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章
奥莉达昨天夜里没睡好，她老是做各种各样的噩梦。那个尼娜大清早就跑来，她两眼放光，狂躁不安，抱怨妈妈不放她到大本营去找皇上！
“你去干吗呢，尼娜！”
“没有人保卫他，他需要帮助！”
“瞧你说的！他那里有卫队，所有的军队都在他那里！”
“不！他需要帮助，我感觉到了！”
“你怎么帮助他？”
“不知道，到那里再看！我觉得他的处境很可怕！而且，谁也不保卫他！只要让他骑上白马，就像他的曾祖父那样，他就能进城！”
“你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心，他能进来！”
“啊，不！”尼娜急得跑来跑去，她的发型像小姑娘一样总也保持不好，几缕头发从发结里露出来，袖头也卷了起来，“不，我相信，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怎么会不了解？现在有电报局办这事。”
“不，他可能不了解！不了解这里的可怕情况！可为什么没有任何……可能，都不好好地向他报告。”
她急得恨不能飞出去：那里需要她！她马上就得走！奔向沙皇！要说服他！可是，得先说服母亲！这事只有奥莉达一个人能做到。
19岁的尼娜毕业于为中级军官子女开设的斯莫尔尼亚历山大学院，一点儿也没想到现在会成为医学专业的学生。奥莉达很了解尼娜全家，她的父亲是名中校，去年在战场上被打死。随后她哥哥也上了前线，剩下尼娜和妈妈两人在家。
尼娜感到有一种东西在给她力量，这力量不是每天都有的。她要现在就在这里事先说出她将对皇上说的话：造反的只是那些无知的人，应当尽快采取严厉措施！她最好现在就出发，傍晚就能到莫吉廖夫。课程中断了，所有人都宣扬革命去了，她也要走出去！可是妈妈……
奥莉达被感动了，她对尼娜既同情又带有责备。可又能怎么办呢？她本人不也是这样宣传的吗？皇上生来就软弱吗？我们的忠诚能使他坚强起来吗？她拉住尼娜的手，拦住了她，让她坐到桌旁，给她倒上一杯茶。姑娘这会儿正在劲头上，不能简单地说声“不”就让她放弃自己的想法，应当逐渐地让她了解所有的困难和不可能性。
她看到过那些不守纪律的士兵吗？那些士兵在车站上有，在火车上也有，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孤身去乘车呢？他们会欺侮她的！还有各种巡逻队也会把她截住的。在莫吉廖夫城里也不例外。即使是顺利到达，谁能放她进大本营呢？至于去找皇上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准许！再说，皇上能倾听她的意见吗？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尼娜和皇上本人还有点儿个人联系。那还是她父亲从彼得格勒步兵学校毕业时，曾向皇上去报告。当时他们那里只有一百名军官，可才几年时间，这样的军官就有了好几千名。战时有一次，尼娜的哥哥，那时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军校学生，在普斯科夫火车站从车上往下抬伤员，沙皇的车开过来了，皇上问他姓什么，紧接着又说：“你父亲也是在彼得格勒步校毕业的吧？你要像你父亲一样。”于是，这个小青年激动得哭了。尼娜现在相信，皇上也会认出她来的。
奥莉达在尼娜周围摆下了很多很多的障碍，使她渐渐地消了劲儿。尼娜把头低到桌子上，哭了起来。
尼娜面无血色，有气无力地慢慢地走了。
奥莉达可怜尼娜，但觉得可怜自己是令人看不起的。她就是有再多的力量和智慧，也什么都做不成，这三天又干得了什么？只不过给熟人打打电话，坐在家里伤心。把军校女生都引上尼娜的情感之路？这不仅不可能，而且，说起来也羞于启齿：奥莉达害怕聚在一起的军校女生跟害怕那些放肆的街头士兵差不多。在自己在大学里的职位上，她所能做的再少不过了。再说别斯图舍夫讲习班也于昨天解散了。
她今天开始给马克拉科夫打电话。马克拉科夫处于事变的旋涡中心，又眼光敏锐，对形势的理解应该比别人更准确。她打了四次才找到他，他既没在家，也没在杜马，而是在司法部。但他很累，又着急回家，奥莉达就不好意思再耽误他了。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您没有控制运动的希望了吗？”
“努力吧，但愿如此。可是，不能保证。”
如果连他们都不能控制……
当没有任何更强有力的明白人，谁也不能阻止这注定引起灾难的进程时，这样的局势会有多么可憎啊！这就是自然力，从来都是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除了彼得格勒，维护秩序的力量是强大的，这座暴乱了的城市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可如果重视自然力之谜，如果记得一九〇五年那骤然间的瘫痪状态，也会担心这个秩序的力量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吧？动乱已经到了第六天，真正的革命也已是第二天了，可皇上在干什么？！
而这又是在战时！在战时！
昨天彼得格勒区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到了晚上事变才冲击到这里，今天可能就蔓延开来了。奥莉达走出户外，先沿着石头岛路走，然后拐上大街。
个人的意识很可能接受不了伟大的事件，大概因为它们多半是令人反感的。
令人吃惊的甚至不是士兵们的一时人心涣散，而是千万块红布下那种全民一致的欢乐景象。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偶然达成的全民一致中，存在着不可逆转性。
但是，这种不可逆转性怎么会发生呢？只两天时间，一个百年大国的力量都到哪儿去了呢？
奥莉达站在人行道边上，瞧着横冲直撞的汽车那种疯狂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个戴松鼠皮暖手筒的干瘦的高个儿女士，那人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女邻人轻声说：“俄罗斯完了……”
她泪眼模糊，现出痛苦的神情。
奥莉达紧紧地挽起她的胳膊，高个女士说：“我只要活着，就抱有希望。”
但是，她这句话还是深深地打动了奥莉达。她俩没戴红花，显得特别惹眼，立刻招来了责备的目光。离开这里时，高个子女人那句话在她头脑中激烈地翻腾着：这句话说到家了。不过，说得既确切又不确切。
凡事要做就该做到底。而且应该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和平时代就耐心地、始终不渝地行动。
我们曾被赋予三百年！
我们还曾拥有最近这十二年！
这就是说，我们错过了这些时光。
我们有那么多高官大臣，有作家，有主教。
可如今，他们都不见了。
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奥莉达又能做什么呢？她只好有失尊严地待在家里，靠打电话来打听消息。
然而，傍晚时分，革命自己就找到奥莉达家来了。同时响起了门铃声和猛烈的敲门声，听得出有好几个人在敲门。女仆刚一打开门，不如说是门被撞开，有几个人就问也不问地闯进来了：有两名士兵，一名带枪的工人，还有一名准尉，面目很和蔼，一点儿也不凶狠，甚至让人感觉很好。
他们进了门又继续往里走，奥莉达不得不赶到前面去挡住他们进里屋的路。他们所有人都戴着红花，少尉也戴着。他们甚至连帽子也没摘。
“需要我做什么？”奥莉达穿着家常衣服，冷淡而又严厉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往别人屋里闯”？
他们都比她个头高，没一个不高的！动作又那么粗野有力，奇怪的是，她竟然能把他们拦住。准尉稍微仰着头问：
“难道枪不是从你们家开出的吗？我们需要搜查。”
“你们没权搜。”奥莉达声音很低，冷冷地、愤怒地说。
“革命不管权力不权力！”准尉大声回答，他陶醉于自己的义务和嗓音，“革命就是要夺取权力。显然从这房子里开过枪，我们则需要找到罪犯。您这里没藏着什么人吗？”
她的冷淡和愤怒他们不在意，她的反对似乎没人听见。他们已经绕过了她，或者说把她挤到一旁，向客厅和饭厅走去。天已经黑了，他们中有个人打开了灯。
奥莉达没有喊出那句空洞的“你们怎么敢”！因为她已经看清了力量在人家那边，但她想尽可能打击这名傲慢的准尉，现在只有他站在对面。她从下到上把他扫视一遍，轻蔑地问：
“作为一名军官，您怎么转到暴乱分子一边去了？”
这对他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甚至带着胜利者的快乐回答说：“不是暴乱者，而是人民，太太！我的军官身份恰好让我必须帮助人民，而不是和他们的压迫者站在一起。”
他有一张聪明的脸，还值得对他说：“压迫者、摧残者，在历史上这样的人被抛弃的太多了。您也别太自信，但愿您有朝一日别不得不为这些日子感到遗憾。”
说说倒是值得，可是，他对这些一点儿也没听进去。
奥莉达跟他一起走过书房。准尉似乎想在玩具和小装饰物中找出个什么大东西——一个人或者一支枪。当她堵住门不让他进卧室时，他坚定地说：“请您允许，我需要进去。”
她极厌恶地让他进去了。
他在这里也是寻找人或枪，但没有打开柜橱，也没往床下看。可他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格奥尔基穿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奥莉达今年冬天放大的。
“哦，这位上校我认识！”他说。
“您不会认识的！”奥莉达截住他的话头。
“咋不认识！”准尉愉快地坚持说，他表现得很轻松，仿佛不是自己硬闯进来的，而是被请来做客的，“他不是姓沃罗腾采夫吗？”
奥莉达愣住了。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她蔑视这个准尉，可是，他就像是在这里碰上了她和格奥尔基。说来也怪，她竟有点儿高兴起来。
“这是您丈夫？真是幸会！”
本是个粗野的敌人，但是，由于跟格奥尔基有关却变成了熟人。她感到很幸福，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把他称为丈夫。
“您打哪儿知道他……”她换了一种口气问，“在他那儿服役了？”
“他在东普鲁士，把我们大家从包围圈中带出来了。他现在在哪儿？”
“您想知道很多吗？”她口气变得强硬了。
“不，不是，我只是……”他轻松地摆了一下手，“如果他抗拒革命，我们就还得跟他见面……”
他们回到客厅，搜查者们都聚到了这里。
“没事？”
“没事。”
“到下一家去。再见，夫人，对不起。”
他们走了。
女仆赶紧去检查。不管她怎么眼睛也不眨一下地盯着他们，他们还是想出法子把厨房的银器揣到口袋里偷走了。奥莉达也开始去查看，她发现书房里的茶桌上放着横卧的空木匣，而里面带坠儿的小表不见了。
大概还会有什么东西没了。
奥莉达赶忙跑到邻居家去追他们。
“他现在在哪儿？”
准尉匆匆忙忙地走了。这次来搜查的结果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