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在北宋前期与中叶士人论述中的基本情态
一般的读者或许意想不到，除却作为书帖的作者在跋记中被提及[1]，或是作为善书的象征与代表出现在题咏与书法有关的诗篇中外[2]，“二王”在北宋中期以前少有人专门讨论。即便在太宗时期“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锺、王”[3]，且通过国家意志的力量汇刻《淳化阁帖》，以绝对的篇幅推扬“二王”书风后，情形也仍没有多大改观。王连起先生曾指出，《阁帖》刊行的影响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么大，“宋人学书，真正师法二王者可谓寥寥，大多数系师法时人”。[4]何以会这样呢？个中原因，颇堪寻味。这里不能不提散文家曾巩（1019—1083）在庆历八年（1048）所作的《墨池记》——这恐怕是那个时期仅见的一篇以王羲之故迹为言说对象的文章。[5]《记》略云：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6]
从墨池故迹写到王羲之习书之勤，指出其书法之所以“善”，在“以精力自致”，而“非天成”。然而通览全文，读者不难自明，曾氏的用意并不在王羲之，也不在研讨书法，而是站在儒学立场上借着王羲之的事迹以立论，从而推明“学”之不可以少，尤其是“欲深造道德者”之学。这大概也是曾氏此《记》在纯粹的书学、书学史视野中很少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吧。但也正因为这样一篇《记》，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北宋前期儒者眼中别样的王羲之。曾巩在文末有以下一小段话特别值得玩味：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7]
这一连两个“一能”当然都指向王羲之而言，可见曾巩只在书技一面肯定了右军的高明，而其道德品行在曾氏看来则尚非“仁人庄士”之比。在北宋中叶，以范仲淹为中心的士人群体中曾兴起“追复古道”“恢三代之制”的政治信念，因而在士人眼中与“三代”对立的“六朝”便饱受訾议。实际上，对六朝展开批判起步的时间至少可以前推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这一年，真宗作《俗吏辨》，对晋代“始尚清谈，放逸有高士之名，勤劳得俗吏之目”的政风提出批评，认为“居官莅职，当昼而忘餐，宵而忘寝”，虽然“小人以为俗吏”，但“国家以为荩臣”，直接表达了对夙夜匪懈者的褒赞。[8]由此可以想见，曾巩之一转自晋至唐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9]“骨鲠高爽，不顾常流”[10]这一类放逸超遥几成羲之人格定评的品评取向[11]，而独辟蹊径地从精勤一面着意发掘羲之于时的教化价值，绝非偶然所致。羲之如此，献之不待论矣。
现在让我们选那个时期几家具有代表性的议论，就以上所论作进一步的申说。
首先看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的“二王”。欧阳修《集古录》虽以集“碑”为主，但他还是取了法帖之“尤者”散入《集古录》中，这其中当然也以二王书帖为主。欧阳修在诗文中极少谈及“二王”，因此，《跋尾》中关乎王羲之、王献之的叙述，集中代表了欧阳修对“二王”的态度与认知。只可惜《跋尾》相关跋记里针对“二王”展开论析的地方不多，具体而言，仅有以下二则：
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12]
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远甚。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13]
其次是梅尧臣（1002—1060）笔下的“二王”。梅尧臣不以书名，却有大十数首与书法有关的诗篇，关涉“二王”的主要有：
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14]
奇哉王右军，下笔若神圣。长戈与伏弩，无不从号令。贤豪虽林立，帖敛孰敢竞。师徒气扬扬，龙虎旗正正。胜声塞宇宙，自昔无此盛。（《依韵吴冲卿秘阁观逸少墨迹》）[15]
最后是蔡襄（1012—1067）。蔡襄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书法家，其论及“二王”有云：
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评书》）[16]
子敬能作方丈字。观其细书巧妙，方丈不足为。大令、右军法虽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也。（《题王献之书洛神赋》）[17]
此三人的言论如实反映了当时观照“二王”的基本视域，他们几无例外都从笔法上肯定了“二王”书艺的“精绝”“足喜”乃至“神圣”。“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云云，也正是前引曾巩之“精力自致非天成”的论调。和曾氏一样，此三人也几乎未在道德层面对“二王”的人格有所认定，换言之，“二王”在他们这儿也仅仅是“一能”者。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论“二王”的一般特征，不是个别独有的现象。
以上选出的欧阳修、梅尧臣、蔡襄三人，与曾巩一样，都出生在十一世纪初年，他们的活动时期也都在仁宗一朝——正如前面所述，这是一个在政治信念上追崇“三代”而贬抑“六朝”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书学思想方面，都有道先于艺、论书兼论平生的明显倾向。欧阳修自不必说，梅尧臣、蔡襄也都是这一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梅尧臣《韵语答永叔内翰》诗有云：
……古人皆能书，独其贤者留。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求。不知前日工，随纸泯已休。……乃知爱其书，兼取为人优。岂书能存久，贤哲人焉廋。非贤必能此，惟贤乃为尤。其余皆泯泯，死去同马牛。[18]
在这里，梅氏重视作者胜过其作品之心理，已宣露无遗。[19]蔡襄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但由其看待“道”与“文”的关系，我们不难推见一斑。在《答谢景山书》中，蔡襄道：
其谓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于道者多矣。是故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与其诱人于文，孰若诱人于道之先也？……顾事有先后耳。[20]
蔡氏之所谓“文”当然有其具体的内涵，但同时也正不妨视为“文艺”的代称。
道先于文及“顾事有先后”的观念使人确信，其于书艺亦必有取于此。现在上引三人既都可断定为具有上述倾向，无一例外，则他们关于“二王”的叙述并非偶合，而代表着当时的普遍趋向，便毫无可疑了。
讨论到这里，我们便已清楚地了解到，在敦行修德行仁、以端庄有道为最高世范的历史年代，游离于这个高标之外而未能在人格上获得尊崇的“二王”，他们的书法虽然精绝神妙，却并没有成为时人竞相顶礼摹习的理想对象。也正因为这样，人们一方面乐称“二王”的善书，服膺其精深，一方面又解构着他们的神圣性：
□（按：应作“不”）爱王家草圣踪，独于小篆苦留功。（释玄宝，宋初人《赠英公大师》）[21]
小篆每轻秦相法，隶书犹鄙晋臣功。（李若拙（944—1001）《奉赠宣义大师英公》）[22]
崇儒同感圣明君……兰亭诗酒不同群。（苏易简（958—997）《禁林会之什》）[23]
百金买书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军。（梅尧臣《泗州观唐氏书》）[24]
以上自宋初以来数人的题咏，句句不离“王”或“晋”，当然是“二王”影响无处不在的表征，但“鄙”“不”云云，也正昭示了时人希图摆脱其影响的隐约心理，有的显然也已付诸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易简的这两句诗，明白而自觉地宣告了“崇儒”的他们与“兰亭诗酒”并非一路，北宋与六朝之间的某种对抗在此又一次获得证实。如果说像“（不）爱王家草圣踪”“不必更求王右军”一类的歌咏还只是一种尊己卑人的带有戏谑性质的泛论，那么我们细读一下欧阳修《唐美原夫子庙碑》一则跋尾，他所说的“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的话里，则毋庸置疑正是在敷陈一种欲破除对“二王”迷信的愿望。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从当时“趣（趋）时贵书”的现象里获得一些解释。米芾在《书史》里说：
本朝……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誊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25]
如米芾这里所说，则李宗谔、宋绶、韩琦诸人书法所以能风行一时，全仗着他们重要的政治地位。按“趣时贵书”由米芾首揭其端后，在当时似乎并无响应者，直至南宋董史才在其所编著的《皇宋书录》中收录米氏此论，元明以后转录才渐渐多了起来。[26]因之，人们在讨论此一现象时，便只是在米南宫“授意”下着意证成之而已，对此一论断本身的可靠程度未予追究。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米芾是一个好为激言的人，他的这一判断未必尽合史实。北宋科考誊录制度的施行过程颇为复杂，其与“趣时贵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全如米芾所言亦有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深入的考察。本文题旨并不在兹，不能就此展开详论，这里想提请注意的一点是，以上米芾提名的诸位“时贵”，同时也都是“时贤”：李宗谔，《宋史》本传说他“内行淳至……勤接士类，无贤不肖，恂恂尽礼，奖拔后进，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归仰之”[27]；宋绶，本传也说“绶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札尤精妙”[28]；韩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贵贱，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29]，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蔡襄为人忠厚，“遇事感激，无所回避”“奋躬当朝，谠言正色”[30]；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31]。因而，尽管当时的确有浮薄奔竞之士“趣时好以取世资”[32]，但仍很难论定上述诸人书法受热捧真就全因其“贵”，以名节相尚，寓意古道，也正是那个时代尤其是庆历以来士人同气相求的精神风貌。诚如魏了翁（1178—1237）跋《王荆公真翰》里所说的“介甫既为相，而库屋寒疏不改其素，所以见信于当时”[33]。这就足以表明，士庶的“趣时贵书”中未始不包含着“趣时贤书”的意味，亦即因着对其人格内涵的钦慕而学其书。这一层关系，我们又可从黄庭坚（1045—1105）跋范仲淹书帖的话中得到证实：
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今士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笔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也。深爱其书，则深味其义，推而涉世，不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34]
黄山谷讲这些话的时候，范仲淹固然早已不在人世[35]，但言语之间，范书中所包含的人格意蕴对士大夫而言仍有重要意义与重大的影响力也是至为明白，不待多言的[36]。据此可知，“贤”之为一种因素被当时学书者所考量绝不只是我们推断的一种可能而已，而确实一直是他们主观的明确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在米芾所谓“趣时贵书”的时期里，在李、宋、韩、蔡诸人外，士人们就曾热衷过一些并非“时贵”的书法，出现如苏舜钦、梅尧臣，“以天下两穷人主张斯道，一时士人倾想其风采，奔走不暇”[37]的景象。曹宝麟先生认为这是“趋时贵书”之外的一股趋名人书潮流[38]，而时运坎壈的梅、苏，其所谓“名”，不正是他们或志高行洁、光气辉然，或奇伟昂藏，久而愈可爱慕的人格诱力吗？[39]这就更可见，北宋前期“趋时贵书”的风潮里，“贵”其实未必是“趋”的真正动因，至少不是全部动因，受追捧者的人格精神力量在其中的驱动作用亦绝不容轻忽。
通过欧阳修、梅尧臣、蔡襄、曾巩等人的批评与描写，以及对“趋时贵书”现象的粗略检讨，我们得知在儒学重建、重道胜过于重艺的文化大背景下，暨在宋初以来对书法的批评所逐渐形成的一种对书家道德人格格外瞩目的趋向下，“二王”一系从有唐一代开始的独尊地位与重大影响力的确在被摇撼、被冲淡着。[40]当然必须明白，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北宋士人眼中“二王”的人格无足称道，只是其人格趣向未能合于北宋中期以前所推行的政治文化的普遍期待罢了。事实上，“二王”高逸绝俗的人生姿态在当时一些士人政治生活以外的私人场域中有很强的精神诱力，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北宋后期，这种精神诱力将益加凸显出来，并融入其时的书学讨论与建设中。另外，上述“二王”影响一时弱化的情形也不足以真正动摇王书的正统地位，只是在即将出现新分支的当口，为着新偶像出一头地避路的一种短暂疏离罢了，在树立新标杆的历史进程中，王系旧传统仍是他们牢靠的建基之所与立论的终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