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千角鹿图，载：

皇朝与大辽国驰礼，于今仅七十载。继好息民之美，旷古未有。庆历中，其主（号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献，旁题“年、月、日御画”。上命张图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敕中闱宣命妇观之。毕，藏于天章阁。[12]

关于辽兴宗耶律宗真的绘画资料，史料中并无确切记载，唯有《契丹国志》提及较详：

帝（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盖当是时南北无事，岁受南宋馈遗百四五十年，内府之储珍异，固山积也。[13]

《契丹国志》为南宋叶隆礼著，虽时代晚于《图画见闻志》，但因常全部引用原文而无所删改，收录了许多今已失传的珍贵史料书籍，故十分可信。尽管如此，《契丹国志》也仅提及兴宗善书画，曾画鹅、雁图，“点缀精妙，宛乎逼真”，而其画法、绘画题材、师承以及其他作品等可以帮助我们想见兴宗艺术风格的诸因素都并未提及，也并未提及《千角鹿图》。除《契丹国志》外，记载兴宗时期辽宋之间绘事交流的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

初，辽兴宗致其画像及圣宗画像凡二轴，请易真宗及帝容，既许之，会兴宗晏驾，遂寝。[14]

再如《辽史》记：

（兴宗）诏大臣曰：朕与宋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谕来使。[15]

由以上史料可知，辽宋之间互赠国君画像以及绘画作品的官方外交行为在当时是确切存在的。这一点，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则提供了更加确切的证据。作为北宋皇室并曾以贺正旦使、文思副使等职出使辽国的郭若虚，显然对宋辽之间极为重要的官方外交行为非常重视，甚至为亲历者。

依据《图画见闻志》所提供的信息推断，所谓“皇朝与大辽国驰礼，于今仅七十载”，显然应指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距今七十载，也就是1074年，此时辽兴宗已崩，辽朝为道宗在位期间，宋朝为神宗在位时期。所谓“庆历中，其主（号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献，旁题年、月、日御画”，为记述前事，即在宋仁宗庆历中期，辽兴宗曾以五幅绢画《千角鹿图》为献，并题为御画。这一时期有一极为重要的事件需要提及，即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十月，“耶律仁先遣人报，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帝（兴宗）喜，宴群臣于昭庆殿”[16]。自此，宋辽之间再结友好，故至庆历中，辽兴宗赠宋仁宗“五幅绢画《千角鹿图》”即为非常正常的外交礼仪行为。所谓“上命张图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敕中闱宣命妇观之。毕，藏于天章阁”，此“上”应为宋仁宗，而在此次君臣共赏画的宫廷雅集活动中，作为仁宗兄弟相王的女婿，曾官供备库使、西京左藏库使，以贺正旦使、文思副使等官职出使辽国，并具有极高艺术鉴赏水平的郭若虚，有幸直接参与此次活动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便没有亲历，无论时间和地点，此次重要的君臣雅集活动都与郭若虚关系密切。所以郭若虚记述此次事情的可靠性极高。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御画《千角鹿图》是否为“御画”，似乎也并不十分确定。尽管《图画见闻志》言此为兴宗画，并“旁题年、月、日御画”，但依据其他文献，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兴宗是否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其绘画风格如何，画法怎样等都一概未知。仅据《契丹国志》记载兴宗“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今作品已无存。

尽管如此，《千角鹿图》的绘画题材一直在辽代极为流行。早在东丹王耶律倍时，文献即记载他曾画《射猎》《猎雪骑》《千角鹿》，皆入宋秘府[17]。近年发掘的辽庆陵，尤其辽圣宗的庆东陵的《四季山水图》也出现有鹿的形象，而其绘画风格也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绘画风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幅作品——《丹枫呦鹿》和《秋林群鹿》。此两幅作品为辽代绘画的可能性极大：一者，我们将此两幅图与庆东陵的《四季山水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构图、画法、内容、主题都极为相似；再者，从文献对胡瓌和李赞华绘画的记载可以发现，辽代绘画具有“繁富细巧”“纤微精致”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鲜明地体现于《丹枫呦鹿》和《秋林群鹿》中。所以，李霖灿先生曾经考订这两幅图正是辽兴宗所绘“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之二也是可能的。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千角鹿图》的具体面貌，更无从知晓此图是否即为辽兴宗所绘。我们可以较为确定的是，《千角鹿图》作为辽代一直极为流行的绘画题材，在辽代的艺术史上曾经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