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三章
杜马委员会人满为患，现在，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房间跟苏维埃谈判，没有一张够长的会议台能让两个代表团体面地面对面就座。各个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办公桌（没有收拾下去的碟子、杯子、瓶子和文件紧挨着放在桌上）和普通的椅子，还有几张扶手椅，但最不合适的正是这些扶手椅：它们低矮、椅背向后仰得厉害，人一旦坐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谈判的气氛相协调。而且，由于疲惫不堪和缺少睡眠，他大概会睡着的。
米柳科夫躺在办公桌上度过了两个革命的通宵，他跟所有人一样忙活了两昼夜，第三天的深更半夜，他的确需要休息。然而，在杜马议员中，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所应负的责任。这不仅对俄罗斯整个新时代，而且对他本人都是关键时刻。为了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等优势战胜苏维埃的代表，需要发挥出坚忍不拔的精神，他恰恰具有这种精神！
到场的杜马议员中没有任何人能做他的谈判盟友。罗江科——最好让他一句也别插嘴，他的时代结束了；涅克拉索夫——他长于凶狠地暗中观察，却又善于给人下绊子；希德洛夫斯基——是个傀儡，啥事不顶；舒利金——具有敏锐性，但没有耐性，再说他是个右翼分子，是外人；马克拉科夫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但他不在这里，也不应该在这里。（马克拉科夫到司法部当人民委员修订首批革命的法律去了。）
在这样的谈判中，没有谁能够成为米柳科夫的同伴。无论来多少人，只需要他一个人去迎战，去把他们打垮。
于是，米柳科夫没有声张，默默地独自做好了一切准备。他预料到他们会给他很大压力，甚至会毫不掩饰占据政府所有席位的企图，从一九〇五年起他就知道和左翼谈判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固执，从不讲妥协。然而，在这种表意确切的对谈中，没有人能与他匹敌。
他们进来了，一共四个人。睡眼惺忪、疲劳不堪、嗓音嘶哑的奇赫伊泽，走在平滑的地板上还磕磕绊绊的。他也是杜马委员会的成员，可是这些天来他一直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大家，不到这里来，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对军队演讲。同来的是纳哈姆基斯和索科洛夫。还有，不过说不上还有，而是比他们所有人都先进来，像个小孩子似的走在成年人前面的，是虚弱的、脸刮得精光的吉姆梅尔，他那颗光头一直秃到头顶，脑后的头发就像推到后面去的假发套，发套上的灰白头发就像结结实实粘上去的毛毡。
除了奇赫伊泽，来人都不掩饰愿意到这里来以及愿意与杜马的人握手的重要性。但是，吉姆梅尔面目变化特别大。在他身上已经认不出那个偶尔在走廊里碰见的好动的人了，那个人要么喜欢没礼貌地插嘴，要么就总是探听什么或者通报什么消息。现在，他还是那副外貌，脸还是那样消瘦，头还是那样转来转去的。这是个爱耍外交手腕的人，与人握手和点头致意时有一种故意做出来的客气。
进来的四位傲慢地在椅子上落了座，有人专门给奇赫伊泽找了一把扶手椅，他瘫软无力地坐下去，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参加会谈的人没有想出如何开头，而且坐得也不便于交谈，本来就既没有会议主席，又没有会议程序，于是就开始了不慌不忙的一般性的谈话：诸如城里的事态如何如何。没人说出“革命”这个伟大的词或者其他有重大意义的词，只不过是：彼得格勒城里事情怎样了，比如冲突、争执、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比如预备役团里的混乱现象，对军官的暴力行为等等。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对杜马的人来说却是个合适的话题。他们要求苏维埃的正是这个，要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遏制住社会上的自发势力。
但是，苏维埃需要的却不是这个！看到这种会谈方式会使中心问题分散、模糊，吉姆梅尔猛地转过头，提出他希望发言的要求。没有谁允许，也没有谁会不允许，他及时地提出了要求，也就开始了发言。
米柳科夫没想到他的对手们会如此聪明得体地谈话。为了与前面说的相联系，却又像谈论一桩意义不大的事，吉姆梅尔说：“与无政府状态做斗争，这是苏维埃的一项技术性任务，当然，我们是不会忽视这项任务的。这不，关于士兵该如何对待军官的呼吁书正在印刷中……”
“啊，原来是这样？”杜马的人感到惊喜。
“但是，眼下的会议应当研究中心问题。众所周知，正在准备成立新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对此不加反对，并且还把这样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认为，这是由于总的局势而产生的结果。”
这个开头好极了！直接争夺政权的斗争立即失去了意义，苏维埃的人没打算把政权全部夺过去。米柳科夫精神上松弛了一点儿，因为真诚的会谈成为了可能。
但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人民运动的思想和组织中心，首都唯一拥有实力、目前唯一有能力规范这一运动的组织，吉姆梅尔很明白观点的力量，他提出，希望表明己方对新组建的政权的看法，即：苏维埃是怎样看待这个新政府的任务的；并希望清楚明白地（为了避免以后出现麻烦）陈述可能以整个民主派名义提出的对所创造出来的新政府的要求。
不可否认，这样的表述十分聪明：似乎既不是反对，又不是讨价还价，而是力所能及的促进。
杜马的几个人立刻感觉到，斗争是严峻的、激烈的。可眼下他们当中谁都用不着去争论，只当个观众就行了。米柳科夫却挺直结实的脖子等着挨打。局势是这样的：国家杜马给予了社会变革以团结和力量，可幕后的人也具有巨大的操纵力！
这时轮到纳哈姆基斯发言。会谈环境不够正规，发言者也就没有起立。可是，纳哈姆基斯拿起膝盖上的一小片皱巴巴的纸（纸片是偶然碰到的，他随手把自己提出的条款记在上面），态度十分傲慢且郑重其事地谈了起来。
想当初他还是个年幼无知的革命者，从奥德萨中学七年级被开除，流放到雅库特，然后，是客居他乡的飘泊生涯，再后来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参加第一次革命，正是因为如此，他被捕了，后来，又开始了毫无意义的流浪岁月。纳哈姆基斯没认识到自己处于怎样的高度上，具有多大的意义——正是他提出的建立新政府，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坐在这里，正在听取他的条件。为了起更大的作用，他不是简单地逐条念，甚至没有宣布一共有多少条，而是用平静的、矜持的声调读某一条，也不急于解释和提出论证，他尽量表现得很宽容。
把这些都加到一起，就占了很长时间。
而本来可以马上攻破的第一点，只不过是——大赦问题。大赦是针对所有的犯罪行为说的，其中包括政治犯罪、恐怖行动、军人暴动和对地主的大残杀。
说良心话，立宪民主党领袖对此不能有任何反驳！大赦的纲领总是杜马和反政府联盟的王牌，从第一届杜马开始，就一直是整个知识界最喜爱的口号。
言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是第二点，同样是不可怀疑的，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的。谁能反对这一点呢！
不错，要有所扩展，要把这些权利扩展到军队。（把军队民主化的问题永远置于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之中，这个问题早在一九〇六年与斯托雷平会谈中就提出来了。）
但米柳科夫为防不测，这时却反对起来了。他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会在军队中引起混乱并使其完全失去战斗力。纳哈姆基斯正相反，他十分镇定地论述说，这样的要求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是并行不悖的。由于赋予士兵群体一切政治、公民权利，军队自然会加入到革命中来，其战斗力反而会得以提高。他援引自己当列兵时候的例子，以及据说是欧洲军队的例子，不知他从哪儿胡乱摘引来的。
吉姆梅尔也加入进来，争论被拖下去了。但是，杜马议员方面只有舒利金不时地插话，大声地喊出几句慷慨激昂的话语。他几乎没有坐着，而是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其他人都沉默不语，这一切仿佛与他们完全无关。涅克拉索夫毫不着急，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很会保持沉默。
罗江科不停地喝苏打水，不停地擦汗。他一副忧郁的样子，仿佛头痛得厉害或者全身都出了毛病。
米柳科夫认为，知道一共有多少项要讨论，对他来说，比逐项争论更为重要。于是，他扔下没争论完的问题，要求继续往下进行。
没料想第三项是：政府要放弃一切能够预先决定管理方式的行动。
嚯！这意味着要为共和国开辟道路！
这时他不能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尤其是苏维埃代表团提议：所有各项被接受之后，政府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公布，同时宣布自己的成立。在复杂条件下开始的执政，难道还要从基础的普遍动荡开始？
马上就建立共和国？这必将在国内引起可怕的混乱！米柳科夫应当坚持己见！
可又不能坦诚地提出所有的论据！立宪民主党人自己长时间地对帝位进行过攻击，而且关于朝廷腐朽了的观点散布得越广，对他们的政治运动越有利。但立宪民主党人的纲领中毕竟写着君主立宪制。现在，当实际权力落入觊觎者手里的时候，这个权力就不具有任何比世袭朝廷更牢固的基础了。的确，人们一直在撼动帝位。
可是现在当它动摇起来时，又应当扶它一把。为了把政权夺到手，绝不该让前政权轰隆一下倒塌，那样会出现混乱，到头来还不知道谁能得到政权，这就是辩证法。既要夺取政权，又不让前政权倒台，要做得温和些。最简单的是只撤换一个帝王，现在这位太执拗，他用20年的时间学会了固执，不能再和他一起干了。可是，社会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的舆论已经很紧张，以至米柳科夫不好意思到他们面前来说明这些论据。怕人家痛恨、咒骂、谴责他，以为他是罗曼诺夫皇朝的捍卫者。这样，就得杜撰出一些法学家和国家学家常用的、带有论辩性的复杂词句，以便用虚构的五角堡把自己的阵地围护起来。于是，他说：“先生们，你们要明白，君主政体丝毫破坏不了我们的国家管理方式。”
更准确地说，如果这里只有他们四个人，他和三个苏维埃的人，他会对他们说清楚的。在这么多杜马议员在场的情况下，他不便完全直接地说出这个简单论证：“各位都明白，太子是个病儿，摄政王米哈伊尔是个地道的傻瓜。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年幼的太子在软弱的摄政王的辅佐下，是不会享有拥有完全政权者的威望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可能。”
然而，米柳科夫精通法律语言，把这些改组成这样的词句：“独裁皇朝的境况最有利于我们巩固宪法基础，这样的巩固需要时间。而君主政体无论如何也恢复不了以前的力量。”
可大家对他提出异议，说人民群众对君主政体存在着普遍的仇恨，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
是的，米柳科夫明白，正是他在充当这个皇朝的保护者，这从旁观者看来是很可耻的。但是，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不能放弃这个将来支撑自己政府的支点。
看来他们都明白他的寓意，大概除了索科洛夫，这些人都不蠢。
那么尼古拉呢？连米柳科夫对他也不保护，现在他退位是不可避免的了。
克伦斯基阴沉着脸，甚至表现出抗议般的蔑视态度。在杜马议员和苏维埃人的眼中，他不表明站在哪一边，维持平衡是很重要的。他总是高居于各方之上。
罗江科不时地抿一口茶，把手帕捂到额头上，完全是一副病人的倒霉相。
舒利金仿佛经受了歇斯底里的爆发。在他的想象中，这场谈判中出现了一种双头的东西，但不是人们习惯了的双头鹰，而是新政权的两个脑袋。
他很不喜欢这第二个脑袋，可是，看来它已经高居于全俄罗斯之上了？这里的杜马议员都是什么样的人？是驰名的政治家，全俄国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些外来人都是什么人？是谁都不了解的下流作家，不知是谁把他们选到这里来了，他们一来就主使提条件，甚至要推翻朝廷！而且感觉得到，他们有这份力量，那么，全俄国的活动家们都该祈求他们喽！
有一次，舒利金有所克制地指责他们暗中破坏国家杜马，破坏全体人民的希望，可这对他们丝毫没起作用。还有一次，他对他们喊道：“好吧！把我们都逮捕好了！关到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去！由你们自己去领导！要么就相反，让我们来自主领导！”
红胡须的纳哈姆基斯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宽宏大度，又令人厌恶地撇着老爷腔调回答他神经质的喊叫：“我们并不打算逮捕你们。”
但使人听来意思是：我们没打算逮捕你们。可言外之意是或许有逮捕的可能。
突然，谁也没料到，胡须乌黑、双眼炯炯发亮的利沃夫开了腔。他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找了个空当儿就插上嘴，他强压怒气，情绪激昂地说了起来。这是咋回事？
吉姆梅尔把他看作一个强有力的右翼分子是看花了眼。令他惊讶的是：这个有点儿粗野愚蠢的秃顶人，埋在深扶手椅里，原来并没有睡。这时，他一句接一句地大声说，他是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认为恢复沙皇制度不如让它灭亡！新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复辟！然而，正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想要通过自己不顾利害的政策来恢复沙皇制度，这种政策在战时使军队遭到瓦解，战争失败到来之际就是威廉把沙皇制度强加给人民之时。没有谁认真听取利沃夫胡乱堆砌的这些废话，但他毕竟连米柳科夫都击退了。
这时恩格尔哈特走进来提醒罗江科，该去打直通电话跟普斯科夫方面谈判了。
罗江科拿下额头上的手帕，鼓起精神，穿上皮袄，戴上帽子，走了出去。但他很快又返了回来，仍然是一副倒霉的样子：“让工人代表先生给我提供保护吧！要么就亲自跟我去！不然会在半道上，或者在电话局那里把我逮捕的。”
由于生性温和，常面带满意的微笑，此时的纳哈姆基斯轻轻地晃动着身子。现在倒不是他，而是吉姆梅尔带着阴险的微笑，甚至曲意逢迎地安慰起杜马主席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逮捕他。
索科洛夫被派去找人陪同罗江科。
还是应该继续逐项讨论。吉姆梅尔和纳哈姆基斯交换一下眼神：现在讨论的一项内容是他俩一致同意立即向米柳科夫让步的——关于立宪会议，不管是另给它取个名字，还是干脆撤销。
工人发表意见说，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召集在全民、平等、直接和秘密表决基础上的立宪会议。
米柳科夫也点头了。
他把这一项当作容易的项目记了下来，点了点头，等着下面的内容。
这应该做何理解呢？吉姆梅尔和纳哈姆基斯又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刚刚针对不事先决定管理方式问题争论了半个小时，他怎能这样轻易地就对立宪会议问题让步了呢？扔下管理方式悬而不决，先去解决立宪会议问题，这当然不符合君主政体的利益！只要革命纵深发展，共和政体可就有了保证。
他就这么简单地点头了？这么快就让步了？
吉姆梅尔深层次体味到了自己策略的正确性。如果贸然提出立即停止战争、放弃取得领土、放弃对同盟国承诺的要求，以及硬坚持要求某些内部措施，米柳科夫立刻就会予以否决。而明天，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要知道沙皇的军队正向彼得格勒开进，而且苏维埃内部不愿和解的孟什维克也会对自命的代表团的行为，以及尚未确定的条款提出异议。不，应当做的正是赶紧安排那些有资格的人担任政府工作。
可关于立宪会议的事为什么如此平静？
这里边或者有什么鬼花招，或者是这个著名的议会主义者头脑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