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焯与“江南二铁”
著名诗人、南社社员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云：
艺似禅家最上乘，
骎骎篆法逼斯冰。
江南二铁当时论，
大鹤遗文信有征。[23]
“江南二铁”，是指吴昌硕苦铁和王大炘冰铁。“大鹤”即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别号瘦碧，晚年别署大鹤山人、鹤翁、老芝、樵风遗老等。大鹤为辽宁铁岭人，自称高密郑氏，其父兰坡公曾官至河南巡抚，公暇涉笔诗书画，鹤幼染家学，好文翰，六岁即知临摹事，年十三，能以指作画，年二十中举后会试屡不售，遂绝意科举。光绪六年（1880），吴子健中丞（元炳）抚苏，闻叔问先生名，聘至幕府，先生偕张宜人来苏州，卜居乔司空巷。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移居庙堂巷汪氏壶园。三十一年（1905），于孝义坊购地五亩（即吴小城故址），建筑新居，榜曰“通德里”。因爱苏州山水幽胜，遂客居三十余年以渊明自比。他在王冰铁所刻“吴小城东墅”印下题记曰：
吴小城，见《越绝书》，阖闾所筑，案之志，乘合。城中口鱼桥迤东，冈峦起伏，峭若岫壁，俗所谓高冈子者，即其故址也。鹤翁卜居其东，苍烟五亩，空翠回环，屏障天合，直几案间一研山耳。
辛亥革命后，清史馆聘大鹤为纂修，不就；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聘大鹤为金石学教科主任，亦婉辞不就。而以鬻画行医为业，甘老食贫固其素，常往来于苏、沪之间，劳劳于陶渊明所谓“倾身营一饱”也。大鹤博学多才，凡训诂考据辞章之学，以及音吕、医经、谶纬诸秘籍，与夫金石书画鉴赏，无一不精。刊著有《大鹤山房全集》凡十种：
《说文引群书故书》二十七卷
《扬雄说故》一卷
《高丽永乐好大王碑释文纂考》一卷
《医故》二卷
《词原校律》二卷
《冷红词》四卷
《樵枫乐府》九卷
《比竹余音》四卷
《苕雅余集》一卷
《绝妙好词校释》一卷
尚有数种未刊行，多散佚。据《郑叔问先生年谱》编订者戴正诚回忆，“壬戌年得先生手写所著书目凡三十九种”。
鹤翁于印，少即游心汉制，研习六书，虽不常作，然嗜之至老不倦。25岁迁居苏州，时桐城篆刻名家吴康甫廷康居杭州，大鹤夙慕其名，访之，晤谈甚欢。又与吴缶翁苦铁同寓吴门，闲谈往往投机。其时，吴县王冰铁移居上海，亦受鹤翁推崇，从《冰铁戡印印》可知其中鹤翁题记、序跋最多，故鹤翁与“江南二铁”交谊甚密。有《文焯私印》《叔问》二印蜕题记为证：
吴人常称余书画押尾之印靡不精妙，谓小者皆出之巏山（冰铁）之手，大者非缶庐（苦铁）所刻不以上纸。
鹤翁61岁刻《铁尊者》，印跋云：
惜昔壶园邻柳巷（苦铁之苏州寓所），过门呼酒相从。巷寒云壑满奇胸，高怀常伴鹤，妙手本雕龙。而今偕隐淞滨老，故庐都付秋蓬，书师樗散两心同。不逢青眼答，还对黑头翁。调寄临江仙，斫此以博缶翁道兄坿掌一笑。
铁尊者
鹤翁在题记中还录有与冰铁把盏论印二则。其一曰：
甲辰（1904）中秋后二日，放舟石湖，登千岩观，看越城桥下串月之游。明日从胥口探桂于邓尉山中，归泊木渎下沙，与巏山论古篆刻之义例，有会而作此印（朱文“琴西侍儿可可典图书记”），剧有笔虎之神，亦非兴到时不能手为心使也。
其二，白文《郑文焯印》题记曰：
是印为光绪甲辰年十月刻于沪上高丽闵园丁寓斋。时大雪没径，有出无车之叹，彻夜作书，狂歌极饮。巏山为凿印二石，涩刀冻指，剧有奇致。
高丽闵园丁，即清末朝鲜国贵戚闵泳翊（号园丁），字养泉，国亡避地沪上，筑“千寻竹斋”与中国书画印家切磋艺术，鹤翁与“江南二铁”是其座上贵宾。如郑大鹤题冰铁所刻《郑文焯长幸大吉又利》印云：
闵有印癖，旅沪廿余年，凡印人皆获交手，而于缶庐、巏山之技独心折焉（“此印亦刻于东海里闵氏斋中”——大鹤注）。
吴苦铁与闵氏交谊也非常深厚。1914年7月7日，闵泳翊在上海逝世之后，吴昌硕写了一首题为《挽兰匄》的长诗，序云：
匄闵氏，朝鲜人，善写兰，自称东海兰匄。客沪上，交卅余载，嗜予刻印，为之奏刀三百余石。
我们在《吴昌硕印谱》中能看到不少吴昌硕为闵氏所刻之印，如《竹趣园丁》《千寻竹斋》《园丁书画》《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等。而王冰铁也为闵氏刻过一些印，如《竹洞旧门楣》等。1888年11月16日，吴苦铁为闵泳翊刻《石尊者无垢》印边款曰：
戊子八月，养泉先生自蜀来游沪上，偶以七十金购得玉虎符半具。脊文一行云：汉与阜陵王，虎符弟五。越一月，古董家又持虎（符）半具来，与前所得合苟处毫发无间。养老再出百金，购归。闻之前代造符，当发兵时用之，半留于内，半给于外。故后世藏古家，亦罕见有得全具者。养老获此，岂非金石奇缘耶！属刻是石，为识缘起如此。十月十三日。仓石吴俊卿。第四行虎下夺符字。昌石为石尊者改作是印，属冰铁记。
韩国黄相喜先生认为，这方印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吴昌硕为闵泳翊所刻的印章。而且，其边款是王冰铁所刻。因此，这方印既是吴、闵珍贵友谊的象征，也是“江南二铁”友好合作的真实记录。
从以上资料记载可知，郑文焯与苦铁、冰铁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并为“江南二铁”声名之远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三题折射出清代吴门篆刻史中文人士大夫对篆刻艺术的雅好。历来文人总是以文为尚，视篆刻为余事，故而明末以前的职业刻印者极少受到历史的眷顾，即使有，也多是生卒年不详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文士也摒弃成见，开始躬身印事或乐意与印人交游，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篆刻艺术才得以跻身于高雅殿堂。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教授）
注释：
[1] 顾苓《三吴旧语》，见《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33页。
[2][3][6] 顾苓《塔影园集》（清抄本），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4] 周亮工《印人传·书顾云美印章前》，见《篆学丛书》（上），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
[5] 顾湘《小石山房印苑》卷九，光绪甲辰年仲春月海虞顾氏藏板。
[7]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卷一，民国刻本。
[8] 高振霄《明季三孝廉集·徐枋》，民国八年上虞罗氏排印本。
[9] 雅尔哈善等撰《苏州府志》，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10] 汪启淑《续印人传》卷七，见《篆学丛书》（下），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
[11] 杨复吉《论印绝句》，见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877页。
[12] 见《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13][19] 见《沈归愚诗文全集·年谱》，教忠堂藏版。
[14] 揭傒斯《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见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806页。
[15] 朱象贤《印典》卷第三，见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6][17][18][20][21] 见《沈归愚诗文全集·文钞》，教忠堂藏版。
[22] 见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
[23] 转引自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