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画品”与“古画品录”——来源与题名
《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皆互帙[25]金题玉躞，织成带。[26]
（前略）南齐高帝科其（按：谓秘阁所藏画迹）尤精者，录古来名手，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宝异，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内府。[22]
齐高帝令人科简秘府所藏，其名品、优劣、等次必著之簿籍，以备检索。梁虞龢《论书表》中述其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等科简秘府所藏法书及修葺收藏簿籍事：
诏臣与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23]
又：
又旧书目帙无次第，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脱落散乱，卷帙殊等。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又旧以封书纸次相随，草正混糅，善恶一贯。今各随其品，不从本封。条目、纸行、凡最、字数，皆使分明，一毫靡遗。[24]
又：
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
又：
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别充备预。又其中入品之余，各有条贯。[27]
以上引文，可约为三事：一，科简所藏，评其品题；二，整理卷帙，与目相应；三，装褙裱轴，各随等差。“叙画之兴废”与《论书表》两文，皆涉及秘府收藏科简品题之事，后者又言及秘府簿籍，[28]则知当时必有相关著录，《隋书》卷三二《经籍志》：
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己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29]
隋时内府所藏，犹品以甲乙，纂为目录。同书“簿录篇”所收《书品》《名手画录》《法书目录》与《七略别录》《七略》《晋中经》《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例为一部，[30]其间关系可以想象。而《古画品》之格式与叙述之次第，与齐高帝秘府科评颇有同者。其一，首自陆探微；其二，但以优劣为次。故疑《古画品》之作源于内府著录。谢氏语涉缥缈，言诸神仙，不审为当时之习语抑或有所忌讳，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曾提到的汉代中秘藏书不许流布之事，文云：
《汉书叙传》曰：“斿（班斿也）与刘向校秘书，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至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是则向所校之书，当时不许传布，班斿得之，以为异数。考《霍光传》云：“山（光之子）又坐写秘书，显（光妻，山母）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师古曰：‘不许之’。）会事发觉，（按谓谋反事。）山自杀。”而《百官公卿表》云：“蒲侯苏昌为太常，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31]
至于题名为“录”，盖“画品”为抄录前人遗篇，其自己所为者仅“序引”部分。所谓“序引”，《文心雕龙》卷十八《论说》篇：
序者，次事；引者，胤辞。[32]
明徐师曾《诗体明辨》“乐府”条：
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曰引。[33]
又《文心雕龙》卷十八“论说”条：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34]引共纪。[35]
是“序”者，次叙其事；“引”者发明其意。今传本《古画品录》前有序文一篇，即所谓之“序”；每品之后，次以画人，或一人一评，或数人兼议，即所谓之“引”。《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著录有《棋九品序录》一卷，题曰“范汪等注”，[36]此书虽已不传，观其题注，则与《古画品录》相似，盖两者皆为依附前人，不自成篇，此既是与庾肩吾《书品》、钟嵘《诗品》题名不同之原因。故“录”在这里很有可能是标示“作”与“述”的区别。
庾肩吾的《书品》与钟嵘的《诗品》，由于时代相近，体例相孚，故可连类而谈。对于书画品评类著作的体例来源，四库馆臣以为：
自庾肩吾、谢赫以来，品画者，多从班固《古今人表》分为九等。[37]
《诗品》序言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38]句，若可悬拟，此中“九品”与“七略”当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与刘歆《七略》。意为：无论是“九品”的品第还是“七略”的流别，都有名实不符之处。在《诗品》中，钟嵘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上”“中”“下”三品品评诗人，一是对诗人的“诗体”来源的考溯，这正是综合了《古今人表》与《七略》的特点。《古今人表》据儒家“上智”与“下愚”来等差庖羲以迄嬴氏为九等；《七略》厘别古今著述为六类，[39]各溯其源。[40]这种特点在《书品》中同样存在，如其中的“天然”与“功夫”，以及对隶、草二体的溯源；只是《书品》不及《诗品》详富，这大概是因为两者在政教地位上的轻重之别，源流之远近，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之积累。故《诗品》言诗赋，可上溯“风”“雅”；《书品》序草隶仅及秦史，至《古画品录》则无所依托了。
又有在品评之中略纪作者行事方面，《七略》详于《诗品》，《诗品》详于《书品》。盖《七略》所记，时代浸远，恐其堙没，故略纪所闻，以备不忘；《诗品》不逾汉代，故于人所能详者，每每略之。惟于刘宋区惠恭，本为胡人，又居下僚，稍能歌诗，遂备记始末；[41]至谢灵运，仅记其小名“客儿”由来而已。《书品》尤为疏略，《古画品录》则阙而不具。殆及李唐，书体渐备，画有分科，又两者之地位，渐重于前，且作者又众，故张怀瓘为《书断》得以备论众体，条别源流，而书人行事，转为详尽；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虽仅志本朝，犹得百二十四人，[42]画人行事一具卷中，其体例与《书断》大同小异，惟于画学各科的考溯，由于本身观念积累上的欠缺，未能与《书断》相侔。
（作者为鲁迅美术学院《美苑》编辑）
注释：
[1] 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173—174页。
[2] 谢赫《古画品录》，引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1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16页。
[3] 宫崎室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55页。按《资治通鉴》原文“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胡注云：“九品中正自此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178页。）
[4] 钟嵘《诗品》，博古斋影明毛晋汲古阁原刊本，民国十一年（1922），第8a页。
[5]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31页。（因行文需要，引文部分有所改动，后凡有此类似引文，皆以楷体字标示，杂于正文之中，不再跳行空格。）
[6] 同[33]，王叔岷笺证引陈延杰注：“班固《汉书》，著《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第90页。
[7] 同[33]，王叔岷笺证引古直注：“《魏志》‘陈群传’：‘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第90页。
[8] 请参见《尚书·禹贡》，其略云：冀州，厥赋惟上上；兖州，厥赋惟中下；青州，厥赋惟上下；徐州，厥赋惟上中；扬州，厥赋惟下下；荆州，厥赋惟下中；梁州，厥赋惟下上；雍州，厥赋惟中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据世界书局本影印，第146—151页。）
[9] 请参见《尚书·尧典》，引文同上，第119页。
[10] 请参见《礼记·王制》，引文同上，第1325页。
[11] 请参见《周礼·地官·大司徒》，引文同上，第704页。
[12] 此“九品”之称，依《汉书》卷一〇〇“叙传”，请参见本书第4241页。
[13] 同[22]，第861页。
[14] 《隋书》卷三五：“‘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4页。
[15] 杨果霖《新旧唐书艺文志研究》，花木兰工作坊，2005年。
[16]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四部丛刊续编影元钞配宋本，第2B页。
[17]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5290页。
[18]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长沙观古堂1920年刻本。
[19] 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自序”，中华书局，1992年。
[20] 即隋书，新旧唐书《经籍志》。
[21] 参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72页。
[2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明嘉靖刻本，第3B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23] 张彦远《法书要录》，博古斋，民国十一年（1922），据明毛晋《津逮秘书》原刊本影印，第19册，第29B页。（原书无标点，标点为笔者所加。）
[24] 同[23]，第19册，第31B页。
[25] 互帙：其意不详，“互”字疑误。
[26] 同[23]，第19册，第31B页。
[27] 同[23]，第19册，第32a页。
[28] 《法书要录》唐褚遂良“晋王右军书目”所纪法帖，皆下注行数与寄付之人，或录法帖正文数字（《津逮秘书》第19册，第86A页。），与引文中“条目、纸行、凡最、字数，皆使分明。”的格式近似，褚遂良尝奉旨鉴别内府所藏法帖（事具《旧唐书》“褚遂良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729页。）此“晋王右军书目”为其得便抄出，因此怀疑引文中“条目、纸行”数句即为簿籍格式。
[29] 《隋书》，中华书局，第908页。
[30] 同上，第991页。
[31]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8页。又：顾炎武《日知录》以为颜注有误，参见本书中册993页“秘书国史”条及下册1540“汉书注”条（陈垣《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又：《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76页）有李均明《简牍所反映的汉代文书犯罪》一文有“泄秘书”条说同顾炎武。又：相关文献可参观班固《汉书·东平王本传》《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等篇。
[32] 刘勰撰，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73页。
[33] 徐师曾纂、沈骐重订《诗体明辨》卷十六，顺治十六年（1659）十经楼刻本，第7B页。
[34] “叙”，原注云：“叙”即“序”。引书同前，第670页。
[35] 引书同前，第669页。
[36] 同[29]，第1017页。
[37] 同[21]，第954页。
[38]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第89页。
[39] 此六类依次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至于“辑略”，实为全书之总序，可参见原书“颜师古注”与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40] 刘向父子的《别录》与《七略》，班固援之为“志”，后之修史者，遂藉为楷模，或体有变改，实史志与簿录之区别。可参见张舜徽《广校雠略》“簿录体例论”篇，其云：“簿录群籍，必赖有解题而后可考镜得失，夫人而知之矣。论者咸以《崇文总目》之删去序释，出于郑樵，相与讥短而嫉恨之，至今不休，此则不明乎簿录体例之过也。无论《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即书目下不列解題，其体例实创于班固。盖史志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41]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365页。
[42] 这里的140人，系根据作者自序，今传本仅9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