及观天遂致石予书，乃叹少英公之潜德幽光，久而必发。而天遂驰千里之誉，擅右军之长者，有自来矣。爰书数语，亦以志追慕之忱云尔。
末署“王瑞虎谨跋”，并钤“仲文”朱文方印。王瑞虎（1878—？），字仲文，一作诵闻。从跋文中可知，他与余鸿钧二子余翰臣、余襄侯，以及余天遂年纪相仿，早年就有交往。久别重逢，余天遂以先人遗墨索题，略记往事。若稍宽泛些看，此人亦可算作玉峰书家。
题跋的末两家，其一是余天遂在澄衷中学任教时的同事武进（今常州）人杨荫嘉（1866—？，字子永）。他作跋时间在民国八年（1919）十一月十六日，据此推测《余少英墨迹册》当时已回到上海：
王瑞虎、杨荫嘉题余少英遗墨册
岁丁巳，荫嘉校士澄衷学舍，获识颠公，与共几席者，今且三载。见其性道、文章卓绝侪辈，旁及书画、金石、岐黄之属，倘所谓少贱多能者耶！乃近出其尊甫少英先生之述略及其墨迹见示，始知颠公固翩翩佳公子，然则家学渊源，殆皆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少英先生抑郁一生，备尝变迁之苦，兵燹余生，著作手泽毁失殆尽。幸颠公抱残守缺，得此遗墨数页，虽吉光片羽，已足宝贵。而今而后，少英先生可以不朽矣。荫嘉鲜民之生，展览既竟，悲思横集，敬志数语，略伸钦慕。
从文中所记，民国六年（1917）杨氏任职澄衷中学，才与余天遂相识，经过三年的接触，颇感志趣相投。在《澄衷校报》上，常见他和余天遂、朱宝莹等一起撰作古文、诗词，共相唱和。另外，沈恩孚（1864—1949）有《赠杨子永（荫嘉）》诗，提及“我齿长君二，霜雪未盈髭”，时在民国十四年（1925），杨荫嘉六十岁，他跋此册时已五十四岁。
最后一则题跋，作于民国九年（1920）三月，距《余少英遗墨》册装成已一年多：
余友余君祝荫素工书，今出示其先子少英老伯遗墨，始知祝荫之书实本家学，缅手泽之犹新，识薪传之勿替。谨题数语，以志景仰。
心正笔正，语本公权。虽主文谲谏，而学书之正法以传。盥沐披是册，典则丽前贤。但见鸾翔而凤翥，不食人间之火烟。拜手稽首书其跋，子子孙孙永宝旃。
末署“庚申春三月，古越钟寿昌拜题”，下钤“懋宣”朱文方印。钟寿昌（1873—？），谱名道昌，字松壑，号茂轩。浙江绍兴人。著有《古今文法会通》《小学必读国文钥》。他的表兄寿孝天（1868—1941）谱名祖淞，是鲁迅老师寿镜吾的胞侄。早年丧父，到沪谋生，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任教澄衷中学，曾与余天遂共事。钟氏本人也曾受教于寿镜吾，清光绪甲午（1894）中举，先后任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绍兴山会官立高等小学堂、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学校等教职。为余天遂作跋时，他已寓居上海，上文中并未言及同事关系，故怀疑他是经由表兄寿孝天介绍，与余天遂相识的。不过，有些奇怪，册中未见寿孝天的跋。是否原来有，在之后流传的过程中散失了？而今已不得而知。
通观《余少英遗墨》册，无论从书法还是内容来衡量，余少英似乎并无特别高的艺术成就。若无余天遂的特意留存、郑重装潢、广征题咏，余少英的手迹，会和他的诗词稿一样，淹没在历史中。而将此册作为追念先人的纪念物来看，对于余天遂及其后人，乃至昆山余氏家族而言，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从册后各家题跋，则可窥见余天遂本人于南社之外，在苏、沪两地的交游之一斑，是我们研究他生平经历的一手材料，无疑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四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6页。
[2] 同[1]，第447页。
[3] 《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第78—91页。
[4]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2期，第60—63页。
[5]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2期，第60页。
[6] 1977年11月叶圣陶致张香还函，见《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