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七章

第二百七十七章

（纪事片段）

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召开的印刷工人会议决定：目前不印刷资产阶级报纸。根据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规定，只允许那些不会反对革命运动的报纸出版。

一些人从塔夫里达宫往外搬运最新一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他们把报纸搬向一辆汽车，准备向全城散发。围观的人们冲上去，要求得到一份，搬运的人就散发起来。有个士兵在哄抢着的人群中大喊：“你们都住手！别嚷嚷！我手里可有炮弹！”

他费力地从拥挤着的人堆里往外挤。还真是有颗炮弹，是颗水雷。

“这些人真讨厌，莫名其妙！”

有人从街上向一座高楼一通扫射，打伤了房主：子弹从下巴打进去，射穿了脸，从眼睛下边钻了出来。“是你打的吧？”“不是！”士兵想用枪把他打死，可是，一个穿黑大衣的非军职人员说：“干吗把子弹浪费在这个畜生身上？”说着从炉子上抄起一块劈柴，一下子要了房主的命。他们把死者拖到楼下，暴尸于大门前。那个穿黑大衣的人狂暴地转动着眼睛，对人群讲述着自己是怎样把房主打死的。

房主的妻子跑过来，哭诉说：“他没犯什么罪，却死了！”

衰老的枢密官A.M.K垂着虚弱无力的双腿，独坐在家中的一张桌子旁，家人都不在。一群士兵和工人从仆人身旁冲过来，到老头跟前提问题和要求。老人想象不到世上还会有这种情况，何况是在他家里！跟我说话竟然用这种口气？“先生们，请你们先把帽子摘下来！”头一遍，他说得还挺客气，后来急了，干脆喊了起来，用拐杖敲起了地板。

那些人一挥手走了。而枢密官傍晚时因脑出血死了。

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从大理石宫往方丹卡大街家中给大公夫人莉季娅·瓦西里奇科娃拨了电话。可是，夫人刚刚拿起听筒，一伙凶神恶煞般的士兵就闯进家中。“检查机枪是从哪里打的”，一个水兵从大公夫人手中夺下听筒，问道：“您是哪儿呀？”

如果大公说出“大理石宫”，大公夫人可就逃脱不了这场灾难了。但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一听到这粗鲁的陌生人的声音，就明白了。

“我想打听一下，你们身体都好吧？”

水兵龇着牙说：

“谢谢，我们嘛，身体都好！您那边过得也好吧？”

涅瓦大街上的所有药房都关门了。每家药房上方都按规定悬挂着双头鹰国徽。

这时有个工人，不知是自己想到的还是有人提醒，找到一架小梯子，把它靠上去，用锤子去砸双头鹰。碎片撒落到人行道上。

两个外国人从一旁走过，他们一副满意的神态，用英语交谈着，两人回头看了看，放声笑起来，继续向前走去。

所有地方的大门旁维护秩序的看院人都不见了。每个人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军医院里的伤兵也往城里跑，不回来过夜或者回来得很晚。护士们请求他们：哪怕打个电话说说自己的情况也好。

在苏沃洛夫路上，人们在焚烧一个穿着警服的稻草人。看来是没有活人可斗了。

一辆卡车在红彤彤的落日余晖中，沿着皇宫旁的滨河路从夏园旁慢慢驶过。车上坐着水兵，还有从一个宪兵家中拉出来的包裹和其他东西。那个宪兵要么是被捕了，要么是被打死了。他的制服披在打扫卫生用的刷子上，高高地挺立在那里。两只空袖筒不停地摆动着。在车厢里，衣物的前头有两个没扎腰带的士兵，他们的帽子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两个水兵之间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姑娘，头上扎着用桌布料做的浅黄色的三角巾，一条大红背带斜挎在大衣外面，手里握着明晃晃的马刀。姑娘用充满野性的嘶哑的嗓音唱着，听得出，她唱了远不止一遍了。

“作为牺牲者你们倒在殊死的斗争中……”唱到这里，她和着节拍挥动一下马刀。

这时，他们正经过卡拉科佐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的地方。

晚上，被安置在人民宫的机枪一团的士兵们突然想到：把他们带进这座与一般房子不一样的房子里，是有预谋的。要把这座楼炸掉很容易。把他们弄进来，看来是为了在这里把他们消灭掉。他们在一间休息厅中就该不该离开这个问题讨论了好长时间，并派出人去侦察了地下室，一点儿没错！那里有一些机器，机器旁有几块地方已经塌陷，其中的一处还没有闪电就发出了雷鸣般的隆隆声。士兵们很惊慌，纷纷紧张地喘着粗气跑到外面，好在门很多。

士兵们最终还是都留了下来。可是厕所不够上万人用的。弟兄们很快就把所有的蹲位都塞满了。他们开始去用刺刀把这些粪坑通干净，结果把管道都弄裂了，粪便开始往外流，天棚都湿透了。

夜晚，彼得格勒的街道漆黑一片，许多路灯被打坏。家家关门闭户，窗帘拉得严严的，商店都用木板钉死。到处是可怕的空寂，街上遇不到任何人，只偶尔有惊慌的身影一闪而过。

只有汽车行进时，车灯才发出强烈的光亮。一些汽车用红布蒙上一盏车灯，结果它们都眨着一只红眼睛，发射出粉红色的光束向前行驶着。

（施吕瑟尔堡[1]）今天弹药厂的工人扛着红旗拉着大队，顺着涅瓦河向上走来，一路上把积雪都踩实了。等待释放的囚犯们，已经站在施吕瑟尔堡的监狱上层窗子的窗口，挥着手呼喊着。守卫人员没做任何反抗就乖乖地把自己的步枪和子弹盒交给了工人们。在监狱的走廊里发现了一些锤子、凿子，看来卫队曾在这里钉过什么，苦刑犯们则用这些工具自己砸开了镣铐，把它们像一条条死蛇一样扔在地上，也有人带上作为纪念品。他们在仓库里换上内衣和衬衫，灰色的外衣和布鞋还得穿着。一些人在院子里把蓝色套封的“案卷”装到雪橇上，拉到锅炉房入口前，把案卷扔在那里，然后塞进炉膛。茹克和利希滕施泰特同志在堆放着从卫队手中夺过来的武器的雪橇旁，发表着热情洋溢的讲话。获释的囚犯们从大门出发，顺着涅瓦河冰封的河面向对岸走去，搀扶着自己的病号。

在施吕瑟尔堡里他们跟居民混在了一起，又发表了演说。人们给囚犯们拿来暖和的鞋帽和手套。然后，拉着长队向弹药厂走去。晚上工人们把囚犯分别领到自己家去，款待他们，给他们睡最好的床。

在这座五角堡的牢房中总共找到67人，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其中有社会革命党人，因参与凶杀而被贬的前杜马议员皮亚内赫。

（莫斯科）炮兵二营白天从霍登兵营来到时，停在了亚历山大公园旁边。他们在饥寒交迫中一直站到晚上。他们干吗等在这里？一会儿说，马上回去，一会儿又有命令，说要等候特殊派遣。后来，命令他们替换了红场上的一营：一门炮对准了克里姆林宫的尼科利大门；另一门放在尼科利路上；第三门放在了米宁纪念碑旁；第四门放在伊利英卡路上。其他的也都各派了用场。为了安置马匹和找到饲料，士兵们自己找到一些庭院。准尉尤拉·扎布洛夫心里很难过，他到杜马去找守护大炮的部队，对那里的混乱和拥挤感到吃惊。那里的人向他要通行证，他和他们大吵起来，冲过去找总管。总管名叫格鲁吉诺夫，面貌上有点儿格鲁吉亚人的特征。扎布洛夫向他说明，大炮不能没有守护部队就放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间，人们会偷偷地靠近它们，光着手去摸它们的。终于，他从格鲁吉诺夫那里拿到一张便条，准许他到251预备团去领2个排。可是这个团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好不容易在广场上找到了该团的70人和1名准尉，所有人的步枪都没有子弹盒，其中40人没有枪栓。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毕竟是枪啊。于是，他把他们作为守炮队带上了。扎布洛夫被告知，可以带士兵到大剧院去吃东西。他真的带他们去了。那里的休息室和小吃部的镶木地板被士兵的皮靴踩得脏兮兮的，吃的东西却没有。可是，他在街上看到大学生们拿着面包，就夺了过来给了自己的士兵们。

真可怕，领导者们能控制住这种局面吗？如果现在有两个连的哥萨克兵突袭上来，或者照着广场打一发炮弹，那就都得跑掉。

傍晚时克里姆林宫投降了，士兵们冲进尼科利大门。

夜里，有两千刑事犯从布迪尔监狱被放出来，这些人马上就到城里闲逛起来。

（喀琅施塔得）半个舰队是由最差的人，甚至是犯罪分子组成，这些人没参加过战斗，是被舰上除了名的。这天夜里他们首先蹿了出来：从防波堤冲到停泊着的舰船上，捆绑了军官们。港湾灯火通明，看得见他们把被打死的军官抛到窗外，鲜血染红了冰冻的海面。

从“皇后玛丽娅”号装甲舰秋天的爆炸中保全性命的海军准尉乌斯宾斯基，是二月里被派到喀琅施塔得水雷学校来学习的。这年秋天，他在“捷列克河”号水雷布雷舰上值勤。一伙从那支舰队来的武装水兵从岸上冲下来，他们把乌斯宾斯基双手背过去，将手枪抵到他头上，这时一个值班军士阻止了他们，说这个人是从黑海到水雷学校来学习的。士兵们把他捆起来放在那里不管了。他们自己动手摘下军官们的手表、戒指，拿走他们的钱包，抢劫他们的船舱。搜捕的狂潮重复了五次。

没被打死的军官被带到防波堤上，肩章（连带着一块衣袖）、帽徽被撕掉，再把他们带到锚地广场，让他们看几名被打死的军官尸体和一名被刺刀挑烂的海军将官。然后，又把他们带到冰上，说：“我们不想让狗血把喀琅施塔得的土地弄脏，我们将在冰上执行枪决。”士兵们把枪栓弄得咔嚓咔嚓响，瞄准了，可随后却把军官们押到海军监狱，投入监号，那里边连简单的板床都没有，就让他们睡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