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翰与铁笔——奚冈的书法与印款
□ 朱琪
奚冈（1746—1803），本名钢，字铁生，号萝龛、古水、蝶野子、散木居士、鹤渚生、蒙泉外史、蒙道士、崧庵侍者等，斋室名翠玲珑馆、愚溪草堂、冬花庵等。原籍新安，隶籍钱塘。奚冈是清代著名书画家，也是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中的重要人物。
奚冈出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自幼天资聪颖，在书画上的启蒙较早。据说九岁时所作隶书，已为人称道。及长，工行草、篆刻，兼擅诗词。在绘画上的天赋更高，又能够刻苦钻研，“生数岁即善画，随手涂抹，作家见之皆颠倒。稍长，以家贫，得见古人真迹少。乃阅肆睹装池家名绘，默志其丘壑。归摹之，必尽肖乃止”[1]，是以弱冠时已以画名闻于乡里。奚冈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是在父亲所营造的优雅环境中成长，受到父亲闲云野鹤一般的出世思想影响，加上自幼受到父辈好友的诗艺氛围的熏陶，秉承了一种敏感耿介、清高散淡的个性。乾隆三十年（1765），奚冈方应童子试，适逢乾隆皇帝南巡浙江，时有垩白壁需绘画装饰，杭州知府王瑞使人系之令其画壁，奚冈居壁下三日不画，自此亦终身不就试。
既已彻底与科举仕进决绝，那么诗文与艺术无疑成为消磨自娱的最好方式。二十四岁时，奚冈迎来了一生中崭露头角的时刻，他的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同时展现出逼人的锋芒。奚冈是一位精明且善于学习的画家。在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时期，他也爱好收藏金石拓本与前贤书画。“名日著，交日广，得遍览邑中收藏家墨妙，心领神会，遂卓然成家。”[2]四十岁后的奚冈真正享有了盛名，成为浙江画坛的领军人物。“笔迹重海内，一纸值万钱”[3]，四方以书币求画者不绝于户，更有“琉球人以饼金购其书画”[4]。嘉庆元年（1796）颙琰即位，下诏求士，时任浙江布政使的汪志伊素闻奚冈清名，也深谙其蔑视权贵的个性，于是摒弃随从车骑前往拜访，奚冈依然谢而不见。又以孝廉方正征举，奚冈也坚辞不就。嘉庆六年（1801）春，因邻人不戒于火，延及冬花庵，奚冈毕生所藏书画典籍俱化为灰烬，奚冈只得再度迁居。不久又因杭城白喉流行，奚冈之弟奚銮，儿子奚濂、奚澧、奚沖及女儿于旬日间相继染疾而卒。嘉庆八年（1803）十月二十四日，奚冈病卒。作为乾嘉时期最富盛名的浙江籍书画家，奚冈以狷狂的人生姿态走完了快意而悲情的五十八个春秋。鉴于其在艺林的地位与影响，《清史稿》亦收录其小传。
奚冈虽以绘画名世，但其书法造诣亦高，只是为画名所掩，常常为人忽视。其书法诸体皆擅，面貌亦多，故历来评骘者于其源流也众说纷纭。清代藏书家、学者王端履云：“铁生字画端楷，寓婀娜于刚健中。视梁山舟（同书）学士有过之。”并题诗赞曰：“杜氏甲兵罗武库，刘郎纪律作长城。先生下笔真如铸，不愧题名号铁生。”《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称其书仿倪瓒。《桐阴论画》云：“铁生古隶，笔意秀逸，高出流辈。”《清稗类钞》则云：“铁生少年书法出入欧赵之间，晚岁专精绘事，书名遂为所掩。”
自文人篆刻兴起之后，印章的边款便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沈野《印谈》云：“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石则用力少而易就，则印已成而兴无穷。”[5]明代及清代早期的文人篆刻，边款内容长短自由，长跋往往文质兼美。这些边款大多是先书后刻，刀法采用双刀为主，一如书丹勒石。这种秀美整饬的刻法，便于保留书法的意趣。明代何震尝试直接以刀就石，以单刀为主，间用双刀补饰，猛利峭拔，剥落处金石气息浓烈，在当时独树一帜。至杭州丁敬出，大力发展单刀法边款，使单刀刻款的方法成为主流。稍后的陈豫钟在《希濂之印》边款中写道：“制印署款，昉于文何，然如书丹勒碑。然至丁砚林先生则不书而刻，结体古茂。闻其法，斜握其刀，使石旋转以就锋之所向。”丁敬今存印章的边款，或奇肆多姿，或雄浑有力，或秀雅端庄，虽然风格多不相同，但在刀法上却是纯粹的单刀。摒弃流俗，坚持终生使用单刀法刻制边款，这样的艺术行为，在当时是需要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的，丁敬作为浙派宗匠，开创性地完成了这一艺术使命。
丁敬的单刀边款具有一种草创之初的粗率拙意，为后世印人树立了典范，其后七子各融入己意加以发展，呈现出纷繁的面貌。奚冈印章的边款在“西泠八家”中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其边款书体可以分为三种：楷书、行草、隶书。笔者对奚冈印章的边款做了一个统计，奚冈手刻边款共计七十七方，其中楷书款十方，行草书款十六方，隶书款五十一方。这些书体的运用并无一定规律可循，在其篆刻生涯中是交错使用的。大概由于奚冈自幼擅长隶书，所以尤其喜欢以隶书刻款，隶书边款数量占到了六成以上。
奚冈生活的年代，正是金石学勃兴的时期，也是清代书坛隶书创作开始活跃的时期。从清早期顾炎武、朱彝尊开始，越来越多的金石家和学者加入搜访碑刻和著录研究的队伍中，如钱大昕、翁方纲、桂馥等，与奚冈交厚的黄易、赵魏等人皆在此列。而在此之前，一批乡贤艺术家如金农、丁敬，也以隶书著称于世。正是经过这些学者、书家的倡导和实践，汉隶的复兴才得以迅速实现。当代学者在述及清代隶书的发展时曾有独到的发现：“这一时期隶书创作潮流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最先接受学术界影响并投入临习汉碑实践的书家，大多都与篆刻有缘。”并列举出金农、丁敬、黄易、董洵、巴慰祖、奚冈等篆刻家，认为他们的隶书在取法追求和风格面貌上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同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秦汉玺印的成就以及‘印宗秦汉’的观念使得篆刻家大都有崇古的嗜好，因而对汉隶特点的理解和把握比一般书家更为敏感和熟悉”。[6]
奚冈九岁时所作隶书，已为人称道，故今日流传有不少隶书作品，如作于乾隆三十五年（奚冈二十五岁）的《翠玲珑馆纳凉图题诗》册，虽略显稚嫩，但可视为其早年的代表作。其后如《四壁书声小邹鲁，一庭秋色古黄虞》联、《蓬莱宫阙对南山》七言律诗轴，结字和笔法则更趋成熟。
由于奚冈的篆书作品未获一见，故难以将其篆书特征与印章作品进行比较，但奚冈早年以隶书见长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从其印章中窥见隶书对其篆刻的影响。受到好友金石学家黄易、赵魏等人的影响，奚冈也喜好搜集鉴赏金石碑拓，他曾以家藏宋拓《虞恭公碑》与杨令仪交换《孔羡碑》[7]拓本，后赠于赵魏。又常向赵魏借观校勘拓本，“《史晨碑》望即检付来一对，尊藏《荡阴碑》并假一阅即缴”。（致赵魏札）奚冈与杭州的收藏家联系较密，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的金石藏品，黄易即曾经把银两存放于奚冈处，用来购买碑拓藏品。[8]奚冈曾言“古人文字之存于今者惟金石为最久，不独可补史传之阙，摩挲其器物，拘摄其波磔，古意盎然，且有生不同时之憾。”他尤喜方整一路的汉魏晋碑刻，如《西狭颂》《张迁碑》《受禅表》《孔羡碑》，并且已经注意到从汉魏碑刻中汲取可堪借鉴的隶书元素，注入到篆刻字法中去。其《金石癖》边款云：“作汉印，宜笔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迁》等碑参之。”《梁玉绳印》边款：“久不作印，棘横腕间，每一画石，便多死蚓，参以《受禅》隶法，庶几与古人气机不相迳庭矣。”《李翕》[9] 《张迁》[10] 《受禅》[11]等碑刻都是结体方正而行笔带有圆转灵动笔意的。[12]奚冈注意到借鉴这些汉魏碑刻中的方整字形入印，但认为在具体的笔意和线条的质感上，不宜过分方整生硬，如此方能获得如金石碑版一般浑厚朴茂的视觉效果。除了这两方印章外，这种方圆并用的创作观念在《孙氏诜伯》、《梁同书印》（白）、《梁氏元颖》等印章的结体和笔画中，都有所体现。
梁玉绳印
孙氏诜伯
隶书既然是奚冈精擅的书体，在边款中体现出来的面貌也是非常丰富的。二十五岁时所刻《龙尾山房》款方整清健，与其同时所作《翠玲珑馆纳凉图题诗》册的风格一致；《不翁》（朱）款的隶书则圆熟秀逸。这些隶书边款总体以双刀冲刻为主，时而单刀与双刀结合，布局整饬而偶有参差，部分隶书单款似乎暗示了未先书丹而直接以刀就石的可能性。
奚冈 “龙尾山房”印边款
奚冈尺牍
今见奚冈书法作品，以行草书为多，隶书、楷书次之，篆书则未见。奚冈的行草书非常出色，是信札、题画及书法创作的常用书体。奚冈的行草书秉承二王，兼有孙过庭《书谱》余绪，与当时大多数习书者一样，其必然受明代吴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以及华亭董其昌等人的影响。故其行草书法清润刚健，自然洒脱，如乾隆五十四年（四十四岁）所作《董其昌临松雪书跋后》轴以及《思翁语二则》轴，都是笔墨精到的佳作。此类作品行笔酣畅，清新洒脱，时有将结体拉长的态势，这也是奚冈行草书的重要特征之一。乾隆五十九年（四十九岁）时所作《花卉图册》之题记，从容潇洒，自有一种风流高逸的态度。
奚冈印款中的行草书边款也是颇富特色的。早期的行草边款代表作有《十二桥南烟舍》，此印约作于二十六岁之前，款文银钩铁画，捺笔锋颖微露，典丽儒雅。中后期的行草边款更加随心所欲，可以看出是不经事先书写而信手为之。正因为不需傍依，往往随笔画走势单刀冲刻，偶尔也辅以双刀，用刀的角度呈现出一种无规律的随性状态。又因为是以刀代笔，笔画线条远不及直接书写精准和灵动，却呈现出一种不计工拙的自然畅快之感和率尔操觚的疏离逸致。《铁香邱学敏印》《凤雏山民》的边款，都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潇洒真率的况味与丁敬的行书款非常相近，我们可将之与丁敬《寂善之印》《蕅厓道人》两面印边款进行类比。
奚冈 “十二桥南烟舍”印边款
奚冈 “凤雏山民”印边款
丁敬 “寂善之印”边款
奚冈的楷书作品流传较少，其小楷作品如《宣示表》扇面带有拙意而未必十分精到，可能是作于早年，明显可以看出受到被奉为经典的锺王小楷与后来王宠的影响。其成熟期的楷书面貌则如《摹古山水册题记》，笔调轻松，明快舒展，行笔提按强烈，爽峻苍健。追溯渊源，既带有褚遂良、欧阳询的意味，在面貌上则更加接近奚冈所推崇的倪瓒。倪瓒隐逸高士的人格精神对奚冈有重要的影响，在艺术上，倪瓒的绘画、书法、诗歌也都是奚冈着力追摹的对象。倪瓒的书法是元末隐士书法的代表，有一种“逸笔草草”，书写胸中逸气的况味，奚冈的此类楷书近之，楷中带行，书风挺拔清婉、遒劲妍润，但笔画秾茂，法度略严。与“西泠八家”中其余诸位相比，奚冈印章的楷书边款所占的比例是最少的，而且最大特征是带有行书笔意，笔画时见牵丝连带。早期楷书款多用双刀刻成，如二十四岁时《汪氏书印》款，以双刀法信手冲刻，带有稚拙之趣味，二十五岁时所刻《髯》印款文已经非常雅致。
奚冈 摹古山水册题记
在分析奚冈的边款艺术时，尚需注意其边款的代刀问题。这部分代刀的边款均为楷书，字体秀雅，与奚冈带有行书笔意的楷书款有很大的分别。《姚氏修白》《嗣懋》对印的边款和《接山》的边款，都非奚冈所作，从秀美的风格上看，应该是陈豫钟所为。[13]陈豫钟曾云：“制印署款……余少乏师承，用书字法意造一二字，久之，腕渐熟。虽多，亦稳妥。索篆者，必兼索之，为能别开一径。铁生词丈尤极称之。”（《希濂之印》款）奚冈非常欣赏陈豫钟的印章边款，又与陈豫钟过往频密，关系介于师友之间，晚年精力、目力衰减，不堪刻小字而由陈豫钟代刀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奚冈五十岁时所刻《师竹斋》边款，与奚冈款字差别明显，当系他人代刀。
奚冈 “师竹斋”印边款
奚冈的书法和印款一脉相承，同源异流，皆是奚冈的天赋情怀、审美趣味在不同创作形式中的体现。柔翰与铁笔，一是纸笔的厮磨，一是铁石的碰撞，却在奚冈的艺术世界里达到了高度契合。尤其是奚冈印款多样而丰富的艺术面貌和创作手法，不仅为“西泠八家”中其他人所不及，甚至在整个清代篆刻史上也罕有企及者，这种在印章边款上尝试与开拓的意识，对于清代文人篆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作者系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学前教育分院艺术系讲师）
注释：
[1] 胡敬《先友记》，清道光刊本。
[2] 同[1]。
[3] 屠倬《题西梅追摹奚丈铁生遗影题后》，《是程堂二集》卷三，清道光元年潜园刊本。
[4] 谢堃《书画见闻录》，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本。
[5] 沈野《印谈》，见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第62页。
[6]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7] 《孔羡碑》又名《鲁孔子庙碑》，黄初元年（220）立，原立山东曲阜孔庙东庑。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之气。”此拓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有奚冈长跋。
[8] 可参考拙文《黄易的生平与金石学贡献》，《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10年。
[9] 《李翕碑》即《西狭颂》，又称《会安西表》，摩崖石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栈道中，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立。杨守敬《平碑记》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保重。”
[10] 《张迁碑》，原名《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中平三年（186）立于山东东平。书法以方整著称，运笔朴拙，骨力雄健。杨守敬《平碑记》云：“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
[11] 《受禅表》，三国魏黄初元年（220）立，位于河南临颍繁城镇曹魏故城汉献帝庙遗址。杨守敬《学书迩言》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
[12] 奚冈非常欣赏《受禅表》等汉魏碑刻，嘉庆元年（1796）陈鸿寿携《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拓片过冬花庵，奚冈为题跋：“秬香先生所藏《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曾闻小松言其精美，恨未得见。一日曼生过余冬花庵，携二册，启视之，即是碑也。展对数四，以谓晋去魏不远，故其笔法全似《受禅》诸碑，高古峻拔，洵希见之佳拓。”
[13] 后见丁仁《西泠八家印选》“接山”印按语：“‘接山’印款为陈秋堂代刻。余见旧印谱中甚多，所藏亦有三印也。”正印证了笔者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