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近代以来，学人大多笼统地将清代碑学书风的复兴归因于乾、嘉朴学，尤其是其分支的金石学流行。然而，通过清初—乾嘉—清末三个时期书法审美趣味历程的梳理，我们发现，金石学流行仅仅作为清代碑学书风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远非充分条件；明代帖学书风的柔靡没落倒逼书家返古求新，更加要求书家主动诉诸金石学养分。在此过程中，清人对汉隶的重视与深入研习，使得对汉隶之美的接受，逐渐从帖学的流美宕逸中释放出来，愈加趋于古拙、质朴和沉厚。在帖学经典取法、主观趣味选择、执笔运笔方法以及书写工具材料的改革等许多方面，汉隶都起到了对帖学书风的重构作用。也正是因为清人对汉隶丰富而深刻的临学，使得书风演变和字体沿革获得了某种学理逻辑上的统一，这对于民国以至现代书法创作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注释：
[1] 徐用锡《字学札记》，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15页。
[2] 王澍《论书剩语》，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08页。
[3] 梁巘《评书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78页。
[4] 朱履贞《书学捷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06页。
[5] 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89页。
[6][7]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十二《跋董文敏论书帖》，清李彦章校刻本。
[8]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四《述书》，《钦定四库全书》本。
[9] 傅山《霜红龛书论》，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10] 参见薛龙春《郑簠隶书与清代碑学观念之演进》，《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
[11] 《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第1063页。
[12] 《宣和书谱》卷二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安世凤《墨林快事》卷二“孝成庙器”条，清抄本。
[14]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同[4]，第612、607、608页。
[16]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重刻隶韵序》，清李彦章校刻本。
[17] 翁方纲《复初斋外集》文卷第二《与程瑶田论方君任隶八分辨》，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18] 钱泳《书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17页。
[19] 包世臣《历下笔谈》，《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50页。
[20] 刘熙载《艺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83页。
[2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56、759页。
[22]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靠和集中，只选取最核心的代表书家，部分影响较大却罕作隶书的书家如包世臣、康有为等则未录入。另外，表中书家一生临摹取法丰富繁杂，这里通过文献与存世临作相互参照，确定对书家风格有决定性影响的碑帖，这样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分析的便捷有效。
[23] 关于邓石如行书取法，后人很少述及。此处提出师法杨凝式，语见《完白山人传》：“（钱鲁斯）及见山人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清道光安吴四种本。
[24] 同[21]，第796、797页。
[25] 沈曾植《海日楼书论》，崔尔平选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9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