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汉隶观念的确立及其对书法美学的开拓

□　郭嘉颖

现代美术史普遍认为，一个时代艺术趣味好尚的流行和变迁，不外两层原因，其一为外在于艺术的社会文化因素，另一为艺术本身自有其风格的发展、成熟及衰落的规律。近代以来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大多循此路径将艺术之发展作图像学和风格学的双重阐释。图像学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将特定的艺术现象进一步引入并广泛结合政治、经济、宗教乃至一切文化领域进行讨论，从而拓宽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就某一门艺术本身而言，其阐释路径则恰恰相反，须通过适切而精密的艺术风格与趣味探究，才有可能使艺术现象进一步成为文化研究可靠的基石。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清代书法从帖学到碑学的转捩过程，就是这种值得深入探讨的典型文化现象。

通常而言，碑学之成立以阮元（1764—1849）发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标志。今人多从乾嘉朴学所催生的金石文字学角度，遽认外在的乾、嘉学术思潮为碑学书风转变的根本动因，强调金石文字学与出土碑版文字决定了书家的取法视野和审美趣味。此固是推动碑学书风不可忽略的因素，但于史实并不明晰。首先，金石学在两宋士大夫群体中即已流行，为何并未反映于当时的书风和书体？其次，如果说汉碑最初是以考经证史的功能进入文人学者视野，那么具体又如何成为清代书风丕变的动因的？很多证据表明，在阁帖翻模、董书盛行的清初年间，尽管金石考证尚不及乾嘉时期昌明，但众多书家已经相当重视对古代金石书法的学习。其中，作为古今文字分野的汉隶，在书法美学趣味的转变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正是清人对汉隶书风的挖掘，彻底沟通了先秦到明清的书风脉络，全面呈现了中国书法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