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兼诸体：分隶概念考订中呈现的汉隶风格观
清初以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人为代表的经学家“尽弃宋诠，独标汉帜”，金石学渐行，这在客观上保证了两汉遗迹的正统地位和研究价值。至乾、嘉，古文经学成为治学之大宗，阐释经史必由考释文字，因此解决篆籀、隶书、八分、真楷诸种书体的变迁显然是研究“汉学”绕不开的一个问题。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从清初开始，学者一直都喜欢围绕“隶”“汉隶”“八分”以及“楷隶”等概念来讨论是非。关于“隶”和“八分”的讨论，不仅在于厘清一个简单的文字学概念，它对于书法风格——尤其是笔法以及与笔法密切相关的美学趣味同样有着深刻的关联。
关于隶书与八分的源头概念主要沿袭自《晋书·卫恒传》，其涉隶书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涉八分书云：“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11]由此可见：1.隶书是篆书形体的简便化；2.当时所谓的“楷法”只不过是王次仲所作隶书的范例，与后世“楷书”不同；3.八分在次仲隶书的基础上由毛弘创；4.八分不仅是简单的“篆之捷”，而且用于相当正式的“教于秘书”。
到了唐代，除了严谨者如张怀瓘等人仍将隶和八分的概念作明确区分，实际上很多书家认为八分书在形貌上截然不同于篆书，由此，基于篆意的“汉隶”与正式的“八分”容易被归入同一阵营。这样，自北宋开始，欧阳修（1007—1072）这样的金石大家也难免将隶与八分的概念混同起来。《宣和书谱》之《八分书叙论》也辨之不详，仅说“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者”[12]。洪适（1117—1184）《隶释》则认为八分和隶书“其学中绝，不可分别”。元人吾丘衍（1272—1311）强调隶书特征为“折刀头”的方劲古拙，这就忽略了早期西汉隶书篆籀笔意，即便对东汉成熟的八分书风格类型的把握也是偏颇的。至明代，八分就正式变成了隶书，如天启年间的《墨林快事》不仅将两个概念混用，而且详述了混同的理由和推测心理，故详录如下：
此器造于建平三年，而铭字已作八分伎俩。盖大隶出于秦，后厌繁复，旋减去二。本是在汉初已有此法，而汉儒谨恪，习之者少，惟此铭只以记斤重年月人名，此正所云施之徒隶，以趋省捷者，宜其用此书也。及东京人乐其简便，习以成风，而中遂有精妙可法者，因之通行耳。此字果尚成存篆法，乃隶变之未尽，非又入篆法，二分明矣。及后篆法变已尽，何复有重入者，此篆隶为分之关，悟此过半矣。[13]
清初顾炎武（1613—1682）在《金石文字记》中，将西汉末年《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定为“八分书”[14]，显示如下问题：其一，此“八分”定名与《晋书·卫恒传》记载的东汉时代不合；其二，《五凤刻石》保留有极浓的篆书遗意，是典型的“篆之捷”的隶书；其三，顾氏对西汉刻石与东汉末年如《孔宙碑》等不作区别，通称为“八分”而不言“隶”。可见他已经开始对“隶”这一书体概念产生了怀疑，而试图以“八分”代之，然而却未详辨八分书的由来和特征。
关于隶与八分概念的论述至多，以上作简要回顾，旨在说明，直到清初，关于汉隶一体，学者大多尚停留在字体形态识别的层面。然而到了乾、嘉时期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尤其是精于隶法的学者，大多强调汉隶以及汉代的八分书，与篆书笔法有接续相通之处，成为一种美学上“高古”趣味的表征，从而区别于元明时期崇尚的“古雅”。那么，乾、嘉以后的书家，具体是怎样阐释“汉隶”的呢？
在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的《书学捷要》中，朱履贞（生卒年不详，约嘉庆前后）开始对隶书概念作比较明确的界定：
隶始于秦篆之省笔也，既趋简易，巧丽日生，流而为真书，歧而为楷法。楷法者，八分也。以真为隶者，六朝、唐人也；以隶称楷法、八分者，后世之讹也。
分书乃变古隶而为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笔，笔锋中出，藏锋敛锷，惟用波撇以伸之……诀曰：方劲古折，斩钉截铁。然笔画须俯仰起伏，参以篆意。
朱氏这里的意思是，六朝和唐人，将八分书和楷书视作篆法之简省（即“隶”），但是“后世”却另作一“隶”的指称，这样，楷书和八分被孤立地视为“隶”，也就截断了楷书、八分与篆籀源头的笔法关联了。朱氏在这里提出了“古隶”，即从篆书系统脱出的早期隶书，进而演变为“八分”，形态虽有新变，然而根本的笔法仍旧保留篆书用笔。也就是说，字体虽演变，却须在用笔上延续高古的“篆意”。他尤其推崇汉隶：“汉人八分书，笔锋中出，包括篆隶，极古峭劲拔之致，当知其用笔之意。”[15]表面上他对篆、隶、八分、楷法等书体演变脉络进行了符合历史的梳理，实际上则是借此提出了审视用笔的美学新标准。
翁方纲在《重刻隶韵序》中说：“学者幼习正楷，其能者或喜涉隶以通于篆，此正路也……至篆变为隶，隶由汉始，而汉人作隶书已有随手之变。”[16]“隶者，通词也，对大小篆而言，则汉人八分即谓之隶。对汉人八分而言，则晋唐锺王以下正楷又谓之隶。隶无定名也。八分可谓之隶，而隶不可概目为八分也。篆之初变隶也，有横直而无波势，此古隶，及其为汉人八分则分隶也，及其为正楷书则楷隶也。皆可名曰隶。”[17]检唐人文献，翁氏对“隶”字解释可谓确当。钱泳（1759—1844）认为隶书秦时已有，这也是承认有“古隶”存在。他进一步指出：“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称一体，又谓之汉隶……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而锺繇在此基础上，“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勾趯，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此后行草盛行，以致“隶学自掩”。由此隶书史学溯源，钱氏批评唐楷说：“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18]到这里，关于隶书笔法与高古意趣，乾、嘉人已将之彻底揭示出来。更有影响的是，整个北朝的碑版之书，都是循着“篆—隶—八分—真楷”这一路径下来，史实俱在。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则更加详尽地梳理还原出北派碑榜之书一路的谱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派翰牍之书一家独大的局面，为清末全面复兴篆隶北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由于篆隶笔法直接决定了八分隶和魏晋真书的内质，逻辑上也必然决定行草书的笔法。
在阮元“商榷古今，步趋流派”的论述基础上，嘉、道年间的包世臣，突破了比较单纯的字体史学考察，而明确将汉隶追溯为一种美学趣味的根源。通过对大篆、小篆、隶、分、真这五体脉络梳理后，他得出结论：“故隶真虽为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19]此后，随即对历代碑帖法书作了合乎碑学趣味的美学品鉴。由于美学趣味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用于表现的笔法、墨法以及布白等技法语言也就不得不加以重新探讨。包世臣在其书论中，全面总结和贯通了当时诸多书家的学习心得，在“气满”说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五指执笔法、提肘发力法、逆入平出法、笔毫平铺法、笔实墨沉法、“中线”“双钩”法等等，尽管有具体的争议，但无疑大大拓展了元、明以来法帖系统的书法技法系统。而对汉隶八分的史学梳理，则是发挥这些美学理论和技法总结的关键支点，这也解释了何以此际会诞生像邓石如（1743—1805）这样开一代新风的隶书大家。在清初以帖观隶的新见上，朱履贞、翁方纲、阮元和包世臣等人的书论，为中国书法的美学内涵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没有他们的理论引导，就不可能有清末、民国碑学书风的巨大成就。因此，乾、嘉时期学者和书家们对隶书概念的史学考察和美学申发，可视为后世对汉隶理解的第二个关键阶段。
邓石如 隶书七言诗轴 135×62.6cm 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