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二章
利沃夫公爵这个未来的俄罗斯政府首脑并非自封的：呼唤他、推荐他、给他加冕的是公众舆论，首先是莫斯科的舆论，以及对地方自治联盟在这场战争中的神奇活动感到惊奇的全联盟舆论。异口同声的赞美使他承担起了全俄罗斯的名望的压力。于是，不管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利沃夫是否愿意，反正他成了俄罗斯人民的希望。正像俄罗斯人民曾是为公爵引路的希望一样。
日本人发动的战争被粉碎了，利沃夫公爵满载着全俄地方自治组织者的荣誉而归。一些省出现了饥荒，这饥荒却只让利沃夫公爵的组织更加出名了。在反动年代，一些人把他从地方自治会往外排挤，或者指控他多年不提交公款和私款开销的决算报告（的确，你去把各种开销情况汇总试试！不同的款项都混杂在一起了，决算总是迟误，而且收支也不平衡）。可是，公众的赞扬支持了公爵，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承认，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为慈善事业筹得那么多资金，并且卓有成效地利用它们。他的最大才能是：从国家取得资金，通过多方拜访弄钱，他善于通过平心静气的交谈使任何一个谈话的对象对他叹服，从而得到他们的让步和捐助。他的另一个能力是：分配得到的资金，兴办事业。公爵愿意就这样待在这个实际的社会环境中，可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治机遇不知不觉地吸引了他：不论公爵充当地方自治局长的反动角色时，还是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充当狂热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代表的进步角色时，甚至当首届杜马议员时，他都没有在任何一次会上公开演讲，甚至连竞选演说都没做（别人替他做了）。一九〇五年当地方自治代表团准备去见皇上时，团长一职被一致认为非公爵莫属。可当他被事变引到闹事的维堡市时，整个形势使他极为震惊，他简直连抬手签署呼吁书的力气都没有，就被作为病人抬进了火车厢。（立宪民主党甚至打算审判他。）公爵是按假定资格被选进莫斯科杜马的（他从来不是莫斯科人）。他不了解该市的经济，可是，宽恕了他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把他选为市长，尽管政府没有批准这次选举，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在“布拉格”饭店对公爵进行了祝贺，他也终于做了讲演。同时不能说利沃夫公爵失去了皇上的恩宠：在日俄战争开始和本次战争开始时，他都觐见了皇上，这次还受到了亲吻。（可他暗中还是回避皇上的奖章，以免破坏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全俄地方自治联盟的事业蓬勃发展。那里有着数万人工作着，可利沃夫公爵只是到彼得格勒的办事处去拿到必需的10亿卢布，以付花销。近年来，由于社会形势的大发展，公爵感到自己轻松顺利了。他解救了作战部队：向他们提供给养，给他们治病，让他们有浴室洗澡，在理发店理发，在茶馆喝茶，让他们就地接受教育。公爵感到，全体勤劳的俄罗斯人民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自己也就成为毫无疑义的人民领袖了。他甚至通过一些在西方有影响的人士建议：如果同盟国要求提供军事材料，那将没有协商余地。“只能供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使用。”
社会上也产生一种愿望：坚决把利沃夫公爵拉到政治圈子里来。已经一年多了，人们在茶余饭后议论未来俄罗斯责任政府的组建问题时，一致把公爵列为总理第一人选，取代罗江科。成为俄罗斯的首脑，这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荣幸。正如公爵自己认为的，他已经从一个不可替代的生意人、一个精明的实干家改造成了政治反对派的巨人。（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科沃夫公爵出身于柳里克家族，是其第31代。）
从去年秋天起，这种社会选择的压力迫使他最终采取了激烈的政治行为。再说还有沙皇政府的拙劣行为——没有不被它开除的人！利沃夫公爵十一月份就直接要求进步联盟采取措施，坚决改组政权。在周围的人都急不可耐的情况下，他同意委托梯弗利斯市长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进行侦查：他是怎样看待国家改革的可能性的？怀着同一目的，今年冬天他还在克里米亚拜访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公爵怎能同意这件事呢？但是，如果大家都把他看成祖国的拯救者，他又怎会不同意呢？一个爱国者怎能容忍公开无耻地准备单独媾和呢？再说这也没什么特别的秘密，整个莫斯科和整个彼得格勒都在对国家改革议论纷纷。所有人都确信：革命迫近了，而且大家都称利沃夫公爵为未来的总理。各省的地方自治参议会主席已经公开地喊出了利沃夫公爵的名字。而公爵呢，也不能不承认和听从人民的决定了。他被迫违反自己一贯的谦虚准则，于十二月九日召开了未经批准的地方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他还准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公开的演讲，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演讲啊！在杜马里，连米柳科夫都没做过这样愤怒和尖锐的演讲。（与杜马的竞争使地方自治联合会的火气更盛了。）利沃夫公爵从沉默一下子转而采取了激烈的最高调门儿！这是怒气、蔑视和仇恨的发泄！祖国处在危险中！这是她生死攸关的时刻！政权已经脱离了国家生活、人民生活，整个政权都醉心于反对人民的斗争，只要保住一己私利就行。俄罗斯最恶毒的敌人，他们为此准备与德国媾和。执政者变得对人民利益漠不关心，为俄罗斯命运承担责任的时刻到了！国家面临着变革！
这些话都是书面准备的，公爵在写这些话时，大概处于昏睡状态：社会迫使他采取了这一行动，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有多么鲁莽，对自己的大胆也没感到惊奇。他情绪激昂地迷恋于社会的剧变，以致失去了每个人素有的、不同于一般物体的身心拘束感，他庄严地去进行英勇无畏的演说！这番话要通过他那柔和的、不习惯于大喊大叫的嗓子说出来，可他愿意去说！
人民应当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公爵。
诚然，代表大会没能召开，公爵的演说也没做成，而是跟警察分局长做了一份违警记录，集会则躲到别处去进行，其他人在那里发表了各自的演说，可是，公爵要公开进行这次演讲却是毫无疑义的。而且这个讲话稿被传看了，跟发表了一样。
利沃夫公爵今天才真正感到吃惊了。昨天，他被人打电话叫去，不，是召来——从彼得格勒召到莫斯科他的神圣岗位上来。他又从依旧平静的莫斯科极容易地很快坐上了火车，顺利地到了彼得格勒，他一路上不住地惊奇和高兴：伟大的人民是这样响应伟大的号召，显示出自己心灵纯洁的雄伟形象。可是，利沃夫公爵在彼得格勒车站上首先见到的既不是搬运工，也不是马车夫，而是一群群肆无忌惮的士兵：时而有人开枪；然后一伙伙匪徒般的人跑过去；一具死尸躺在那里；军官们在遭受侮辱。来迎接的人好不容易才用汽车把公爵救出去。公爵只因坐车才得以匆匆钻过这些狂潮涌动的街道。街上挤满了不能自控的民众，没有军官管理的一群群士兵，其中有喝醉酒的，他们手上的步枪失控地射击着。有几次他们的汽车被拦住，有送命的危险。最终，他们总算摆脱了，躲进了莫伊卡河畔梅列尔·扎科梅利斯基男爵安静的住宅，这里离玛丽娅宫很近。
这里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干扰，有客人卧室，按礼节提供早餐午餐。可这样的平静是表面上的，还是会有带枪的人闯到这里来搜查，尽管经过好好解释可以使他们消气。世上没有在面对面的谈话中温和的公爵安抚不了的人，也没有不对他产生好感的人。可是，他现在能够进入一窝蜂似的疯狂的塔夫里达宫吗？那里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关于它，人们讲了许多可怕的事。或者说，他能够对着这个非正常的集会进行讲演吗？这里的人们过度兴奋，手里挥动着步枪，嗡嗡地吵个不停。
这可一点儿也不像是获得了神圣自由的勤劳而神圣的人民！
公爵在来男爵家的路上（接站的人想把他直接带到塔夫里达宫去，可他小心地回避了他们）从车里向外看到的一切，现在也够他思量一阵的了。街上的人的那些肆无忌惮的行为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公爵的脸上，他觉得自己像被火烧过，需要集中精力。
可这时有一辆汽车从塔夫里达宫来接公爵！他来到这里的消息已经报告了那里。
公爵不想去，这让他很不安。他请求来人转告杜马中那些关心自己的人，说他今天太累了，无论如何去不了，但明天一定到。
“不行！”被派来的人坚持说，“那里的人都在等您！不能拖延，而是要现在就去。”
“不！”公爵央求起来，他说哪怕等到晚上也好。晚上他一定去。
公爵感到自己极度疲乏无力，甚至跟男爵及其家人说话时都难以保持精力充沛的面目表情和嗓音。他如释重负地进了主人安排给他的房间，坐进舒适的扶手椅里，垂下头，轻松地吐了口气。
利沃夫公爵仿佛被围困住了。他扪心自问，着实感到要管理这么多像开了锅似的人，他的能力远远不够。
公爵曾前程似锦，官运亨通，可是现在他明白了，他被名利引诱得超越了自己的精力，他没有这样高升的能力。
可是，他无法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为时已晚。无法改变的是，他那一帆风顺的生活道路使他不能向任何一个呼唤、选举他的人承认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说他扛不起这样的重担。
他无力地躺在扶手椅里，最近几年不断高升的喜悦心情一下子没了。他一度习惯了的，现在忘记了的，那个“若尔仁卡”（“若尔仁卡”是“格奥尔基”的小名）在其中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阻力又回到了他身旁。庄园破产了，他这个公爵的餐桌上摆着的是黑面包和酸白菜。在那所可恨的文科中学里他被叫作“娇孩儿”，他的学习嘛，困难，令人气恼，就像是总背着大包袱。他留过级，还不止一次。他选择了法律专业，因为它比别的科都容易学。他和哥哥拉出来的全部家当是三叶草籽和苹果，因此，莫斯科人那些年并不认得利沃夫本人，只认得“利沃夫公爵苹果软糕”（用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做的）。
他在那里住了十年，也习惯了生活的艰难，勉勉强强维持着。他有时去探望奥普京修道院的老年修士们，看看能否出家：他善良谦恭的禀性本来很适合出家。
他在已经开始担任国家公职时，还掺杂着对左派的好感（因此，他被称为“红色公爵”），这时他明白了，被社会轻视是多么大的打击：一八九二年他作为常任代表必须陪省长去带兵征讨——农民们不服法庭判决，不让在自己的地盘砍伐森林。在图拉附近的车站上，省里的官员们碰上了列夫·托尔斯泰，后来，这位伟大的作家写了上百页充满怒气的书描写帮凶们，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利沃夫公爵，但谢天谢地，托尔斯泰对他没有指名道姓。要是指名了呢？他的前程可就永远完了。
可是现在，利沃夫公爵已经被提名了，被承认了，他已无处可躲无处可藏了。他只有到塔夫里达宫去接受管理俄罗斯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