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六札合考
□ 刘东芹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文徵明长子，为明代著名书画篆刻家和鉴藏家。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中，收有六封文彭信札[1]，书体以草书为主，内容多涉及书法篆刻创作、书画鉴藏、往来应酬、刻书刻帖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六封信札的考证来钩沉他仕宦与艺术活动中最细微、最真实的末节，这无疑有助于文彭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明代艺术史以及明代文人、印人的研究都有着特别的文献史料意义。
第一札：
恭喜贤夫妇皆已五十，道远不能趋贺，欲作一诗，而疏懒未能就绪，敢以银一星代之，所谓五言诗不中还债，一笑一笑（云履并上）。寄去金鱼四枚，白尾二，黑眼二，皆佳种也，幸亮入。向以素册求作戏墨，须精致为佳，而尤以简笔为尚，使区区易于仿效也。至祝至祝。更欲烦君作花卉四幅：一水仙、梅、山茶；一牡丹、桃花；一葵、榴；一芙蓉、菊花。须酉室有诗者为妙。止用三尺绢稍长些，作四幅，必要设色者，再停数日寄银买绢也。预此申恳。尊夫人诞日，拙荆具粗帕薄仪，并望转达，彭顿首，子朗老弟足下，戊午九月十一日。
此札收信人为朱朗。《明画录》载：“朱朗，字子朗，吴县人，学画于文徵明，乃以写生花卉擅名，鲜妍有致。”[2]詹景凤云：“朱朗与徵仲酷似焉，亦清雅”。[3]此札主要所言之事有二：一为向朱朗夫妇祝寿，文彭夫妇分别送上贺寿礼金及礼品；二为求画。
有关此札的书写时间，《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所附释文定为“戊子九月十一日”，实误。因为倘若时间为“戊子”，则与事实明显不合，考嘉靖戊子为1528年，文彭方三十二岁。从信的内容看，收信人朱朗此时过五十大寿，文彭决无可能在落款时称“子朗老弟足下”。另，文彭此札多为草书，其中“午”的草法“
”易与“子”相混，释者可能据此将“戊午”误读为“戊子”。
文彭信札之一
戊午年当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文彭此年六十二岁，在嘉兴。道光《嘉兴府志·官师》：“嘉兴府训导，文彭，戊午任。”1557年四月初，文彭在北京有致彭年一札，言及将任嘉兴府学一事：“两日前人说是秀水，到开榜日始知嘉兴府学，故尔误书，凡事必待到手方是，所谓前程如漆，岂不信夫？一笑一笑，四月朔日再书，隆池尊兄先生。”[4]文彭写信寄朱朗时为1558年九月，人已在嘉兴，而朱朗常住苏州，故云“道远不能趋贺”。信中所云送朱朗佳种金鱼四枚，和文彭此年写给彭年的另一封信能很好地对应。此信写于1558年端阳后二日，主要内容为书自作近诗与彭年商讨，诗为七绝，计七首，兹录部分：
玉质金鳞锦不如，相依碧藻映清渠。书斋尽日无人到，看尔洋洋乐有余。
文鱼濈濈泳方塘，火齐珊瑚映截肪。移向益池看不厌，此身何必在濠梁。
乞得金鱼样数多，红红白白戏清波。献珠仙女将军印，玉树金花界地罗。
杨妃沈醉锦披头，锦被牙床色更优。鹤顶丹砂朱络索，一时声价遍暇陬。[5]
诗的主要内容正是围绕金鱼所写，其中“乞得金鱼样数多，红红白白戏清波”二句很好地说明了文彭赠金鱼与朱朗的缘由。此二札均书于嘉兴府学任上，可互为佐证。
明人好养金鱼，是很有趣的雅玩现象，这应和明人园居生活与文人雅致有关。张凤翼曾因朋友赠其金鱼而作《濠上刘使君惠金鱼百尾歌》[6]。同样，蓄养金鱼亦是文彭一大爱好，在后面的一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彭晚年曾寓居南京，在居住条件并不舒适的情况下，亦曾在信中向友人胡秋宇求乞金鱼。
目前所见文彭与朱朗交往的最早记录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文徵明在文彭、周天球、彭年及文台（文彭三弟，字允承）的陪同下至宜兴春游，朱朗亦在其列。[7]在此后的岁月里，二人的来往一直密切，即使文彭在丁忧期间（1559—1561），仍谈诗论画，并邀其择日尝河鲀之鲜。[8]
此札中涉及文彭向朱朗求画，朱谋垔《画史会要》载：“朱朗，字子朗，为衡山先生高足，徵仲应酬之作，多出子朗手。”[9]结合这封信来考察，朱朗不仅为文徵明代笔应酬之作，文彭所需应酬之画也是一并请朱朗所作。这种求画并非文人间简单的互赠雅玩，而是规定内容、尺寸、材质乃至题款都明确说明“须酉室有诗者为妙”。这句话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画作完成后须请王穀祥（字禄之，号酉室）题诗；第二，画作直接题上王穀祥名款并配诗为妙。根据王世贞的记载：“王吏部穀祥，长洲人，以失意弃官，数荐不起，天下高之。吏部少写生，渲染有法度，为士林所重。中年绝不肯落笔，凡人间所传者，皆赝本也。”[10]文彭此信书写时间为1558年，此时王穀祥已五十八岁，如果王世贞此语确凿，那文彭此信的内容则有着非常强烈的目的性与功用性，我们不能即以此断定文彭参与了书画造假，因为此时王穀祥尚在世，以文氏家族与王穀祥的关系，请其为朱朗画作题诗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这期间的历史细节应不容小觑，文彭与朱朗之间以绘画为主题的利益互动还是值得关注的。
其实，这种书画请托，经常见于文彭的信件中，比如他还经常求助于文徵明的另一位弟子钱穀[11]，在他写给钱穀的两封信中云：“册叶四幅，烦作浅绛色，画如大痴、叔明笔法可也。须今日为我动手，有急用，故耳切切。彭再拜，叔宝老弟。”[12]“三扇求妙笔，须今日动手为妙，欲作人事也，至恳至恳。其繁简但凭尊裁，彭白事，叔宝老弟足下。”[13]
我们注意到文彭每次求画，对画题均有明确要求，时间多很急迫。在这些类似于命题创作的预定画作中，有着浓厚的商品意识和应酬上的功用味道。[14]
第二札：
别来许久，每询动静，知常卧病，岂享清福太过耶？瓦炉竹榻，沙壶建盏，明窗净几，门无俗客，仆梦寐中未尝不在此二小室也。一行作吏，此事尽废，诚非虚语，如何如何？虚室雅谑，少室博古，时时往来于怀。忙中不及作书，幸道此意。往在京师见兄与华山书，千言万语，有胜见面。望不惮
缕，时惠一纸何如？彭顿首白事。少潜老兄。戊午九月十又一日。天暑，尚未得再造，此心悬悬。术士方对山求见，幸惟与进。彭再顿首。
此信的书写时间与上封信为同一天，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十一日。整封信充满了朋友间的思念与问候，希望对方常来书信以通消息。有关此札的受书人，《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一书后所附释文为“少偕老兄”，实应为“少潜老兄”。因为从草法本身看，原札为“
”，其左边单人旁“亻”并不确定，更似三点水“氵”旁，而右边更非“皆”的草法。今检校怀素《小草千字文》中，“鳞潜鱼翔”之“潜”草法为“
”，文彭一生于怀素草书尤为用心，其所书与之合，故“
”当释作“潜”。此信的受书人为“少潜老兄”无疑。
“少潜”为明人顾德育之号。顾德育，字克承，号少潜，晚称安雅生，吴县人。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至少生活到隆庆元年（1567）后。[15]其善书法，好读书，得异本必手抄至数十百册，与彭年、陆中行友善，吴人目为“三高”。[16]书法远绍锺繇，近学文徵明，王世贞评其书法：“酷有徵仲家风，惟老密处有别耳。”[17]
文彭长顾德育六岁，二人的交往应该是在以文徵明为核心的交游圈中开始的。除了这件信札，在文彭的《博士诗集》中还收有一诗，也是写给顾德育的，兹录如下：“陋室人皆弃，惟君兴不穷。石蒲圆滴露，水竹细含风。建盏乳花白，沙炉煎甲红。未能分半席，时梦到城东。”[18]从诗的内容以及提到的“建盏”“沙炉”等来看，此诗所作时间和此信所写时间接近，很有可能就是随信附赠的诗文。
文彭此信是在初赴嘉兴任上所写，其间云“一行作吏，此事尽废”之语，明显可看出文彭对人生首次仕途经历的不适应以及府学训导官小位卑的无奈。而作为艺术家的文彭，其性情之间、梦寐之中依然十分地留恋“明窗净几，门无俗客”的雅致生活。
第三札：
连日不面，殊耿耿。荣行不知的于何日，尚图与坪老同饯送，未审得遂所愿否？《心山赞》及大字写去，凡为仆转致，感感。其大字尚有一二失记，得再发纸来，当为写去也。草草奉渎，不次。右上一山殿撰大人先生，侍生文彭顿首。
此札没有具体书写时间，受书人为“一山殿撰”，殿撰一般是指科举高第，但有时客套上也用于进士及第。综合资料分析[19]，极有可能为秀水人王爱，理由如下：焦竑辑《国朝献征录》载：“先生讳爱，字体仁，别号一山……秀水人……（嘉靖）己未（1559）举进士……乞就教，乃得顺天府学，至则与诸生日夕讲究……迁国子监丞……擢刑部山西司主事。”[20]王爱考中进士之时，文彭正在嘉兴府学训导任上。明代嘉兴府时辖嘉兴、秀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海盐七县。作为地方府学教育的主要官员，文彭没有理由不认识在他任职期间高中的进士。信中所云“荣行不知的于何日”，应为王爱高中进士后赴任之行。
从信中文彭谦逊的口气能看出其对进士身份的尊崇与羡慕，正像其父文徵明屡试不第一样，文彭一生也是十试不售[21]。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他年届六十岁时，才以岁贡生的资格入试礼部[22]，并参加廷试而获得了嘉兴府学训导一职。有意思的是文彭在1559年至1561年间，因父亲文徵明卒，三年丁忧服除后，文彭即得到了补授顺天府学训导一职，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文彭又擢为北京国子监学录。而王爱于嘉靖己未（1559）考中进士，其后任顺天府学教授，后迁国子监丞。不难发现，文彭在顺天府与北京国子监的任职和王爱的任职在时间上有先后乃至重叠的关系，二人有成为同僚的可能。而王爱为进士出身，官阶及执掌自然会略高于文彭。应该可以肯定，王爱在文彭的游宦生涯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综合分析，此札应该写于1559年王爱考中进士至文彭北上任职顺天府学期间，和第一札时间相隔不远。信中所提到《心山赞》及所书大字托王爱转致某人，是文彭此时艺名颇盛及书画应酬渐多的明证。
第四札：
昨写得草书《千文》一卷，正欲请教，适为门下生取去。兹特告借张旭《千文帖》一观，倘有所得，当更呈览也。《草堂诗笺》并望借看，随当奉纳，不敢久滞。诸容相见细陈，不具。彭顿首白事，讷庵先生侍史。壬戌二月三日。谨空。
此札书写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文彭66岁，因父丧丁忧服除后授顺天府学训导，在北京。信中云：“昨写得草书《千文》一卷，正欲请教，适为门下生取去。”正说明其担任府学训导的身份。此札受书人为范大澈（1523—1610），字子宣，又字子静，号讷庵，宁波人，著有《碑帖纪证》。范大澈从二十六岁始，就跟随其叔父天一阁主人范钦游历北京，前后四十余年。[23]从时间上看，范此时正活动于北京。信中所言之事应为范大澈向文彭索求草书《千字文》作品，但文彭所书草书《千字文》一卷已为学生取去。文彭又向其借张旭草书《千字文》以及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由此可见范大澈书画图书收藏之丰。
其实，文彭与范大澈还有着更为相同的爱好，即收集秦汉古印。作为篆刻家，文彭有这一雅好不足为奇，但其却是“不以此为病”“勿留滞于物”[24]的消费主义态度。而范大澈则苦心搜集前后达三十六年，共得古印三千六百多枚，后令其子范汝桐集为《范氏集古印谱》。对于文彭的见利则蠢蠢欲动的行为，范大澈反唇相讥，其云：“文寿承彭曰，希奇之物人多罕见，今遇目而又得重价，夫何吝哉？”余曰：“此驵估射利之徒，非鉴赏家事也。”[25]二人虽收藏态度有别，但经常交流艺事，各抒己见，相谈甚深。范大澈曾多次与文彭就古帖、名拓、印章的鉴藏交换意见。如有关怀素自叙的真伪问题，范大澈就曾当面质询过文彭，其云：“文寿承摹刻陆水村《水镜堂自叙》，人多称赏，余独知其墨迹之赝，寿承甚嘉余鉴识，今见宋拓，亦可知矣。”[26]
第五札：
连日不面，耿耿！《淳化帖》昨只对得一本，且裱来看看。再整得，当奉敬也。涪翁书画跋借来一看，随当纳还，不久滞。庭中设一小盆，欲得金鱼数头，闻令亲处有之，能转乞数头惠我如何？若得就以所蓄者付来，尤妙尤妙。两日棋着已通神矣，何日过我试之。彭顿首，秋宇太史先生。
此札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十九曾有著录。[27]信中未注明书写时间，但从受书人及内容来看，大致可以推测其写于隆庆二年（1568）年后，因为此年文彭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28]，寓居南京。而信中受书人“秋宇太史”，正是南京人胡汝嘉。胡汝嘉，字懋礼，号秋宇，嘉靖癸丑进士，选庶吉士，官编修，吏科都给事中，著有《蒨园集》《沁南稿》，善山水，但所画不多；精书法，为金陵名品，书画、图书收藏均富。[29]
隆庆三年（1569）春，南京，胡汝嘉曾在文彭寓舍中一起欣赏冯承素临本《乐毅论》，并携归作跋。[30]隆庆四年（1570）四月，胡又在文彭处观《王羲之平安帖》，并题跋。[31]综合以上二跋及文彭信中内容来看，文彭此札应书于隆庆三年至隆庆四年间，特别是胡汝嘉在前跋中提及“山谷老人论书，要字中有笔，此帖近之”，与文彭此信中所云“涪翁书画跋借来一看，随当纳还，不久滞”，二者所论话题均为黄庭坚《山谷题跋》，不排除有因果联系，故此信书写时间与胡汝嘉隆庆三年（1569）春所作跋文相距应不远。
文彭信札（致东川判院大人先生）
文彭于隆庆二年（1568）从顺天府学训导升任南雍国子监博士后，甫至南京，未得安定，只得赁屋居住，还时被房东催促迁居。[32]对胡汝嘉这样一位有着仕宦经历和书画雅好的本地乡贤，文彭自然是愿意结交的。对于书画鉴藏，二人间必然有诸多共同语言。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载，胡汝嘉书法以锺繇、张旭、崔瑗三人为宗，曾取《阁帖》中三人之书，手摹刻之，[33]故而我们从信中可以看出，文彭为胡汝嘉校对《淳化阁帖》应在情理之中。当然，文彭作为篆刻家，身为收藏家的胡汝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求其镌刻印章的机会，在文彭写给胡氏的另一封信里，就提到了将要为其摹刻一方瓢印和一方图书收藏印的事。[34]
二人在书画创作和鉴藏等方面的共同兴趣与频繁交往，使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而文彭在信中很自然地提到了索求金鱼以养于庭中的请求，同时还邀请胡汝嘉有时间来较量棋艺，明代文人的生活与雅玩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札：
彭顿首，书奉子元尊兄执事。别来忽复改岁，极深怅仰。日来进德想益佳胜！昨见陆子传校对《北堂书钞》，讹字不胜其多，原本是张石川者，往年见月鹿有旧抄本，料得胜此本，闻是吾兄之物，不审果否？盖有人要刻，故也。吾兄多闻，必知有善本处，能一物色之不？亦所谓共成胜事也。切恳切恳。兹启：陆贞山偶遇齿疾，闻贵乡曹石津之名，托仆转恳，幸一指引，千万千万。寒家自家君而下俱各康善，想亦欲闻者。草草不尽。友弟文彭顿首。
我们不可忽视，文彭除作为书画篆刻家外，在书画鉴藏、刻帖以及古籍版本鉴定[35]方面亦是行家里手。在于敏中编《天禄琳琅书目》[36]中，就记载有文徵明所藏宋版书二十四部。文徵明故后，文彭兄弟并未将家族藏书继承太久，而是陆续转给了别的藏家。明代苏州刻书业十分兴盛，而参与刻书更是文彭早年的重要副业，精明的文彭通晓书籍版本之学，熟悉刻书的各个环节。他曾多次从事书籍出版的具体事务。[37]
此札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正有关于此。文彭欲代友人寻《北堂书钞》善本以便校刻梓行，遂向受书人“子元尊兄”打听善本藏家。“子元尊兄”应为董宜阳（1511—1572），字子元，号紫冈，别号七休居士。其家为上海望族，曾入太学，后屡试不第，遂攻诗古文词，与何良俊、徐献忠、张之象才名相亚，有四贤之目。又善书法，楷书学虞世南，行草法智永，顾璘、文徵明、许穀常推奖之。[38]何三畏云其“生平无所嗜好，惟书史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铅校勘，至丙夜不休。”[39]从现有的资料看，董宜阳与文彭的交往应始于其父文徵明的书斋中。上海人何良俊在写给文徵明的一封信里，提到了他就是从董宜阳和张月鹿[40]那里得知文徵明的近况，因为二人刚从吴门文氏宅中归来。[41]文彭的《博士诗集》中也有《次韵董子元乱后见怀》[42]可证二人相识已久。
董宜阳既是藏书家又是图书出版者，比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刻本《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就曾为其收藏，[43]而王宠的《雅宜山人集》的出版者也是董宜阳。故而文彭在信中向其打听《北堂书钞》善本藏家，应该是再自然不过了。信中提及“陆子传校对《北堂书抄》”，指文徵明学生、文彭好友陆师道。师道字子传，号元洲，后号五湖，长洲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得工部都水司主事，后擢尚宝少卿。有关陆师道爱校对抄书之事，王世贞在《陆子传先生传》中云：“独抄典籍，后先积数百千卷，丹铅俨然”，其抄录爱以颜真卿《麻姑坛》体入书。[44]王又云其“与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谕嘉日相从，评骘文字，考校金石、三仓、鸿都之学与丹青”[45]，他们三人还曾至嘉兴大藏家项元汴天籁阁中欣赏金石字画[46]，这些信息都能与文彭信中内容很好地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