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七章
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军士费奥多尔·克鲁格洛夫装束整齐，自称是塔夫里达宫的卫兵长。他的那些岗哨经常被人们冲垮。他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的岗哨中，前内务大臣的临时牢房门口的岗哨最为重要。
克鲁格洛夫从没干过狱吏，他本人也未必坐过牢，但由于偏好此道，他很快就掌握了可能是抽空听来的东西。因而今天早上，开始押来身份高的被捕者时，他有理有据地运用了狱规：所有的被捕者都必须经过搜查，衣袋里的东西都得掏出来；所有的被捕者都得昼夜不停地坐在板凳上或椅子上，而不能躺在沙发上（况且沙发也不够所有人用）。如果没有每天一两次的统一号令，任何人都不能站起来走一走，舒展舒展腿脚。也不得走到窗前，否则哨兵就会从园子里向这边开枪。囚犯想要报告自己有什么要求必须举手，并且得默默地举着。
克伦斯基作为拘留所的总头，到这里来了好几次，他又宣布一项制度：要求所有的被捕者都像死一般地沉默：相互间不得交谈，甚至最没有意义的话也不准交谈，只能回答哨兵和官员的提问。
为了管住各房间的所有在押者，在墙边布置了武装士兵。（如果这些哨兵粗心大意，随时都能找到自愿的接替者。）克鲁格洛夫军士本人则丢开别的岗哨不管，越来越频繁地到这里来，在被押者身旁走来走去，对把他抬举到这些达官贵人之上的命运感到惊奇。
克伦斯基对他很满意，于是，庄严地把自己那只给人以好运的手放到克鲁格洛夫的肩章上说：“请给自己缝上第四道杠吧，是我给您加上的！”
虽然全俄国的军队都没有这种东西——军士肩章上的第四道杠，克鲁格洛夫还是以为，这大大地抬高了他的身价。傍晚时分，这道杠杠就剪出来缝上了，这令在这里坐牢的将军们惊奇不已。
克鲁格洛夫眼窝深陷，嗓音像狗叫一般，他禁止一切说话和问话的企图。当服务人员中有人称坐牢者为“先生们”时，他便大声呵斥：“不是先生们，而是囚犯们！”
越是用力压住这些人的优势，新政权就越巩固。
在这个接着塔夫里达宫的一侧建造起来的、昔日用于杜马开会时部长们会间休息的一层楼大厅里，如今聚集了这样一些人，一部分人是最后几届政府的大臣；一部分人是杰出的活动家（有时是因为突发情况或者自己的敌人的报复）。他们到这里来大都穿得很讲究，衣服浆洗熨烫得好好的，穿着打扮从来都不差样儿。他们中间的许多重要人物，现在坐到内阁大臣区的椭圆形会议台前，那样子仿佛是来开重要会议的。
对这样的讨论他们胸有成竹，不用带文件。这里有三位曾当过总理大臣，有许多供职多年的各部大臣，他们所有人都不止一次给皇上写过深思熟虑的呈文，上过奏折。这些呈文和奏折表现出他们对国家的问题有出色的了解，比在国家杜马指责他们的人高明得多。他们都记得一系列国家事务、多年来变成现实的和被错过的机会。因而，他们比许多杜马议员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更清，相互间更能给予宽慰或者刺痛心灵。他们的头脑中都保有国家的完整形象和意义，但是，被迫不能告知他人，再说又禁止他们交谈。
在连接楼道里人声鼎沸，拥挤着数千名士兵，各种面孔不可思议地混杂在一起。这里的人则处于同一阶层，说话都同一腔调，每个人都像被关押在一个看不见的单独的笼子里，用自己的苦难遭遇麻醉自己。他们木然地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相对无言，在他们的头脑里，对国家的思考被个人的不幸所压倒和挤掉。他们所期待的，只有给他们点儿吃的，夜里不再让他们坐着，而是让他们躺着，哪怕是少遭点儿罪不换衣服过夜也好啊。
起初，从窗子透进了阳光明媚的天色，后来天气转阴了，还下起了雪。塔夫里达宫旁还打了一阵枪，这使他们产生了逃脱的希望，结果却空欢喜一场。于是，开始了难挨的漫漫长夜。
这里几乎没有令人痛恨的、刚刚被推翻的最后一届政府的人：既没有别利亚耶夫，也没有普罗托波波夫，全城人都在掘地三尺寻找他们，人们已经把他们视为皇村里的人了；既没有里希特季赫和拉耶夫，也没有波克罗夫斯基、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和格里戈罗维奇——社会舆论正格外关注着后三位，主要的搜捕者是大学生。在押者只有戈利岑公爵，不久前他还是政府首脑，关在这里显得那么令人困惑不解，不是地方；还有衰老的享乐主义者多布罗沃利斯基，他被捕的方式也是最舒适的：他自己从意大利使馆打来电话表示投降，罗江科派了一辆车就把他接来了；此外，还有罪大恶极、没到任的卫生大臣赖恩，杜马曾禁止他任职。再后来，又押来了沙霍夫斯基、巴尔克和库利奇茨基。
但是，有两位前任总理：有满脸连鬓胡子、77岁头脑冷静的格列梅金，他没忘记带上一包雪茄，以备在这里消磨时间。（为了嘲弄他，把他押来时在他的皮大衣外面挂上一条圣徒安德烈十字架链。）还有70岁的施蒂默尔，他那枯萎的胡须稀疏不整，下颚颤抖着。另外，还有几名副部长，他们有的是一时得宠，有的是因信念坚定而著称。然而，社会舆论没有放过俄罗斯人民联盟主席多布罗文医生，昨天与他同时被押来的还有国会的几名杰出右翼分子，如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斯季申斯基。（总教主皮季里姆病弱不堪，因此把他放了。）哈巴洛夫的花招无济于事，他也被抓来了。在押的有以巴尔克为首的市行政长官公署的几名官员；粮食特派员魏斯也倒了霉。被捉住的还有库尔洛夫，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捕，他是早上在家里被捕的。身材矮小的他这会儿坐在那里眯着一只眼，嘴角叼着一支雪茄。还有几名将军、军医大学校长、军校管理局长、海军中等武备学校校长海军中将卡尔采夫、海军上将吉尔斯以及铁路管理局长。其他一些官小位卑无足轻重者，就没关到这里，而是被送到二楼去了。
这样，除了抓住几个信念特别坚定者外，在押人员构成的不完整性令人惊奇：逮捕怎么搞得这样不在行？或许是在沙皇的俄罗斯再没有人该抓了？
新来的囚犯被关押在相邻几间毫无遮掩的单人囚室里，有时从门里可以看得到对门儿的情景，猜想出谁被抓进来了，还有谁没被抓住。这些官位显赫的囚徒妒忌心十足地互相瞟着，找到熟人心里就满意（“不止我一个人进来了”），找不到那些最不受欢迎者，像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或者普罗托波波夫，他们就妒火中烧。他们看到最近几个月的罪魁祸首很机灵地溜掉了，心里就怨恨。可是，作为囚犯，他们只能不出声地转动脑袋和在心中默默地抱怨，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自由。
他们还有一点自由是：在桌子下面把腿叉开或者并拢。出去上厕所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还得有人看着，既不能常去又不能想去就马上去，这对老头子们来说可就困难了。只有在这时，他们才认清自己往日的自由，甚至在退休后感到委屈的条件下的自由，有多么宝贵！那时可以到处走走，活动活动腿脚，或者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有时几个军校女生给他们送来吃的：夹心面包和茶水，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往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放。不过，在他们坐牢的这一昼夜里，这总算换了个样儿。
克伦斯基进来时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摆出威严的架势走遍所有房间。
“啊，斯季申斯基！不过，跟国家杜马议员说话时您倒是可以站起来。”
克伦斯基还领着自己的朋友、谁都不认识的准尉兹纳缅斯基，宣布他为这个大厅的卫兵头，位列克鲁格洛夫之上。兹纳缅斯基对军校女生们自称老师，可他那天生的做派活像个管狱的，大嗓门适合喊叫，虽然对人讲话比克鲁格洛夫温和一点儿。可是，在他的管辖下，原定的一整套严酷制度并没有变得宽松一点儿。大臣们照样被高声喊叫从梦幻世界中惊醒：
“散——步——啦！哨兵，注意！一旦他们不服管，就开枪！所有人，所有人都站起来！”大臣们本来用不着穿大衣和皮袄，可是，因为没处放，他们就穿着衣服坐着，或者把它们放在身下。所有人站起来时都摇摇晃晃的，还得听凭兹纳缅斯基摆布——一个接一个地围着会议桌在同事的椅子后边走，每挣扎着走一圈就有一次经过自己的椅子。
他们就这样拉成奇怪的一长串，吃力地慢慢鱼贯而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文臣武将互相穿插着，文官们的衣领浆得雪白，武将们则戴着沉甸甸的带穗肩章，个个身高体胖，仪表堂堂。他们许多人都经历过宫廷庆典，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拖着坐麻木了的腿，有的人头晕目眩，可连转头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斜着眼睛向旁边瞧瞧，这样连接成的椭圆形的队列，仿佛走着的不是正常人。已经有好几个人巴不得在那个粗声粗气的口令响起之前，就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
“各就——各位！”
靠墙还有六七张天鹅绒面沙发，兹纳缅斯基准尉打量着，看应该允许谁去躺着过夜。
被关押者死一般地沉默着。只有被激怒的卡尔采夫上将一个晚上有好几次突然大声呼喊：
“让我们透透气……闷死啦，让我们透透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