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编刻小考——以潘祖荫、吴大澂往来书札为主
□ 李军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墉，小字凤笙，号郑盦。苏州吴县人，出生于京师米市胡同。自幼备受祖父辈宠爱，为之延请名师启蒙课读，先后受业于王嘉福、陆增祥、钱世铭、吴增儒、陈庆镛等学者。咸丰二年（1852），潘氏以探花及第。咸丰四年（1854）四月，祖父潘世恩卒于京邸，潘祖荫蒙恩以翰林院侍读候补，此后屡膺恩赏，历任工、刑、礼、兵、户五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清史稿》称“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1]作为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其金石学方面的代表作即《攀古楼彝器款识》。容庚在《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中，对此书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此书第一册所收钟四器，鼎六器，彝三器，卣九器，敦二器，簠、盉、鬲、盘、甗、斧各一器；第二册所收镈一器，鼎一器，卣三器，壶三器，爵六器，敦四器，彝、甗各一器，共五十器。不署器名，不分商、周，不作释文，不记大小尺寸。前有目录，潘氏自序……由赵之谦篆书书名，吴大澂绘图、摹款，王懿荣楷书，张之洞、周悦让、王懿荣、吴大澂、胡义赞和潘氏各为考证。雕刻很精，无一伪器，可以说是善本。[2]
潘祖荫身居高位，公务繁巨，故其访古传古、编刻书籍等事务，多委之于门下诸弟子，吴大澂就是其中之一。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愙斋。苏州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官至湖南巡抚。著有《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等。同光之际，吴大澂在京任职数年，曾与王懿荣一同协助潘祖荫编刻《攀古楼彝器款识》和《沙南侯获刻石释文》等书。兹以潘祖荫、吴大澂往来书札为主，对《款识》一书编纂的过程略作考订。
《攀古楼彝器款识》编刻的时间，据潘祖荫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三日书前自序，一般认为，潘氏拟刻此书必在作序之前。但从潘氏为《古泉丛话》事与吴大澂通信中，可知其决定将《款识》编刻一事付诸实施，约在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刊刻《古泉丛话》同时。[3]潘氏在《款识》自序中称：
相与商榷者，莱阳周孟伯、南皮张孝达、福山王正孺、吴县吴清卿，图状释文，先成此集，后有所得，随时附焉。计今日所有，止数十器，诚不可谓多。[4]
从“数十器”及“后有所得，随时附焉”等语可知，《款识》收录古器之数量，潘氏此时尚未统计，全书分卷几何，亦未定。可见潘祖荫作序时，《款识》一书似尚未成形。此书的编纂体例，从潘氏自序中“图状释文”语，可知已确定沿用传统图、说相结合的方式。
《攀古楼彝器款识》内封
今本《款识》二册，收器五十件，其中附考释者有二十四件，不及二分之一，图、说比例，明显失衡。古书刊刻，绘图较之文字，写样更费时力，而摹绘器形、款识本身，更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须请专人担任。潘祖荫自序中开列的商榷者中，惟有吴大澂精于此道。潘氏对吴氏书法摹绘之精绝，早有论定，在此之前就已约请吴大澂为其摹绘古器图款：
摹本精妙，从古无此好手，将来必须刻之。鄙意宜先摹文多者耳。敬缴，不敢久留也。[5]
潘祖荫拟编刻《款识》之初，本来有意让吴大澂将绘图、写样等事一并包办。由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后吴氏参与直隶赈灾事务，潘氏乃请其专任绘图之事，诸家考释及潘氏按语，改请王懿荣写样。不料吴大澂办赈以后，异常忙碌，连《古泉丛话》一书，也是在潘祖荫再三催促下，于同年十一月写样完毕，付梓问世。[6]潘氏在催促写刻《丛话》同时，不忘与吴大澂说定《款识》一事：
摹刻款识及图，吾弟既肯俯任其事，固妙矣。但明年执事必有试差、学差，谁肯继其役耶。则《古泉丛话》复不得不急力此矣。《丛话》板样既如此，《款识图说》板样亦不得不然，以归“金石丛书”之一例，以为如何。[7]
潘祖荫深知吴大澂办事才能，也曾密荐其才堪大用，因身参枢机，消息灵通，料知吴大澂数年内必定会放任外官，故先约定刻完《古泉丛话》，接刻《攀古楼彝器款识》。《丛话》刊刻将竣，潘氏又重申前说，与吴氏函商：
若蒙画形，当自钟始（《丛话》毕后，再为之如何）。以次递及，且亦由难而易也。怀鼎断难成，否则天下事皆如盘，亦太易矣，且非宜也。[8]
潘祖荫因吴大澂迟迟不能践诺，曾对吴氏旁敲侧击。潘氏在致王懿荣函中也言及：
“齐镈”，荫所释与诸家所释多同云云，亦并删之，以归简易。张、吴二家说，何日可改成，亦示知。清卿忙极，弟今乃知翰林之忙也，从前不知若何耳。以博一笑。[9]
吴大澂听闻潘氏类似之语，恐不止一次，曾在致王懿荣函中加以申辩：
司农公昨发一论，恐兄无暇绘彝器图耳，非真有所虑也。兄生平不轻许人，既许则不复顾虑，况本无可虑耶。[10]
潘祖荫以画器“当自钟始”为言，似与《款识》第一册之以钟、鼎、彝、卣、敦、簠、盉、鬲、盘、甗、斧为序相合。但从此后潘氏致吴大澂各函知，实际绘图摹款，并未照此次序。潘氏送至吴寓的原器或拓本，颇为随意。如将冠首之钟与殿后的斧戈一同送去，其函云：
钟二、斧二拓本呈上，即恳描钟字付下，钟形即将旧本翻刻，不须重绘也。[11]
可见潘氏力求简易，旧有钩本者，多仍其旧，不再重绘。吴大澂绘钟毕，潘祖荫乃促其绘斧，云“钟若成，明日吾弟便中为办斧弋，午后必当有事奉烦耳”[12]。吴大澂绘图同时，王懿荣则受命董理相关考释文字并写样。一件器物的图、说摹写完毕，即交刻工上版雕刻。潘祖荫曾因吴大澂漏摹款识，嘱其补入：
《图说》刻成四张，一张望为补款识，即季悆鼎也。[13]
按《图说》即《款识图说》之简称，潘祖荫在刻《古泉丛话》时，就谈及欲将其与他书汇编为金石丛书，当时即称此书为《款识图说》。由此可知，最初书名作《攀古楼彝器款识图说》，书刻成后，乃循薛、阮诸家之先例，名之曰《攀古楼彝器款识》。其实，此书的体例为一器一图，图又分全角及款识，其后再附考释之语，图、说相辅而行，书名虽撤去“图说”二字，实际仍是图说之体制。
《攀古楼彝器款识》之季良簠
“季悆鼎”在《款识》第一册中位居第九，潘祖荫函中明言“刻成四张”，然则不仅绘图、写样未按事先所拟顺序进行，即刻工雕版也未按序操作。为缩短成书周期，吴氏一边绘古器图，王懿荣一边改定、誊录考释，再将样稿交付刻工。由于样稿随到随刻，“季悆鼎”一稿交付稍早，故出现在前四版之中。各器刊刻的顺序，取决于潘祖荫交绘古器的顺序。据此度之，《款识》每册之前的目录，是最后补刻而成。至于每版版心的页码，也是最后重新排定后确定，否则反复挖改，徒增烦扰，势所不取。
《款识》一书中每器之考释，通常先列周悦让、张之洞、胡义赞、王懿荣、吴大澂诸家之说，最后由潘祖荫略加按断之语。其中周悦让、张之洞二人所作考释较多，在附有考释的二十四器中，经张氏考订者计二十一器，周氏考订者计十三器。尽管钩摹器形、款识均出吴氏之手，对各器也曾逐一考鉴，现吴氏考释仅见于第二册首之“齐镈”，其余各器未见其按语。究其原因，似与吴氏立论谨慎，加以之公私事务繁忙有关。《古泉丛话》刻竣，已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此后吴大澂忙于赈灾募捐事。潘祖荫仍时时以绘图事相促，且另有他事托办，吴氏曾致函王懿荣诉苦：
今日为司农绘图，昨晚送去数叶，今早又来索图。此岂顷刻可成，如再迫促，只得告假矣。[14]
在潘祖荫的安排催促下，经吴大澂、王懿荣通力合作，《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一册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刻成。潘祖荫检点之下，发现仍有遗漏，又致函吴氏，命其补绘古器图：
第一册《款识》刻已成，“季良簠”说已刻，而忘却图之，特缺一页。吾弟日内有暇，先为此图否？即示知，以便送上也。[15]
从潘氏函所述，可知当日吴大澂、王懿荣分任图、说二事，并异步进行，而是分别将各自样稿缴付潘祖荫，再由潘氏将图、说交刻工上版。图、说分别着手一事，从《款识》印本本身看，其图、说皆不相连属，如第一册最后一器“郘大叔斧”，图凡二页，末半页完全留白，说从另页开刻。《款识》第二册首器“齐镈”，图凡四页，第四页仅刻三字，一行未满，余皆留白，说亦另页开刻。此为一证。上函中“季良簠”图虽缺而说已刻，补刻图而版式无丝毫改易，亦可为证。
观潘祖荫书札所言，《款识》第一册约刻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三四月间。此后，潘祖荫急于接刻《款识》第二册，曾屡次致函吴大澂，嘱其撰写“齐镈”考释，其函云：
镈释，香涛说已来，惟短吾弟说，暇望为之。出月放差，便不暇为。痢故不能会客，稍愈当奉闻，再请移玉耳。[16]
吴大澂因有考放外差一事，故婉商稍迟再作考释。潘祖荫得覆之后，便请考差完毕即办此事：
来示读悉。镈，恳为兄释一篇。各释其释，可并存，以俟后人采择。此器不可无吾弟文耳。至作图，请俟考差后即办为妙。[17]
同年四五月间，吴大澂与张之洞一齐参加保和殿考差。试事甫毕，潘祖荫即急函致吴大澂，请其补作考释并绘器图：
《攀古楼彝器款识》之季悆鼎
试事得意乎。贺贺。“齐镈”诸家考释尽在香涛处，油素摹本在廉生处，可取观也。过十五，何日得暇为作图也。石查剔出三字，一字略剔坏。[18]
“齐镈”全角图，乞照此图之，其一面以楷书书其全角缩本行款、款识，何如？[19]
潘氏再三相托，吴大澂实难再拒，乃撰考释，缴呈潘祖荫审定。潘氏在将诸家之说交王懿荣写样之前，又致函吴氏，询问他对考释是否有所改动，其函云：
前释是否应有改定之处，祈示及。日前想已与香涛、廉生面商矣。簠，便中为绘之。[20]
从最后提及补绘簠图一事看，《款识》第一册初告竣事之后，潘氏即马不停蹄地组织续刻第二册。是年（1873）五月考差，张之洞得放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吴大澂则未能获选，心中不免怏怏。潘祖荫知吴氏此时必有闲暇，正可办理《款识》事，故好言劝慰，嘱其绘齐镈图：
“齐镈”能否拨冗为绘之。其释文作楷书，或较易也。……下次差必得，则无暇矣。[21]
轺车之行暂迟，避却伏雨阑风，亦良得。兄又患痢疾，日不过十余次，大觉精神委顿。屋漏床下，到处皆郁蒸之气，与病体尤不相宜耳。尚有十余图，三卣七爵，有暇绘图否。[22]
同治十二年（1873）夏，张之洞将赴四川上任，吴大澂以至交好友，频频往视之。不久，吴氏也接到陕甘学政之命，他本人自然满心欢喜。潘氏闻讯之下，于致吴氏函中不免慨叹：
孝达处帮忙事已完否？计日星轺，图亦画不来矣。[23]
吴大澂一旦离京，便无人能为《款识》钩绘器形，虽有王懿荣缮写诸家考释，却不能图、说相辅而成书。《款识》第二册之刻成，必然遥遥无期。以潘祖荫的处事风格，凡事总求速成，故在吴氏上路之前，仍不免以绘图事相试探：
昨恳附寄家书，想已见之。明日乞早临为荷。轺车之前，尚有数器，有暇绘否？先此奉询，若无暇，则三年后再说也。[24]
潘氏虽云“若无暇则三年后再说”，实际却仍不能片刻置之，遂即致函吴氏云：
南中竹报来否，均初何如？颇念之。连日用功若何？有一彝欲作图，若有暇当奉上，余者无所见闻，殊闷闷耳。清卿仁弟轺安，荫顿首。[25]
从潘氏用“轺安”一词，可知吴大澂已整装待发，时已无暇绘图。
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吴大澂考差，至八月外放。从潘祖荫在此期间催促绘图、撰考各札看，吴氏在此三月之内，未能完成《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二册所收二十件古器的绘图工作。自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至光绪二年（1876）冬月，吴大澂在陕甘学政任上。潘祖荫千里致函，索取拓本，并在信中附入自藏古器拓本，嘱吴氏得暇为之绘图。但是，《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第二册二十种的写刻，延至吴氏三年学政任满后才完成。
光绪三年（1877）四月，吴大澂假满进京复命。九月，经李鸿章保举，奉命办理山西赈务。在此期间，曾在京停留数月。潘祖荫期待数载，终于如愿，请吴大澂将《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二册未竟各图续绘完毕。功成之后，潘氏对吴大澂绘图，颇有赞语：
《攀古》图绘之工，岂他人能及，况名臣手笔，不但将来佳话，时下二师何足语此，即李伯时犹逊数筹也。释文无有，与廉生无涉，但兄以卅种为一册，计尚少十种耳。[26]
由此可知，潘氏编刻《攀古楼彝器款识》初无定制，所以未编卷次，只称第几册。每册例收器三十种。全书以得器多少为准，器多则多刻，少则少刻。《款识》今传于世者仅二册，第二册仅收器二十种，似非完书。潘祖荫所藏“盂鼎”“克鼎”等著名重器，因入滂喜斋稍晚，吴大澂任外官后，不能及时绘图，故未收入《攀古楼彝器款识》。
综上所述，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之前，潘祖荫即拟编纂《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但延至同年十一月才付诸实施。《款识》的编纂，沿用传统图、说相辅的体例，而以图为主体。因担任绘图的吴大澂忙于赈灾事务，编纂进度受到影响。在潘祖荫一再催促下，《款识》第一册于同治十二年（1873）春完工，吴氏随即改任外官。《款识》第二册，直至光绪三年（1877）四月吴大澂回京后，始完成二十种，此后仍因无人绘图而中辍。《款识》之编刻，并无一定顺序，主要以潘祖荫交器、吴大澂绘图之先后为序。从图、说另页分刻及补刻图、款等情况可知，此书版心页码、书前目录，均在正文刻竣后才编定补刻，故写刻虽有先后，印本仍整齐划一。以上细节，反映了清末金石类图书编刊程序的自身特点。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四一。
[2] 曾宪通编《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3]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苏州博物馆藏顾廷龙先生抄件）第98通云“子年适送其抄本《丛话》来，看来刊此大有机缘，可见天下事非缘法不可也。望吾弟速成之，再办《款识》”。《款识》书前牌记为“同治十一年京师滂喜斋刻”，仅记年份，不及日月。
[4]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同光间潘氏刻本。
[5]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302通。
[6] 《古泉丛话》潘祖荫序，同治十一年潘氏刻本。
[7]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24通。
[8]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63通。
[9] 2010年北京泰和嘉成秋拍924号拍品。
[10] 《吴大澄书札》第108通，国家图书馆藏。
[11]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16通。
[12]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13通。
[13]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62通。
[14] 《吴大澄书札》第85通。
[15]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01通。
[16]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70通。
[17]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64通。
[18]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62通。
[19]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63通。
[20]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71通。
[21]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64通。
[22]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11通。
[23]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66通。
[24]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74通。
[25]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278通。
[26] 《潘郑盦致吴愙斋书札》第182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