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刻《湘管斋藏帖》所用墨迹底稿，顾颉刚在题辞中已经转述赵公绂之言，在他祖父辈手里就已经从家中流散，究竟转归何处，并未明说。而今在发现文从简“哭贤郎”一札的《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原二十册，今藏上海博物馆，影印本分装六册）[6]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十余家也有墨迹被收入《湘管斋藏帖》：
湘管斋藏帖（局部）
文从简 哭贤郎札
沈钟（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等印）[7]
李东阳（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季蕃真赏”等印）[8]
张弼（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等印）[9]
吴宽（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等印）[10]
杨慎（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及“王礼治”“检叔”等印）[11]
陈沂（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赵晋”及“石亭居士”等印）[12]
王问（钤“赵嵩霞藏”“赵晋”等印）[13]
陆治（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赵晋”等印）[14]
张凤翼（钤“赵卓真赏”“缃芸审定”“赵晋”等印）[15]
杜大绶（钤“赵卓真赏”“赵氏缃芸”“赵氏湘管斋藏”等印）[16]
王锡爵（钤“甫里赵卓珍玩”“赵晋珍玩”“缃芸审定”等印）[17]
莫如忠（钤“甫里赵卓珍玩”“缃芸审定”及“木桃花馆藏”等印）[18]
归昌世（钤“赵卓真赏”“赵晋”“湘管斋赵”“缃芸审定”“脉望山房”等印）[19]
文从简（钤“赵卓真赏”“吴下赵晋”“赵氏湘管斋藏”“缃芸审定”等印）[20]
以上十四家中，现存《湘管斋藏帖》残拓中收入墨迹者，计有李东阳、吴宽、杨慎、陈沂、王问、张凤翼、杜大绶、王锡爵、莫如忠、归昌世、文从简十一家，沈钟、张弼、陆治三家墨迹很可能也收入《湘管斋藏帖》中，只是现存拓片中未见而已。
十一家之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钱镜塘所藏李东阳、杨慎、陈沂、王问等九家书札，是作为底本刻入《湘管斋藏帖》，作者和作品完全一致；吴宽与杜大绶的两札，虽为赵氏所藏，但却并没有刻入《湘管斋藏帖》，非其底本。由此可见，赵氏收藏明代书札之富，一家不止一二通墨迹，在众多藏品中，何者入刻，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精心挑选的结果。
现存的九家墨迹尽管数量不多，但弥足珍贵，如王问一札，馆藏拓本已残破，墨迹则完整无缺。通过与拓本的对比，可以看到赵氏摹刻《湘管斋藏帖》的某些细节。如：（一）书札的拼合方面，并不刻意抹除原札分为数页的痕迹，如陈沂（四页）、李东阳（三页）等；（二）书札用笺纸的底纹的去除，如李东阳一札用笺印有一枝黄花花纹、莫如忠札用笺有上下蓝格、归昌世札用笺为博古蓝格纹，均未在刻石时有所反映；（三）对作者印章的保留，较为明显的如陈沂一札前有“拘虚”朱文长印、后有“石亭居士”白文方印，落款“沂”字上钤有“鲁南私印”朱文方印，李东阳一札落款“东阳”上钤有“宾之”朱文方印，均得以保留，拓本上黑白二色的实际效果，较墨迹之朱墨对比鲜明，自然要逊色很多，是则毋庸讳言；（四）对后世收藏印的去除，最直观的就是赵卓、赵晋父子自己的藏印，全都没有镌刻上石，其他藏家的用印如归昌世一札上的“脉望山房”印、杨慎一札上的“王礼治”“检叔”二印，同时浏览现存八十余家拓本，也都没发现作者本人以外的印章出现在刻石上；（五）对于墨迹本身浓淡的表现，在王锡爵一札上表现得较为突出，通过对比墨迹、拓本，可以看出刻工力求能体现墨迹本身的浓淡、轻重，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显得较为模糊。可惜，目前没有关于刻工的任何线索。
王问墨迹
归昌世手札
陈沂手札
李东阳手札
王锡爵手札（拓本）
王锡爵手札（墨迹本）
除了艺术价值外，对于《湘管斋藏帖》的文献价值，顾颉刚在题辞中早已有所注意，认为此帖一出，“至是而有明一代之书法蔚为大观，凡稽考明人之文献者，必将有索于湘管斋矣”。而对于全帖所收九十九家诗文内容加以利用者，目前仅见周道振《文徵明年谱》一种，涉及此帖中文徵明的《司马温公独乐园记》，称此记文氏一生多次书写，传世不止一本。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仇英《独乐园图》（翁同龢旧物），后配装文徵明《独乐园记》，末署“嘉靖戊午二月晦日书，徵明时年八十九”，与赵氏藏本之题名“司马温公独乐园记”，署款“嘉靖丁巳九月既望徵明书”相比，要晚一年，两本面目亦有所差异。
从内容方面看，在未找到《湘管斋藏帖》所依据各家墨迹原本之前，拓本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具有唯一性。如吴宽（1435—1504）一家，《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所收墨迹一通，乃致“仲山先生”（即徐源，1445—1515）者，连上下款凡九行，内容颇为简单，远不及《湘管斋藏帖》中所选二十二行一札来得丰富、重要：
文徵明 司马温公独乐园记
比承《文思公文集》之惠，谨领，感荷。知自宣之余，尚德好文，尤为士论所称道。近见隐士沈周诗稿，叙事真切，维布衣有美弗遗，况前辈旧德乎？兹有弊郡陈祚佥事，没而乡人谈其直道甚盛。其坟墓在西山，有司虽奉诏修葺，尚未完美。今其孙怡，特至□告，而于仆欲分付府县，稍加工力，未审尊意如何。凡公为人，其家已修成事实二册，号《直道编》。览之可知，不暇喋喋再渎也。况当入乡贤祠，又不待此编而信者。伏惟不见疑，幸幸。暑甚，草草，更希恕察，万万。年生宽再拜。都宪老大人尊契执事。
文中提到沈周（1427—1509）和陈祚（1382—1456，字永锡），尤其是《文思公文集》，应是彭礼为其兄彭华所刻之《彭文思公文集》。据此推测，收信人“都宪老大人”应该就是江西安福人彭礼，他曾从弘治十年（1497）十月起，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直至十六年（1503）七月致仕[21]，在江南为官六载，吴宽此札应作于这一期间。关于陈祚坟墓与祠堂的修建，今知祠堂完工于弘治十年（1497）春，有崇祯《吴县志》载吴宽题写“直道陈公祠”额事，以及唐寅《谒故福建佥宪永锡陈公祠》诗等为证。吴宽此函主要为修葺陈祚坟墓一事而发，或许即写于同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函中看似无意地牵及了“明四家”之一的沈周。
作为父母官的彭礼，到任后不久，便特意召见一介布衣沈周，礼遇有加，欲留之幕中，终未果，又嘱黄淮为刻诗集，并亲撰诗序，冠于弘治十六年（1503）黄氏刻本《石田稿》卷首。从《湘管斋藏帖》所收吴宽一札的口吻看，他有意向彭氏推荐沈周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这为研究沈周、彭礼的交往，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细节。吴宽仅是《湘管斋藏帖》九十九家之一，本文对于书札内容的解读，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全部《藏帖》之价值，仍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容庚《丛帖目》，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2] 见上海敬华拍卖公司2015年春拍古籍善本名人书札专场第1219号拍品。
[3] 《顾颉刚日记》卷七，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页。
[4] 《顾颉刚日记》卷十一，第422页。
[5] 顾颉刚《宝树园文存》（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299页。
[6][7] 钱镜塘辑《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8] 同[7]，第24—27页。
[9] 同[7]，第28—29页。
[10] 同[7]，第226—227页。
[11] 钱镜塘辑《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二册，第114—115页。
[12] 同[11]，第128—131页。
[13] 钱镜塘辑《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三册，第8—9页。
[14] 同[13]，第36—37页。
[15] 同[13]，第52—53页。
[16] 同[13]，第66—67页。
[17] 同[13]，第174—175页。
[18] 同[13]，第206—207页。
[19] 钱镜塘辑《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五册，第28—29页。
[20] 钱镜塘辑《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28—129页。
[21]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