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第三百三十八章

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一会儿有传闻说，瑞士近几天将陷入战争；说来也有点儿可怕，事情来得太快：列宁他们自己将留在德国占领区，而伊涅萨，就让她到日内瓦去吧，她在那儿将被法国人抓住，这样就会改善我们与俄罗斯国内的联系；一会儿又说不会有战争；一会儿是娜佳有病：支气管炎、发烧，列宁得不停地跑去找医生，连图书馆都去不成。

可是，他也不能停下手来什么工作都不做呀。如果干脆不用瑞士人，亲自去策动瑞士军队造反呢？于是这样一个意图成熟了：写张传单（在军队中热烈地开展革命宣传！把令人十分厌烦的国内和平局势转变为革命的阶级行动！）。但是，要在绝对隐蔽的情况下（否则得为此遭殃：被从瑞士赶出去），署名将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瑞士小组”（让人们以为是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干的吧，哪怕是普拉廷）。散发可要间接地进行，看上去不是自己发的。伊涅萨会很快地将传单译成法文。只是要绝对保密，烧掉草稿（邮局并不检查信件，它们得到了准许）。

他们动手做了。由此又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吗？传单由自己来写，但由别人签名，动员起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参加五一节罢工。有何不可呢？无产阶级能不响应吗？在战争正激烈之际，这将是多大的力量啊！这是多么强大的示威！而通过罢工，你看着吧，革命的民众运动不就自然而然地动员起来了吗？啊？！只是得抓紧，到五月一日时间并不算多了。要尽快译成法文，尽快出版，并尽快分寄出去（这也要绝对秘密地进行！）。

可是全欧总罢工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传单的译稿刚刚准备，从美国回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科隆泰莎，突然发来一封信。这封信真可谓是在炸药桶上又放了一把火：原来，瑞典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哪能忘记自己忠实的齐美尔瓦尔德派战友呢？那些瑞典人脑子里现在大概混乱得要命！

怎么去影响、帮助他们呢？列宁心中豁然开朗，原来，期待中的、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在于：不是在瑞士搞革命，而是在瑞典！从那里开始！

列宁接着写道：“瑞典的青年人决定在五月十二日召开大会，根据‘齐美尔瓦尔德原则’建立新的政党。唉，还都是些雏儿，既真诚又缺乏经验，有谁能给你们讲清楚：齐美尔瓦尔德·金塔利原则是被出卖了的！被出卖了，几乎欧洲所有政党都陷入了泥沼！齐美尔瓦尔德完了，它完了，破产了！但你们是真诚和纯洁的，你们无论如何要在代表大会之前了解清楚考茨基主义的庸俗言论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卑鄙行为。到斩断布兰京格的魔爪的时候了！应当帮你们一把，立即寄去我的提纲！我们所有人都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为你们负责。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工人运动中的紧要关头！”

一时笼罩了意志薄弱、毫无指望的瑞士左派的失利后的悲观失望，如今被一种愉快的、急不可待的心情所淹没：从北方开始给欧洲放火！该干的事非常多，可是，时间紧迫！书信往返经过德国又有困难。但这是一场坚决的、积极的、意义重大的斗争！生命复活了！苏黎世教会阅览室的拱顶、一叠叠的报纸和中心阅览室一本本粗糙的小册子由于新的意义而熠熠生辉：五月一日前要写好传单！五月十二日前，要拟好提纲并协商好一致行动！一切力量要用在欧洲的罢工和瑞典的分裂上！只有做青年的工作是最值得的！不然我们什么都来不及做，也来不及看到了。可是革命的红艳艳的太阳定将会对青年升起！

三月二日，列宁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有人敲门。来的是布龙斯基。不知为什么他来的不是时候。（在左派的这次失利中，很多事情本来是寄托在他身上的，还有那些选举或不选举之类的事。现在看见他有点儿令人不快。）布龙斯基进了屋，也不坐下，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像往常一样带有几分忧郁地问：“您还什么也不知道？”

“知道什么？”

“在俄国革命……似乎有人在写……”

布龙斯基还有一种习惯，他从不抬高嗓门儿，他这样慢吞吞地，像是没有把握。列宁眼睛离开盛着炖牛肉的菜盘，他已经把汤喝光，看了一眼平静的布龙斯基。布龙斯基这两句话对列宁的影响并不比他说一公斤肉贱了五拉片大。在俄国？革命？

“胡说八道！从哪儿知道的？”

他继续吃着，为了连肥带瘦地一起吃，他横着切了一块肉。这是打哪儿说起呢？无缘无故地就革命了？突然就说出了这样的事！他把肉块在盘子边的芥末上蘸着。他不高兴有人打断他，不让他吃安生饭。

布龙斯基站在那里，大衣也没脱，揉搓着有点儿潮湿的帽子，他十分珍爱这顶细毛毡礼帽。这已经叫他很忐忑不安了。

娜佳双手在灰方格裙两侧蹭着，像是在把手擦干，问：“怎么回事？在哪个报纸上？您在哪儿看见的？”

“是电报。德国人的电报。”

“去他的吧！德国人报道俄国的事，撒谎！”

列宁稳稳当当地把饭吃完了。

欧洲的报纸很少报道俄国，又总是错误百出。没有自己的可靠情报，就很难分辨出真实情况。从俄国几乎又没有书信来。突然出现两个新来的俄罗斯人，是逃出来的德国人的俘虏。他常跑去看看，跟他们谈谈，很感兴趣。他只能通过报告了解俄国，但还不如对早已不存在的巴黎公社了解得多。

“那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

布龙斯基试图复述一番。可是他不仅没能复述出准确的语句，而且连准确的意思也没复述出来。就大多数人的一般本能来说，这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就职业革命家来说，就太令人汗颜了！

“在彼得格勒，民众骚动了……人群……警察……革命……战胜了……”

“到底哪方面战胜了？”

“……大臣们……离职了，不记得……”

“不是您亲眼读到的吗？那么，沙皇呢？”

“关于沙皇。什么也没说……”

“关于沙皇。什么也没说？那到底胜在哪儿？”

真是奇谈怪论。也许不是布龙斯基的过错，消息本身就含混不清。

娜佳触摸着穿破了的连衣裙前胸上的一道道线缝，由于屋里光线不足（外面从早上起就下着毛毛雨），它显得更破了。

“可总得有点儿什么吧，沃洛佳？这消息从哪儿来的呢？”

从哪儿来的！这是资产阶级报纸常有的造谣，对敌人微小的胜利的夸大，在这场战争中，这样的夸大有好多次了。

“莫非人们就是这样了解革命的？还记得在日内瓦碰见卢那察尔斯基一家的情景吗？”

一月里的一个晚上，列宁跟娜佳一起走在街上，迎面走来卢那察尔斯基一家人，他们快快乐乐，容光焕发，说：“昨天，一月九日，在彼得格勒朝民众开枪了！死了好多人！！”怎么能忘记俄国侨民们那个欢天喜地的晚上！人们都奔向俄罗斯饭店，兴高采烈地坐在那里，唱着歌，所有人都力量倍增，立刻活跃起来……高个子托洛茨基还举着酒杯，挨桌地发表祝酒词，向所有人表示祝贺，说他马上就走。（他也真的走了。）

“算了，上茶吧。”

“要不，就别喝了？”

到阅览室去照常工作，看来也不行，总是有什么东西妨碍着，牵扯着列宁，需要搞清楚——存在着对全部计划的障碍。而刊载今天电报的报纸明天才能到阅览室。

不过在别利·维尤的“新报橱窗”报廊上挂着这张报的号外。

列宁决定去一趟。

自打二月份得支气管炎以来，娜佳就很少出门，这次她照样留在家里。列宁穿上缝补过的沉甸甸的旧大衣，戴上旧圆顶礼帽，活像把它扣在了木偶头上，出门走了。

相邻房子的墙上挂着个牌子，上写：“诗人乔治·毕希纳曾在这里居住……”列宁和布龙斯基沿着潮湿狭窄的小巷快步往山上走去。这里，墙边还没融化掉的积雪疏松透湿。穿过小巷奔别利·维尤是抄近的走法。

按照瑞士人的风俗，所有人走路都带着伞，在胡同里勉强能错开身子，一不小心就会把眼珠子扎坏。列宁不喜欢总是拖着伞，它有时用得着，有时没用处。列宁身上穿的也都是旧衣服，这样淋了雨也没什么可惜的。布龙斯基走路时也跟他一样。

报橱里的内容真的跟布龙斯基说的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大臣们似乎被捕了。还有，掌权的是杜马议员。那么，沙皇呢？一句话也没提到他。这就清楚了，沙皇还在自由行动，跟军队在一起，他马上就会报复的。

但愿这一切都是谎言。

不，不会的，在当今的俄罗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除了他们二人，报橱前再没有别人。

蒙蒙细雨落在广场上，落在湖面上。湖上的一切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了，尤特里堡坐落在湖对面蓝白相间的大幕中。带深色车篷的马车从容不迫地走着，深色的雨伞也从容不迫地移动着。哪来的革命！

但还是彻底搞清楚为好。

二人向海姆大操场的报亭走去，心想说不定能碰上点儿什么。列宁从没买过报纸，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党的资金中支出。

可性格朴实的售报员证实说，任何一份报里都没见到这样的消息，也没人买过这样的报纸。

该停止这种无聊的事，到阅览室去工作了。但是布龙斯基惘然若失，浑身无力。看样子，他还不想罢手，准备在街上，或者冒雨在报橱前等候下一批电报。人们一受冲击就头脑发昏，看不清行动方向。列宁把布龙斯基斥责了一通，跟他分了手，又沿着走了千百次的小巷朝阅览室走去，无论是房屋、橱窗还是行人，他都没在意。

但到了尖拱窗跟前，他犹豫了。

他僵在了门口，不知是进是退，仿佛有什么东西不让他进去。

这时雨也停了。

他怒气冲冲地站了一会儿。当然，他可以强迫自己进去，也可以一直坐到晚上，冥思苦想出个头绪来，可是，真正的、明确的工作——为了瑞典人的工作在召唤，但是这事来得不是时候，分散了精力。还有“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摘抄要做，可是腿不听使唤。

相反，突然冒出个不合他本性的、犯罪性的念头：到俄语阅览室去。这是社会革命党人、自由主义者、孟什维克和俄罗斯所有败类的巢穴。就像躲避一个蛇窝，他总是尽量从它旁边绕过，不走库利曼什特拉赛路，不呼吸这里的空气，谁也不想碰见，不想看到。可现在他想：大概那些人正聚集在那里，或者正在向那里聚集……不管他们是否了解情况，反正总在那里谈，而且还会继续谈的。到那里去总能够听到点儿什么。他不打算谈自己了解的情况，而是要打探出点儿什么。

于是，他被吸引着，抛开自己的一切准则，朝那个讨厌的地方走去。

库利曼什特拉赛离得一点儿也不近，显然需要顺山势向上走。

果然不错，已有二十来人挤在一个烧暖了的小屋子里。他们穿着湿乎乎的衣服，带着潮湿的冷气，有人坐着，有人压根儿就没想坐。但没有一个人默不作声，所有人都在讲话，都在吵嚷，喧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屋子里回荡着。这还用说，尽情地表达对俄罗斯的爱嘛！

只有一点他估计错了，他本以为这些人会大吃一惊，向他猛扑过来，充满敌意地对待他。可实际上没有人在意他的到来，有人发现了，有人没发现，但所有人都自然地对待这件事，仿佛他是这里的常客。

列宁回答了某人的问题，可是答得漫不经心，等于没答。他干脆没问谁什么，坐到屋角一条长凳的边上，摘下礼帽。他坐在那儿听着，唯独他有这个本事：挑出那些别人感觉不到的，值得怀疑的东西。

原来，这里没有人知道得比那些电报所说的情况多，只是说：“经过三天的斗争”革命胜利了，三天以后，有人送来了这消息。他们赞不绝口，一点儿也没怀疑，这显示出某种可信性，列宁认为没必要公开反驳他们：那为什么这三天没有通任何消息？总之，谁也不比电报知道得多，而是用很多废话去填满围绕着这些消息可能有的空间。

有一个列宁从没见过的人，领带抻得歪歪斜斜的，一会儿跑到这个面前，一会儿又跑到那个面前，像公鸡扇动翅膀一样拍着双臂，既不把话说完又不说清楚，就继续走向下一个人。还有一个高个子女人，一个劲儿地闻着一小束雪风铃花，无论谁对她说什么，她都惊奇地摇晃着身子，闻着那束花儿。

列宁瞧不起这些看似革命者的家伙，他们只知道夸夸其谈，高谈阔论什么自由和革命，一点儿也把握不住棋盘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在怎样的时机下这些事件才能够进行；会有哪些敌人，怎样在进行中乃至一开始就把他们抓住。这些人在议论什么全民节日，似乎一切都已发生了（可发生了什么？为了发生这些事需要做什么？他们中间有谁能明白？）。沙皇在干什么？有哪些反革命军队在向彼得格勒开进？杜马大概已经胆怯了，急于和反革命势力达成妥协？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怎样地弱小和缺乏组织？这些人不考虑这些事，不寻找这些答案。他们所有人似乎突然忘记了党派间的分歧而和解了。这些活跃的太太，女帽四周佩着飘带，相互间在瞎扯。这么一两个小时他们就感觉不到自己是被迫做瑞士居民了，而是“统一的俄罗斯人”，创造了统一的俄罗斯的毫无根据的俄罗斯式猜测，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尽快地到俄罗斯去。

这些人极不礼貌地对待列宁，硬缠着让他对他们的马尼洛夫式的痴心妄想的[1]方案发表看法。列宁眯眼看着这些双手比比画画、无酒自醉的人，看着这些叽叽喳喳的女士，倒是没有生硬地回答任何人，但也什么都没答。

原来，他们是想让所有的侨民现在都不分党派地联合起来（小资产阶级的头脑，塞满了废料！），并且成立全瑞士俄侨返国委员会，讨论如何返国，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却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甚至今天晚上就要召开预备委员会！

在尚不知晓国内在干什么的时候就要返回祖国，说不定所有的墙边都在枪毙革命者呢。

又有一些人从外面进来，但也没带来什么好主意。大家再次互相验证消息是否属实，可仍然是谁也没能多了解一点儿情况。于是，列宁跟进来时一样，不为人注意地走了出来，躲开他们空洞的饶舌。

外面不仅雨停了，而且天也放晴了。云雾稀薄得多了，空气渐渐变干燥了，但天气依然很冷。

他快步朝山下的图书馆和回家的方向走去。

要是回家——这倒对头。可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他停住了脚步。

仅仅两个小时前，快吃午饭的时候，一切还都是清楚的：要使瑞典党分裂，为此需要读书、写作和做事情。可突然横生出这些不可靠的、难以置信的、不必要的事，这就分散了精力，破坏了工作日程。

回到图书馆去，看来也不行。

可他又不愿意回家。最近一年来，他跟娜佳讨论什么都感到枯燥乏味：不用她说出口来，列宁就知道她会以为自己的回答很重要，因此会把谈话拉得很长。他在她那里再也得不到新鲜的、独创性的回答来修正自己的意见了。

可他还是想走走，散散步。

但他也不想在街上走，厌烦了。要么到苏黎世堡去？它就与这里紧挨着。

稍微有点儿风，是冷风，但不大。不仅不会下雨，而且放晴了，乌云马上就会散开的。

列宁穿着在阅览室里差不多干透了的大衣，沿着陡峭的路向上走。在山上可以放慢脚步，思绪稳定了，就可能想明白点儿什么问题了。

小巷越陡、越短，他向上面奔得反而越快。他的双腿像年轻人一样有力。一群上完下午课放学回来的小学生背着书包，也急匆匆地向那里走去。列宁没被他们落下，而且一点儿也没喘息，心脏在健康地跳动。

要是一切都这样就好了。可是他的头，就像一个珍贵而又有毛病的东西。这是一个为了在一瞬间采取正确无误的决定，为了找到出奇制胜的论据的装置。这个装置仿佛许多线路都出了毛病，病态的、低级的报复本能使它受到损坏，而且不断地影响到其他地方。大概，这就像一块厚实的面包、肉和蘑菇里滋生出了霉层，表面上有一小层鲜嫩，霉菌却一丝丝地向里面渗透：似乎一切都完好，可又一切都已受损，腐败处没有刮干净；当你头痛时，你感觉不到整个头部都痛，而是觉得个别地方头皮痛，丝丝拉拉地痛。你可能会认为这是脑袋痛，跟所有人一样，吃点儿药就过去了。可一旦你另有想法，觉得它痛得特别，不可治愈，药面儿只能蒙骗你几个小时，可霉菌却一点点地向里面渗透，那么，恐惧就会紧紧地把你抓住。你心想：完了，这下可逃不过去了！这个病脑袋是摆脱不掉的。世上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的评价和决定，世上的一切都能够以你的意见去治理，可你本人却被缠住了，无法逃脱！

你尽可以历数健康的心脏、肺、肝、胃、胳膊、腿、牙齿、眼睛和耳朵，并以它们为自豪。可是面对自然，犹如面对一位铁石心肠、目光敏锐的考官，你在历数中漏掉了什么，不过你也确实数不过来，可疾病却已发现这个漏洞并将其作为破坏的入口而开始往里钻。要使整座健康的雕像倒塌，只需一个蛀孔就足够了。

列宁从州医院沿着盘旋的上坡路走入多山区，这里的瑞士小市民更为富裕，资产阶级宁可爬上高山，靠近直插云天的森林，建造独门独户的住宅和小型宫殿，为的是视野宽阔，俯瞰全城和湖泊星罗棋布的远方。他们人人想方设法进行美化装饰：有人把墙体砌上花纹图案，有人镶上磁砖，有人修上尖顶，有人造了大门，修了凉亭、马车棚和喷水池，或者美其名曰“尼谢塔”“山玫瑰”等等。炊烟从烟筒中袅袅升起，不用说那是为了舒适而燃起了壁炉。

他们用板墙、格栅、公证书和相应的瑞士法律把自己与民众隔开：搞出美观而又舒适的环境，住得高一些，远离平民百姓。这使人心中愤愤不平。要是民众从山下勇猛地冲到这里来，用石块、棍棒、鞋后跟和枪托捣毁这些篱笆门、房门、窗子和花圃就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这些备受压迫的民众，难道就如此沉沦和堕落？永远也不能起而造反了？马拉特[2]这些炽烈的语言已不再为人们记起：人不仅有权夺取他人多余的东西，而且可以夺取他人必需的东西。为了自己不死掉，人有权宰杀他人，把他战战兢兢的肉体消灭掉！

在奴隶制的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中之所以不能产生雅各宾党人那种光荣的处世态度，是因为从老爷的餐桌上不断地有一块块食物施舍过来，把奴隶们养肥。格里姆派[3]的机会主义者则用大张的蛛网把无产阶级蒙蔽住。

可在瑞典呢？

在俄国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俄国本来可以干许多事情，可就是没有人领导。今天，那里就可能大败亏输，人们将淹没在血泊之中。可要从报上了解到情况需要等到后天。

四周更亮了，这倒不是因为往山上越登越高，而是因为天放晴了。脚下的人行道和马路上的石子也变干爽了。它们清洁、平滑，从没蒙上过尘土和泥污，偶有轻便马车驶过水洼处，溅起的也是干净水。山坡上的街道旁树木很多，越往上越稠密，再往上就成森林了。

这里的行人已是在散步，而不是急着去办事。一对对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慢悠悠地走过，牵着狗，拿着收拢的雨伞。随后是两位年老的太太，扬扬自得地大声交谈着。还有些别的什么人。所有人都充分欣赏着自己的住宅。这里，仿佛是远离世人和全部生活的一段真空。

一条道路紧挨着森林平稳地围绕着山向前伸展，路面既不上升，也不下降。这条路一直通到一个四周用格栅围着的瞭望平台，从这里可以透过树枝欣赏远处湖湾的景色和低地上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烟雾中的整个城市，房屋的尖顶、烟囱和桥上来来往往的蓝色双层电车尽收眼底。从灰色的教堂隐约传来的仍然是那机械、单调的钟声。

这里的大树下有个小花园，花园中铺着砾石，设有长凳。小花园离唯一的陵墓只有十米远，它正是为陵墓而建的。列宁曾和娜佳到过椭圆形的大苏黎世堡，但那是通过另外的街道登上另一个地方，这里他们从没来过。现在，他向这座陵墓走来，陵墓所处地势很高，视野广阔。

一块齐胸高的墓碑树在陵墓前，墓碑是用粗糙的灰色石头凿成的，一块平滑的金属板嵌在碑上，板上刻着墓志铭：“乔治·毕希纳。卒于苏黎世，遗有未完长诗《丹东之死》……”

列宁心中一阵刺痛：他曾是他的邻居，住在施皮格尔加赛12号，与列宁的住房紧挨着，墙挨墙，门挨门，只有几步远。他也是个侨民，与列宁比邻而居。他死了，留下一部未完成的遗作《丹东之死》。

这也是一桩搞不清楚的事。丹东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可不是马拉特。死了丹东倒没什么可惜的，问题倒不在于他，而在于这里长眠的是个邻人。大概他也曾拼命想要离开这狭小压抑的国家返回故国，却客死他乡，在这苏黎世城，或许就在施皮尔加赛这个地方。墓碑上没有写他的死因，说不定也是脑袋有病。

看起来，真的该在脑袋、睡眠、神经上想想办法了？

以后的事到底会怎样呢？一个人去反对、纠正和引导所有人，是力不能及的。

这是一次令人心烦的见面。

整个苏黎世大概有25万人，有当地人也有来自全欧洲的人。他们密密麻麻地聚居在山下，工作、做生意、换外汇、叫买叫卖、在饭店里吃饭、在集会场所开会、在街道上步行或者乘车，这一切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所有人的思想都是未经统一和引导的。而他，站在这山上，知道应该善于领导他们所有人，把他们的意志统一起来。

可是，他没有这样的权力。他可以站在这里或者躺在这里的坟墓中，但他不能够改变苏黎世。他在这里生活已经是第二年了，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什么也没做成。

三天前这个城市庆祝了狂欢节：乐队穿着丑角的衣服一个劲儿地往前闯，一队队鼓手卖力地敲着，号手刺耳地吹着；有人踩着高跷，有人披着一米长的麻絮做的长发；鹰钩鼻子的老巫婆们和贝都英人（游牧的阿拉伯人）骑着骆驼，一些人推着带轮子的木马、弹药箱和四肢不会活动的巨人模型。礼炮射出一股股焦煳味，炮筒里吐出五颜六色的彩纸屑。许多长期无事可做的闲汉为此做足了准备。他们专门做了衣服，进行了彩排。这么多免于参加战争的人力竟被毫不吝惜地投入到了这里！这些力量要是有一半投入总罢工就好了。

这里的节日多得数不清。再过一个月，那时已过完复活节，还将有辞冬节。那也将是一次游行，但不必化装和假面，而是一次苏黎世手工业的大检阅。去年就有这么一次：过分夸大的米粒；过分夸大的工作台、装订机、磨刀砂轮、烙铁，这些都放在带有瓦房顶的铁匠车上，游行者一边走着，一边用鼓风机把炉火吹旺，进行锻造；一些人扛着锤子、斧头、干草叉和链枷（一想起在阿拉卡耶夫卡村时妈妈迫使他去做农民，可他却讨厌这些干草叉和链枷，心里就不愉快）；一些人扛着船桨，鱼竿上钓着鱼；孩子们手拿大个头的烤面包和“8”字型的小面包。如果这一切不蜕变成资产阶级，如果扎着皮围裙的手艺人后面不是跟着骑在马上，身穿红、白、蓝、银灰各色坎肩、淡紫色的燕尾服、头戴各种颜色三角帽的骑士；不是走着身穿老式常礼服，打着红色伞的老头子，佩戴着放大了的金质奖章的有学问的法官，以及身穿天鹅绒连衣裙，头戴白色假发的伯爵夫人（伟大的法兰西式的断头台用在他们身上也不多余！）；如果不是坚持保守主义，死抱着早该摧毁的过去不放，那么，夸耀一下这些劳动者还是可以的。还会有数百名号手，几十支乐队和骑在马上的管乐队；穿着连环甲，戴着头盔的骑士们；拿破仑时代的长斧手和步兵——不该走向毁灭性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却如此快乐地扮演着战争！而那些社会爱国派的叛徒们又不号召他们转变方向，开始国内战争！

他们的工人阶级又是什么样子呢？伯尔尼市的一个女房东，熨衣女工，是个无产者，得知他们不按基督教义安葬母亲，而是送火葬场火化，就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来。另一个女人只因为他们白天点了电灯，是要让什克洛夫斯基他们看看，这灯有多亮，也把他们赶了出来。

不行，这样的工人阶级没法发动。

只有这么四五个具有正确思想的外国人能干成什么事呢？

列宁离开小花园，转过弯，沿着陡峭的路向上走，进入林子里。

云渐渐稀薄了，甚至变成了柔和的浅黄色，猜得出傍晚的太阳在哪里。

这不，终于进了森林。林木尚未经过间伐，一些地方却有林间小道。云杉间混杂着淡蓝色的树干，既非桦树又非山杨树。湿漉漉的地面上厚厚地盖着陈年的树叶。这里既脏又滑，在城里的人行道上穿着山地靴显得荒诞，在这里倒是正好。

他从陡峭处向上登着，双腿肌肉十分紧张。这里只有他一个人，那些穿戴整齐出双入对的人是不会在空气潮湿道路泥泞的地方散步的。

他不时地停下来喘喘气。

在光秃秃的树上，黑黝黝的空椋鸟巢变得透湿。

没有比从隐蔽走向公开更困难的了。“地下状态”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能露面，总得隐姓埋名，有时突然出来登高一呼：“喂，我在这儿！拿起武器来，我领着你们干！”不知道一九〇五年为什么这样艰难，而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却控制了整个俄国革命。及时地投入革命——这是十分重要的！你要是晚一个星期，就会失去一切。

帕尔乌斯现在会干什么呢？唉，当时应该友好点儿答复他。

这么说，应该去？如果这些消息都得到证实，那就去？

说走就走？那就得抛下这里的一切。可是，难道能飞过去？

在第一道山梁后面，是呈斜坡形的密不透光的云杉林。那里的道路泥泞透了，不过也可以沿着山梁走，这里干爽，长满了草，稀稀落落地长着松树。

还可以走小山岗。

从这里又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致，视野更加宽阔了。看得见一大片锡一般的平静湖面，湖面上水波不兴。整个苏黎世上方是盆地形的天空，这片天空从未被炮火撕裂过，也未曾被革命的人们的喊叫声穿破。太阳眼看着远去了，但并没有落下去，正与视线差不多一平，正向着尤特里堡山后慢慢移动。

列宁仿佛刚刚经历过医疗昏迷，在俄语阅览室里的那种焦虑感、那种不自在感又出现了。人们众口一词地、绵羊般地乱嚷嚷，说什么革命开始了。这些职业革命家也多少有点儿轻信，随便什么无稽之谈就能把他们迷惑住。这一切迫使他又进入了工作日，进入了不合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山上的潮湿环境里。

现在，应该表现出极大的谨慎和冷静。

他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无路的山梁走去，脚下是浓密的杂草和干枯的树枝。山上常有松鼠爬到树上去，偶尔也有个头比狗大一点儿的幼狍，在远处一闪，穿过道路不见了。

在这又高又静的地方，在这清新的空气中，他得以抛开一切事情不去想，卸下令人压抑的缠身事。所有惹他生气的人，所有让他愤恨的事，这会儿都与他没有了关系，被他抛在了脑后，留在了山下。

最后这个冬天是艰难的，令人十分疲惫。如此紧张真是没法活，得自己爱惜自己。

可又为什么爱惜呢？如果什么都不做，自我爱惜又有何用？

但是，就这样下去你也活不长。脑袋不舒服，情况不妙。

列宁走的这道小山梁，在一条横着的石子路前中断了。那里有座方尖碑，是个熟悉的地方。一条山间小道向下通到那里。此碑是纪念法国的革命军队与俄奥反动军队为争夺苏黎世于一七九九年进行的两次战役而立的。

列宁在方尖碑对面的一张湿漉漉的长凳上坐下来，他累了。

是的，这里也曾打过枪。想起来都可怕：这里也曾有过俄国军队，沙皇的魔爪竟然伸到了这里！

从上面传来均匀的，马蹄敲在坚硬的路面上的嘚嘚声。很快从黑黝黝的森林中，在日落后半明不暗的光线里露出一顶女帽，随后就是身穿红衣的女士本人和一匹枣红马。女人颤悠悠地坐在马上，那姿态有点儿像她，高昂着头的伊涅萨？！

列宁浑身一震，他看到了她，并信以为真！尽管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离得更近些一看，当然不是她，但有像她的地方。他一下清醒过来，定了定神：这是他心中珍藏的……

她一身鲜红，骑着马儿从密林深处走出来，行进在傍晚湿润、清新的静谧中。

可马儿这时却觉得自己是第一美人儿，它毛色浅红，红里透黄，油光发亮，优雅地戴着嚼环，蹄碗有力地踏在路面上。

女骑手则神态安然地坐在马上，或者有几分忧郁，她目不斜视，既不看方尖碑，也不看碑下面穿得傻里傻气，戴着圆顶礼帽，靠在长凳上的列宁。

列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和从她帽子两侧露出的乌黑的头发。

要是突然不必去考虑那些非完成不可的任务，那该有多好啊！这女人可真漂亮！她一会儿耸动一下肩头，一会儿晃动一下腰肢。不过这并不是她自己在晃动，而是随着马儿晃动，是马镫把她穿着长筒靴的双脚轻轻地托起。

她向山下走去，道路在那里拐了弯儿，只能隐约听得见远去的马蹄声。

她渐渐地走远了，似乎带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