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六章
三名水兵、两名步兵和一名戴着眼镜、挎着勃朗宁手枪的知识分子，刚把苏霍姆利诺夫带到塔夫里达宫人群密集的地方，这消息一下子就在大厅里传开了。情绪激昂的士兵们向前探着身子喊叫：“往哪儿去？把他往哪儿带？他们还威胁说要镇压他。”
士兵们不知道这些天来押送的还有哪些人。他们看到了穿制服的宪兵、将军，看到了戴海龙皮帽、穿华贵皮袄的俄国人、外国人。看到一些人用手枪押送一个主教。真是造孽，主教已经不能走路了，人们给了他一把椅子，他腿一软就倒在了椅子上面，接下来就只好抬着他走了。一路上他却在向人们画十字，为他们祝福。然而，苏霍姆利诺夫，这可是个连愚蠢的士兵都知道的名字。关于他的事，报纸已经写了一年，读报的人们还解释说：“这就是那个叛将，由于他在前线指挥，我们死了很多弟兄，最后落得弹尽粮绝。由于有他，战争没能结束！终于抓住了罪人和敌人！”（还有人听说，他曾经被关进要塞，可后来又由于有其他同样的叛徒，他被放了出来。）
终于把他押向侧楼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房间。可士兵们的喊声越来越大，像灼热的人墙一般围了过来，要求把他交出去。士兵们知道，只有打他们那里经过，然后穿过大厅，才能把被捕者带进禁闭室。
“交出苏霍姆利诺夫！”
两位杜马议员来到士兵跟前，安慰他们说，法庭会弄清一切的，不能随便镇压。
“把他弄到这边来，卖国贼！”
人群不情愿地听从了劝告。亲手镇压，那有多好啊！既可靠，又恰当放心。不然会把他藏起来，然后送走，再放掉的。他又会逃脱的。可除了士兵，谁能跟他们算账；除了士兵，还有谁在前线送命！牺牲的又不是你们！
好吧，有个聪明的人提出：“把他的肩章扯下来送来我们这里！”
他的肩章嘛，那可是金丝线织成的，是最令人痛恨的。
“不，当着我们的面往下扯！”
“都进去不行？好吧，那就当着我们派去的人的面。”（被派出去的人叫作代表，另一些先生在这座楼的另一侧教他们。）
从士兵中走出来两个人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个秃顶的，耷拉着胡子的将军靠墙坐着，弓着腰，活像堆在那里的一个麻袋。
有一位先生拿着一把铅笔刀来到他跟前，可是，将军希望自己撕下肩章。他迅速地脱下军大衣放在膝盖上，拿出削笔刀，灵巧地把肩章割下来，一点儿也没把它弄坏。
但是，军服本身也露了出来。
“把军上衣的肩章也摘下来！”士兵们命令说。
有人帮忙撕下了军上衣的肩章。
他的胸前没戴奖章，只有格奥尔基十字勋章。
这里的一位先生说，十字章也该摘下来。
可是，有个押送的水兵出来干预说：“没啥用处。格奥尔基章就留给他吧。在法庭里再拿掉它吧！”
士兵的使者们高举着将军的肩章，人群中响起了“乌拉”声。
“拿到这边来看看！世界上总还是有真理啊！”
有人开始散去，可其他人还都站在那里，等着把将军押走。
屋里杜马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安全地把苏霍姆利诺夫转移到内阁大臣区去。
将军微微发抖。
这时，仿佛长了翅膀的、无处不在的克伦斯基冲了进来。他决定：立即把将军送到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去，他正是被沙皇不合法地从那里释放出来的！克伦斯基自告奋勇把将军带出去，他迈着演戏般的步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三名押送的水兵。从那里出来，走向已经散去的一小伙人，克伦斯基抬高了尖细的嗓门喊道：“士兵们！前军事大臣苏霍姆利诺夫被监禁了，他处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保护之下。如果你们怀着合法的仇恨，允许自己对他使用暴力，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帮助他逃脱法庭审判时应受的惩罚！还会因为在国家杜马里发生流血事件而使革命蒙羞受辱。那样，你们将会遇到我们这方面的强烈抵制，哪怕用我们的生命做代价！”
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漂亮，嗓音颤抖了一下。
虽然他说得文绉绉的，士兵们还是明白了：算了，别去碰这个大臣啦，会有人审判他的。
没有人伸手碰他，只是喊叫：“卖国贼！叛徒！”
面色苍白的苏霍姆利诺夫鼓足勇气回了一句：“这不是事实。”
“是事实，是事实！”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喊。
在寻找汽车的这段时间，将军被带走，关进了离侧楼不远的一个地方。士兵和老百姓从一旁走过，他们带着枪，系着红袖标，嘴上说着：“同志，到这儿去怎么走？”
“同志，情报室在哪儿？”
到处奇怪地响着“同志”的喊声。
监禁对于苏霍姆利诺夫来说，与对所有的大臣一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仅仅在四个月前，他还受着自宅监禁；在此之前，他被关押在特鲁伊茨五角堡和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里，躺在草袋子上，睡的是露出了螺丝的床，在抽水马桶到窗前之间的水泥地上走来走去。为了防止他自杀，士兵夜里把他的腰带、裤带乃至毛巾都搜走了。并不是今天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枪口下被捕时，而是第一次被捕时，他感到真像是一声霹雳降临到他光明幸福的生活之上。他已经有了一年的时间去深思、去慨叹、去抱怨：为什么要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他一个糟老头子身上？他和那么多人一起共享生活的欢乐，沿着国家官员的诱人阶梯前进，这就像一场没有止境的美妙游戏在继续着，怎么突然到了老年向他一个人兴师问罪？这真令人难过。
苏霍姆利诺夫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登上辉煌的台阶的，他年届五旬才当上将军，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光明幸福的生活。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十月起，他作为总督管辖基辅。他已经两度鳏居，60岁时迷上一个23岁的有夫之妇，他提出一个贪婪的任务，把她夺到手！身居高位的他找的第二任妻子竟是有夫之妇，她原来的丈夫绝望地反对着。长达三年的新一轮离婚斗争惊心动魄，但为了这个美好的尤物这些都是值得的。苏霍姆利诺夫毫不气馁，坚持斗争，满怀谢意地接受所有人提供的帮助，有澳大利亚驻基辅领事的、库尔洛夫将军的、宪兵军官米亚索耶多夫的以及暗探局局长库利亚布卡的。令人丢脸的诉讼过程持续了三年，直到他成为军事大臣时，向皇上提出了盼望了很久的离婚。他所取得的作为男人的胜利是付出了代价的：
在为朝廷服务中遇到的不快、妻子的颐指气使的任性要求和到国外疗养地的旅游、到处奔波捞钱。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令人惊叹的胜利变得黯然失色：做社会上有声望的人，让知识界、戏剧界、教堂的主教们都喜欢他，使犹太人变得温和些，又从皇上那里得到了高位。他成功地逃避了日俄战争，宁愿挑选后方有把握的提升。作为总督，他善于既不惹恼革命者，又不惹恼自由主义者。只有右翼分子很不喜欢他，在一次公开言论中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总督：他像风磨的翼片，又像当地人所称的撒满金色粉尘的扇车，总是随着风向转。
苏霍姆利诺夫曾教过年少的帝位继承人战术，皇上成年时他又善于确立与其相处的正确方式：经常保持乐观主义，这总是能讨得皇上的欢心！他总能使皇上相信最优秀的军事学派，不断地用日常的具体军务引起皇上的兴趣，这些对他这个酷爱军事的人来说都是饶有趣味的。一九一四年皇上想任命军事大臣为最高统帅，但苏霍姆利诺夫拒绝了这个荣誉。皇上也明白原因何在，苏霍姆利诺夫及时地躲开了被叛过刑的坏蛋米亚索耶多夫的保护，当全社会对军事大臣的毁谤开始时，皇上心中有数，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不遭受那些忌妒者的伤害。甚至在辞退他的时候，皇上仍然给他写了一封最感人的信，回忆七年来他们一道工作，紧密配合，从没有过误解。
实际上，苏霍姆利诺夫是这样一个人：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思想灵活、办事爽快、和蔼可亲，是个令人高兴的交谈者、讲笑话的能手。他胸怀开阔，甚至跟年轻人一样很轻易地信任别人。他喜欢人们撰写和发表他的传记（用档案馆的资料予以帮助），军事方面主观的不利情况又都使他深感痛心。（他曾经做事很草率：存在着与奥地利发生冲突的危险，他却把军事订货分配到那里，并把妻子送到那里的疗养地去。）他总是希望一切都好，因此，觉得谈论那些黑暗的东西令人不快。就在战争即将开始时，他在《交易所通报》上发表言论说，俄罗斯完全准备好了，她将彻底忘掉“防御”这个概念，她的炮兵任何时候都用不着抱怨炮弹不足。（这曾让皇上很高兴。）
苏霍姆利诺夫像一台风磨似的，不停地磨呀，磨呀，可就是不嚼硬东西，因此，就没有崩坏牙的风险。有时他也害怕被人们看清真面目，担心人们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永远接受他，每当这时，他心里就充满了恐慌。于是他就磨得更欢，更加花样翻新了。他只顾高兴地说呀说，疏漏了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份以前为部分招兵准备预备方案。然而，直到被撤职前，他还在顺风磨着：使霞飞元帅确信俄国军需供应充足；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削减他的所谓过分要求。
不过不止苏霍姆利诺夫一个人，许多国家里也有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战争会持续多久？需要多少炮弹？也不全像报纸上喊的那么厉害。很多有学问的人在军需供应方面工作，人们都在自发地做着必要的事情。（苏霍姆利诺夫那时的工作也没有喘气的工夫。）炮弹的短缺也只有半年时间，将近一九一五年秋天时就不用任何同盟国的帮助了。既没用任何军工委员会，也没用波利瓦诺夫的帮助。通过以前在部里的关系，使前线的三英寸口径炮弹够用了，送上去的足有百万发。但是，总得有人为一九一五年夏天的退却承担过失呀！于是，所有的仇人纷纷上来攻击苏霍姆利诺夫。（可为什么攻击的不是那些大公们？不是经常削减武器装备经费的柯科夫佐夫？）
皇上也没有保护自己忠实的奴仆。
可你瞧，现在到处都出现了疯狂的景象。
他不是卖国贼。可他站在最高岗上，又是台风磨，把人民也卷入了战争，把俄罗斯最优秀的力量白白地转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