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旧藏的《雪浪斋铭》拓本不是宋代原刻拓本
目前我所见到的《雪浪斋铭》拓本图版有三种。
第一种是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所载的图版，即翁方纲、刘铨福、吴子重等人旧藏的拓本，内有翁方纲、沈树镛（均初）跋文。翁氏跋文即收录《复初斋文集》卷五的《雪浪石盆铭记》，两者文字稍有差异。翁氏云：“此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去，拓本之存者至为珍矣。虑折叠易损也，故剪开稍依其原石弯环势粘于册，时展玩之而并绘此图于后。他日傥能依原石尺寸仿而刻之，更当详加叙说。”落款“嘉庆元年（1796）岁次丙辰孟秋七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记于墨书楼。”[44]据跋文“虑折叠易损也，故剪开稍依其原石弯环势粘于册”，再核图版中《雪浪斋铭》五十六字的图形，确实是经过加工，翁方纲将已有的拓本，剪裱成十三小段粘于册。后又加自己临本及跋文，附在剪裱拓本之中，即“时展玩之而并绘此图于后”。沈均初册首题“东坡雪浪石盆铭。苏斋藏原刻旧拓本。同治丁卯秋七月重装，时僦居吴门双林里。郑斋记。”其跋文云：“此《雪浪石盆铭》尚是原刻真本。”“近日所传墨拓，皆重刻本矣。”落款“同治八年己巳（1869）夏五月□□□□以是铭整幅真本出示，因附书之”[45]。据此，马成名云：“此东坡《雪浪石盆铭》为原刻原石拓本，罕见。翁方纲、沈树镛考证甚详，石盆原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尚在，嘉庆元年（1796）翁方纲跋时已被磨毁。”[46]其实，这个结论是错的。他把乾隆三十一年赵州刺史李文耀在临城掘得的白色太湖石上刻“雪浪”二字的“后雪浪石”即“片石”，与绍圣元年刻的“前雪浪石”即“盘石”，混为一起。翁氏所语“此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去”，应是明万历三十八年袁中道所见到的重镌铭文，而不是宋代原刻的铭文。据翁氏丁丑（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作《兰卿缩摹雪浪盆铭笺歌》云：“此铭磨去今几年。”则被磨去的时间约在1815年。而翁氏所藏的拓本，实为明代重摹本。后面再作考证。
翁方纲旧藏《雪浪斋铭》拓本
第二种是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所载的图版，云是吴子重藏拓本。拓本内的跋文因字迹太小看不清楚，曾电询刘正成，他说原照片就很小，故跋文内容无法辨认。核对铭文书迹与第一种实属同一石，但属后拓，内许多文字已漶漫，四周已增添石花，是未经过剪裱的拓本。刘正成也认为此拓本是据宋刻石所拓，云：“此石后曾归清翁方纲，他拓出后在帖后作图并作《雪浪石盆铭记》书于内。”[47]这里刘正成误把翁藏拓本当作是翁藏原石所拓。
《雪浪斋铭》拓本
陆和九旧藏《雪浪斋铭》拓本
第三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陆和九旧藏本，见于《北京图书馆所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0册，为清代重书。正如吴式芬考曰：“原刻久为妄人铲去，今所存者乃后人重书。”[48]
对此件拓本，叶廷琯（1792—1868）云：“坡公此铭字清劲秀伟，大似《荔枝碑》笔意，且旧刻已磨灭，弥可宝贵。今定州学有重刻本，虽亦回环刻于盆口，而字体较小于旧刻者半，圆熟亦不类坡书。并疑盆非旧物，然赏鉴家往往误以赝鼎为真也。获观子重藏本，附识之。戊辰（同治七年，1868）季冬吴门叶廷琯时右渠同观并书。”[49]所以，此拓应为第三次的翻刻本。
我认为翁方纲旧藏拓本为明人翻刻本，其理由如下：
查阅翁氏著作，与《雪浪斋铭》拓本相关的文献共七条，涉及到所见拓本共三种：一是黄易（1744—1802，字秋庵）所摹《雪浪斋铭》，为此曾作《黄秋庵摹雪浪石盆铭赞》，曰：“雪浪盆铭今毁失，坡公大楷吾谁质？研池神光霅以帅，庚庚刻画盆口匹。依然老守中山笔，秋庵笑证宝苏室。七百二年辰溯戌，方纲续铭仲夏日。”[50]苏轼原铭文书于绍圣元年（1093），推后七百二年，正好翁氏作此赞乾隆六十年（1795），而翁氏所藏拓本上跋文书于嘉庆元年（1796）。二是石背后有篆“雪浪”二字之拓本。他在《苏文忠雪浪石盆铭拓本》中云：“淋漓气作苍云屯，背两篆如古鼎尊。”[51]“严子结茆拟东屯，临行取别尽一尊。留此拓铭兼拓篆，谓我坐对娱晨昏。”[52]刻有“雪浪”篆字是“后雪浪石”，此拓本为严子所购。三是雪浪石盆铭研。这是翁氏得苏氏《雪浪斋铭》残本缩临刻于研。见《苏斋雪浪石盆铭研》：“我得残缣日瞻拜，古墨为我开烟昏。恰闻盆铭字被毁，伐石夜梦常山村。书生习气癖铭研，苏斋研本依苏门……秋毫不见缩小迹，天然岂有镵凿痕。径摹公像代公说，一卷聊抵万象论。公之斋名即禅偈，铭字非字盆非盆。”[53]所以，在翁氏所见到三种《雪浪斋铭》中，没有宋代刻石原拓本的相关记载。
其次，据马成名讲，2008年佳士得所拍卖的《雪浪石盆铭》拓本整册中，也无比翁氏更早的前人跋文及收藏印鉴。
再次，从与翁氏同时代的友朋所藏的各种拓本，及与翁氏和诗的内容中，也无涉及到宋代原石拓本的内容。
最后，再据都穆在明正德八年所见盆唇边的《雪浪斋铭》“今半已剥落”，证实当时宋刻铭石已自然损坏。而到袁中道万历三十八年所见到的《雪浪斋铭》，“字画未经摹拓，神理甚完”，说明重摹铭石已刻成。
综合上述理由，我认为翁氏所藏的拓本，可能是黄易所摹的底本，即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602—1610）间所重摹的刻石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