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隶观帖：隶书与帖学观念的转变

上文从隶与八分概念辨析出发，阐述了清人对汉隶书风与笔法理解的深入过程。到了清末，这一认识已经较为普及，刘熙载（1813—1881）对秦汉遗迹的书体理解得至为明确：“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锺、王正书亦为隶。盖隶通其名，而八分统矣。”[20]隶体概念几乎贯通了秦、汉、魏、晋、北朝各个时代，也打通了碑版、摩崖、造像、钟鼎、秦权、镜铭以及砖瓦文字等各种载体。隶体概念的贯通泛化，必然要求各种书体风格趣味和笔法的交融互通，这就为清末书法的博涉多优、百花齐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尤其是取法样式的丰富，直接导致了书家趣味的多样化和阐释的自由化，元明以来法帖那种森严法度的禁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一转变导致书家既能够以新奇的目光审视任何一件名不见经传的断石残纸，也足以用“陌生化”的视角重新理解千年以来传承有绪的经典法书。

清人对汉隶的接受，在经历了清初的以帖观隶、中期的隶兼诸体之后，特别是清末时期康有为（1858—1927）等人备魏卑唐，似乎北碑诸体大有取代唐碑楷法之势。《广艺舟双楫·尊碑》描述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从汉隶转向北碑，也可以说从古隶、八分转向楷隶，在美学品质上仍是汉隶的延续，康有为认为“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21]。由汉隶开启的碑学审美趣味实已深入人心，前人对此论述已备极详尽。此处关心的问题是，在碑学趣味和习碑技法的浸染下，帖学是否真如康有为所说已穷途末路，又或者是另辟新径？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大致罗列出乾隆朝以后主要书家的取法与风格状况以备观察。下表以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所选取的碑学名家作为基础样本而稍加损益，所选以乾隆朝以后有代表性的大家为主，集中比较其隶书风格与其行草书风之间的关联。[22]

根据上表，就所取法汉碑的频率看，较高的有《礼器碑》出现7次、《史晨碑》4次、《张迁碑》4次、《曹全碑》3次、《乙瑛碑》3次、《华山碑》2次、《石门颂》2次、《开通褒斜道刻石》2次、《衡方碑》2次。就取法的帖学传承的频率看，较高的有颜真卿出现6次、欧阳询2次、孙过庭2次、苏轼2次、米芾2次、赵孟2次。

分析可见，在汉碑临习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礼器碑》《史晨碑》延续了清初的潮流，此前广为流行的《曹全碑》则有所衰落，而《张迁碑》则从顾炎武的贬斥中崛起并获得书家青睐。就帖学传承来看，董其昌在乾、嘉以后的重要书家中影响力急速下降，颜书则进一步得到发扬。表格显示，翁方纲早年以欧体筑基，晚年则日益趋于颜、苏；书法史上影响力尤重的伊秉绶（1754—1815）、吴让之（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和赵之谦（1829—1884），无一例外地都深究颜字；桂馥（1736—1805）和邓石如在行草方面参用杨凝式、苏东坡，实际上也属颜字浑厚一系。

我们知道，书法史上正式而广泛地尊崇颜字始于北宋士人，元季赵孟一纠其风，明代即有习颜，也日趋于明丽秀媚。而清代汉碑的复兴，则重新为帖学增添了厚重朴实的美学品质。乾、嘉以后，在通过汉碑鉴赏而重塑帖学的过程中，颜真卿的书法恰好成为沟通二者的津梁。作为碑学思想集大成者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本汉》中极意发扬了两汉诸碑的美学趣味后，又一一将后世名作归宗于汉，其中特别强调，王羲之所以为百代书圣，实是沾溉汉代书风之故。接着盛赞杨凝式和颜真卿能越过右军皮相：“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24]可见，汉碑雄强朴厚的古风已深入渗透到书家对帖学理解当中，清初“以帖观隶”的碑学观念到清末已转为“以隶观帖”，以至于沈曾植（1850—1922）、李瑞清（1867—1920）等代表书家逐渐突破了前人的行草帖学观念。

元明至清，书家多以碑榜与尺牍为两系，至乾嘉时期，阮元等人更分北碑南帖，以致很多书家的隶书作品与行草尺牍在笔法上难以统一，长于篆隶碑版的书家却拙于行草，邓石如、吴让之等人的行草为人诟病即属此例。而经过“以隶观帖”的历程后，清末书家开始对行草作宽泛性的理解，认为行书不过是一种生动化的美学趣味，由此打破了碑学、帖学的书体限制。沈曾植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25]与此前动辄认为晋唐法书存有“隶分遗意”的看法相比，沈氏这种观念实际上对纯粹帖学的破坏性更强，甚至取消了唐宋以来二王帖学行草书的最高权威。在“以隶观帖”的催动下，行草书直接突破了传统的法帖框架，更为古老的章草、草隶以及近代出土渐多的汉简都被纳入到行草书中来。清末民国书坛对罗振玉等编辑的《流沙坠简》发生莫大兴趣，正是清末以来隶、草趋通观念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