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面释里，郑板桥的平民主义
如何对专家教授笔下的郑板桥和下里巴人口中的郑板桥进行整合，也就是如何从郑板桥的多面形象中，整合并找到一个令大家都愉快接受的郑板桥，这就涉及艺术现象和艺术本质的个案讨论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郑板桥的艺术魅力、人格魅力的本源呢？话分两头说，一是郑板桥业绩中的平民主义，一是贯穿于郑板桥生活、艺术中的禅宗思想。
所谓平民主义，简单地说就是郑板桥在山东做官时的种种表现的内在基因。如关心民瘼，为民请命，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即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郑板桥的这种思想大致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孟子“四端说”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平民主义思想；第二源头应来自宋代张载《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郑板桥为什么能接受并身体力行实践孟子、张载的平民主义思想？这和他的身世和成长环境相关。
郑板桥虽说出生在书香门第，但父亲仅是个廪生，是个乡下的穷教书先生，家境贫寒。四岁时生母去世，赖乳母费氏抚育长大。费氏勤劳善良，刚毅朴质。她不嫌郑家穷，敢于担当，先人后己，有了吃的，自己不吃，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吃，先给板桥吃，因此，郑板桥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爱，什么是关怀。费母的美好品质从小就烙印在他的心上，构成他的品德和人格基质。当板桥取得功名，过上好日子，他仍然写道：“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人的禀性发端于襁褓之中和幼年，一旦生成，就结壳，终生难变。这就是所谓“青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道理。所以说板桥的平民主义思想既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也是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从这点看，郑板桥在山东的各种表现便带有必然性，不足为怪。这也是郑板桥正大气象、守正创新的原因之一。
下面简要地讨论郑板桥和禅宗问题。
郑板桥和佛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郑板桥的艺术人生中起着什么样的微妙作用？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见到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至少我本人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这是近三十年来郑板桥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在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日，板桥到一寺院闲逛，走到上堂为方丈发现。方丈见其衣着虽平平但气度不凡，于是对小和尚说：“看茶。”然板桥无所反应，不答理人，只看墙上的字画，方丈没底了，于是改口说：“上茶。”板桥转身问道：“这字画如何？”方丈说：“那还用说嘛，是大名鼎鼎郑板桥的。”板桥笑道：“我就是板桥。”方丈大跌眼镜，于是连忙袖拂上座，大声喝道：“上好茶！”此故事虽是说笑，却反映了郑板桥与和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如果带着目的去翻《郑板桥集》，仅从目录就可以发现录有大量写给“和尚”“上人”的诗文，据我粗粗浏览，显在的和潜在的给和尚或给寺院的诗文达三分之一。
郑板桥《家书·焦山读书寄四弟墨》云：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5]
这是郑板桥在拉偏架，帮和尚说话，足以表明郑板桥在儒佛之争中的态度。郑板桥与和尚的交游极广，就扬州而言，几乎和扬州八大寺院的和尚都有交往。如与天宁寺的侣松、拙樵、文思等都有诗文交往。而郑板桥最出名的《润格》就是写给天宁寺的拙樵的。郑板桥最困难之际以及命运转折的重大关口都和寺院、和尚有关。如早年闯荡郡城扬州，衣食无助，是和尚帮了忙，郑有“寄食山僧庙，补衣妓女家”之说（《落拓》）。在考举人之前，寄食天宁寺准备功课，并在此际完成手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在考进士之前则躲进焦山定慧寺刻苦攻读。在山东罢官后回到扬州，一时无居所，就寄居在文思和尚的弹指阁。由此可见，郑板桥与和尚、寺院渊源极深。那么，郑板桥与和尚品茗论道，坐地参禅，到底说些什么，又怎样影响了郑板桥的人生和艺术呢？从郑板桥的诗文集中不易看出，且郑的集子是经过删节和铲版的。再说，说禅论佛亦很复杂，因为佛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且宗派林立，其修道的方式也大相径庭。郑板桥是属于哪一时期、哪一宗派？这是难题。其实郑是一个“嫌人畏我真”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郑板桥的书画用印极多，从中可勾勒出他的一生。在众多的用印中有几方表达了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直心道场”“吃饭穿衣”（见拙编《扬州八怪书法印章选》，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直心道场
吃饭穿衣
“直心道场”语出《坛经》：“一行三昧，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净名经》：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6]“直心”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诸家注本没有说清楚。慧能接着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于一切法中，无有执着，即一行三昧。”“无有执着”即破除“我执”“法执”，在破除“二执”之际之心，即是慧能所说的无念、无相、无住的平直的顿悟之心。有了这个心，就是顿悟，就是明心见性——觉。有了这个“觉”就无念、无相、无住立地成佛。这种“觉”，不分时间、地点，行住坐卧皆可，这就是禅宗的“平常心”。
《五灯会元》卷三《大珠禅师慧海》中有这样的对话：“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和尚（慧海）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7]《五灯会元》卷三《马祖道一禅师》云：“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8]这就是板桥“吃饭穿衣”的来历。
综上所说可知，郑板桥坐地参禅的是禅宗。禅宗修炼方式于道外看来不可思议。如众所皆知的南岳怀让以磨砖为镜点化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用打嘴巴的方式超度黄檗希运。一日百丈问：“什么处来？”黄檗答：“大雄山下采菌来。”百丈又问：“还见大虫么？”黄檗摆出大虫的姿态。百丈做持斧状，黄檗上去就给百丈一个嘴巴。打了老师嘴巴后，黄檗顿然醒悟，便得正果。黄檗之传人后开一花五叶之中时间最长、声势强、影响最大的临济宗，[9]而郑板桥的政治生活、文艺思想中就存有这种禅宗思想的一脉，成为郑板桥世界观的一部分，它和郑板桥固有的儒家平民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郑板桥“儒面释里”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禅宗的超度方式，就道外说，简直就是后现代的“恶搞”。禅宗的“无念、无相、无住”，与康德的“无概念、无功利、无目的自由欣赏”有异曲同工之处。禅宗以亦庄亦谐，似狂似颠，饱含隐喻、转喻、象征、抽象的黑色幽默的方式论禅修道，本身就意味着颠覆传统，打倒权威，个性解放，追求“本性”（自我）。禅宗的出现颠覆了印度佛教的宗旨，以“平常心是道”“天天好日子”直见本心，把佛教的“出世”拉回现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10]禅宗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很快升华到美学层面。自宋朝以后，中国的文风为之一变，于是出现了苏轼、米芾、李贽、徐青藤、八大、石涛、曹雪芹、吴敬梓以及“亦狂亦侠亦温文”的龚自珍等极具禅宗意蕴的文艺家、思想家，使他们有了“登堂入室似孔孟，退处江湖类济颠”的多面形象。而“扬州画派”即是其中一个艺术群体，而“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郑板桥又是这个艺术群体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