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担当,一枝一叶总关情

二、敢于担当,一枝一叶总关情

如何认识、界定郑板桥?前人以“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评价郑板桥,颇得受众认可。但是,如何认识“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外在与内在的关系?我认为不妨从“一官归去来”开始。这是郑板桥本人的意愿。因为郑自己说过:“写字作画是雅事,也是俗事。大丈夫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愚兄少而无业,长而无成,老而穷窘,不得已借此笔墨为糊口之资,其实可羞可贱。”(《致弟墨》)[1]由此可见,郑板桥的志向并不在书画,而是在“修齐治平”——济苍生于水火,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天下之劳人”而劳作。

郑板桥有一方“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以志自己的仕途经历。郑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即他四十四岁那年中进士的,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他有诗云:“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2]颇为得意。可是一时的高兴后,等来的是无尽的烦恼,等了六年都未被候选上任,最后在金农的劝说下方给慎郡王允禧写了一封信,至他五十岁时方被铨选上任,到山东做了一个“七品官”。

郑板桥在山东干得怎样?仅从他诗集中的《范县十首》《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等诗中就得到全面的反映。

他初到山东时写道:

县官编丁著图甲,悍吏入村捉鹅鸭。

县官养老赐帛肉,悍吏沿村括稻谷。

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

(《悍吏》)

他把贪官酷吏的嘴脸刻画得比强盗还可恶。

在《逃荒行》中他写道: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

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

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

……

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

不堪充虎饿,虎亦弃不取。

这是写灾荒之年民之苦。

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

这是揭露贪官酷吏的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

在《思归行》中写道:

金钱数百万,便宜为赈方。

……

何以既赈后,不能使乐康?

何以方赈时,冒滥兼遗忘?

这是揭露贪官污吏借赈灾之名大发国难之财。灾民走投无路,终于官逼民反了。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二十条枪十口刀,杀人白昼共称豪。汝曹躯命原拼得,父母妻儿惨泣号。”怪哉,作为一方县令,手中有刀有枪,不去镇压,却在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们的命是拼不得的,你们拼死了,家中的妻儿老小怎么办?”郑板桥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文章写到这儿,有时我想,郑板桥如此关心民瘼,与“天下劳人”同命运、共呼吸,如此仇视腐败,并予以无情揭露与坚决斗争,如果放在当下应当是一个光明正大、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甚至可以当纪委书记。可惜时代错位,他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小官吏,不善奉迎,又屡屡顶抗上司,最后结果郑板桥想过吗?一定想过。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句话——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勇于担当。乾隆十七年(1752),他六十岁那年,果不出聪明人的预料,被罢官了。带有讽刺意味的是,罪名为开仓放赈,涉嫌贪污。从小怀抱治国平天下之志的郑板桥,在山东勤勤恳恳,心力交瘁,为天下劳人干了十年,且业绩卓著,不见提升,反以此等罪名被赶出官场,匡世不得反取其辱,报国不成终被罢黜,其时之绝望苦痛亦可想而知。乾隆十八年(1753),郑板桥回到扬州,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这是郑板桥以反讽的方式进行控诉和反抗。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这是“兔子的愤怒和反抗”,真可怜。

郑燮 衙斋听竹 纸本 徐悲鸿纪念馆藏

关于郑板桥在山东范县、潍县为官是否有贪污之嫌,在画史和民间是有争议的。现录一段郑板桥《家书》[3]以窥其秘:

郑某一介寒士,侥幸成名,谁谓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钱,苟不搜刮地皮,艳妾华厦自何而来?殊不知我每年笔润,就最近十年平均计算,最少年有三千金,则总数已有三万。我家仅有典产田三百亩,每亩典价二十千,约值钱六千千,合之绝产田八十亩,不过万金耳。故尚余润资二万金,整备改建家园,以为归田娱乐之地。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这是郑板桥自报家产。账目一清二楚,郑板桥在山东为官是否涉嫌贪污不辩自明。以上是正史,小资阶层似乎并不太关心。小资关心的是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另一个郑板桥,即板桥在山东为官的趣闻逸事。

郑板桥在山东为官期间的趣闻逸事很多,广为流传的有:官衙不设防,平民可以自由出入——拉近官员和百姓间的距离;微服私访,赞助贫苦青年读书谋取功名;开释僧尼偷情,责令还俗成婚;智审石头,抑制土豪劣绅敲诈百姓;先斩后奏,开仓放赈,救济灾民;义释匪盗,保护一方子民安宁;愤世嫉俗,巧顶顶头上司等。这些故事诡谲幽默,亦庄亦谐,令人捧腹之余哲理横生。这些逸事广为流传,多被搬上银幕,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诗书中的郑板桥和野史传说中的郑板桥给人们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正襟危坐的儒家形象,一个是嬉笑怒骂、玩世不恭,颇似当下的“后现代”搞笑的形象。我们的教授专家们在研究郑板桥时多取材于前者而摒弃后者,结果所勾勒的郑板桥往往不为群众接受。为什么?思路有问题。《五灯会元》达摩传[4]有这样一个故事:达摩离开中土时只留下一只鞋(供奉在少林寺),一只鞋带回西方去了。什么意思?我想是否可这样解释:旧路不可重复,自己应走自己的路;方法应当多样化,一条腿走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