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九章
没有溜掉的杜马议员都有事可干，而且是最不寻常的事。一部分议员本身就是委员会的人，所有他们得去参加那个没完没了的讨论会；另一部分人则不得不接受（出于跟工人代表苏维埃迫不得已的竞争）“人民委员”的可怕称号；鉴于政府自我逃散，几乎所有的部都没有首脑，委员会又决定向每个部派两三名杜马议员，以便起到监督、影响、说明和帮助领导的作用。诚然，这些被派去的人自己也不大清楚应当干什么，以及什么最要紧（只有司法部的马克拉科夫清楚）。他们甚至被自己这不明确的“人民委员”的新称号束缚住而畏首畏尾，不知该干什么。再说想从街上到有些部去也不容易。
这时，昨天抢修好的市用电话突然又中断了，所有的话务员小姐都吓得逃离了电话台。趁着寻找她们、恢复话务的时候，只是先接通了供塔夫里达宫用的电话。
另一些议员的工作是对前来的军队讲话：或者在楼前的台阶上，或者干脆就在大厅里。还有的到他们不熟悉的兵营去，面对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听众讲话。不需要委婉含蓄，只需要尽心竭力地进行说服：不要急着欢庆胜利，不要酗酒，不要陷入无政府状态，要听从自己的军官指挥。
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罗季切夫（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发生时，正赶上他遗憾地暂时离开：偏偏约他昨天到莫斯科的一位公证人那里去，他出售了森林别墅），不顾七十岁高龄，像年轻人一样乐于演讲，他具有这样的天赋：连冷漠的心灵都能被他点燃，他能够紧紧地牵动听众的神经。突然出现了直接对人民群众演讲的机会，你还会感到疲劳吗，先生们？他的夹鼻眼镜闪闪发光，用长长的细带儿系着，小胡子呈三角形一撅一撅的。全体人民都公开地倒向国家杜马一边了！还有什么可等的呢？这就为他提供了控制形势，成为运动领袖的机会！
有时演讲是成功的，有时则不成功，议员们却一概如释重负地赶回自己的杜马。其实，杜马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了，它已经变质了，不纯了。塔夫里达宫小花园前，有一段铁栅栏和一根大理石柱已被汽车或者人群挤倒。圆顶大厅里堆起了沙袋。再往里边，士兵们已经安营扎寨，毫无意义地拥挤着。那里人流与人流的冲突并不是政治意义的，而是原始生理意义上的：看谁在体力上能占上风，能够抢先通过。仅仅一昼夜的时间，圆柱就被蹭脏了，家具也被毁坏了，油渍斑斑的。上厕所变得令人嫌恶起来，因为厕所被大兵们弄得很脏，而且得排队。更衣室已经不存在了，议员们以前的房间里的个人抽屉中塞满了机枪子弹袋，甚至有炸药。
就这样，他们需要穿过整个拥挤的人群，激进派的女士们还在给等了好久的士兵们分送夹心面包和茶水。他们甚至怀着畏惧的心情留心听着人群的谈话，挤进左侧楼所剩不多的几个朝向塔夫里达路的房间，那里还留有着杜马的气息，基本上是自己人，可以在习惯的环境中透透气儿：讲一讲自己到团队的经过，听一听别人的讲述。如果办得到，参加讨论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就像是重温被遗忘的幸福。
聚集在这里的也不是杜马议员，只不过是他们在彼得格勒的朋友，立宪民主党的那帮人。
关于伊万诺夫部队的动态都有什么消息呢？他们真的会来镇压吗？可是先生们，我们又不是革命者！为什么我们要去劝说士兵回营？为什么我们要欢迎被找到的军官？我们正是在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恢复进行战争所需要的那个秩序。（大家没完全说出来，但都是这么想的：也许沙皇能承认他们的委员会，要是那样，这一切多么快就合法化了啊！）
引起这种危机的不是我们，而是意志薄弱的君王，是腐败透顶的制度。
天哪，我们是怎样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
我们经受他们给我们造成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能活着就算幸运了。
可现在到清算他们的时候了。
没什么，士兵们很快就会安静下来的。可是，前线军队中正爆发出爱国主义热情，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的！
新的被捕者被源源不断地送来，这使他们感到了压力，因为这老是打断他们的工作，送来的常常是偶然碰上的完全不相干的人。你还得对那些自愿的押送者表示感谢并把他们打发走；被押者则需看管几个小时，直到他们的危险过去。这一切同样得在剩下的几个房间里进行。
终于，由罗江科签署的公开声明发表出来了，声明说：杜马委员会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逮捕的命令（这是实情，所有逮捕活动都是背着杜马进行的，它只是在搭救被捕者），往后除非有杜马委员会的命令，否则不得逮捕任何人。
但是，就连印这份声明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印刷厂，可能还得请工人代表苏维埃帮忙。
形势令人极其难堪！这些群众出于对国家杜马的好感，纷纷来到了塔夫里达宫。可是，你又毫无办法消除这种好感：把群众分到各个房间，只会碍事；而另一种力量马上渗透进来并控制了他们。可没有这第二种力量大概已经无法恢复秩序，也无法把士兵集中到营房去。
应当尽量和他们和睦相处，尽量互相友好对待。
这时，罗季切夫回来了，他已经出去好多次了，而且是在晚上。只这一天的工夫他就变得令人认不出来了，嗓音嘶哑，没有了早上那股精神头，一下子变老了，夹鼻眼镜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刚才他去了谢苗诺夫团，回来时一副灰心丧气满腹惊讶的样子。今晚，士兵们集中到一个大营房来听他演讲，他们穿着衬衣和毡靴，皱着眉头听，压根儿没喊“乌拉”。
士兵们穿着衬衣散去，仿佛没有听他的讲话。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演讲没起任何作用，更不用说令人兴奋了。
原来，士兵中间散布着这样的传单：说军官们窃取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成果，如果士兵不给他们点儿教训，他们同样会窃取目前革命的成果。
这些传单有人给他们印，印刷厂对他们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