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九章
倘若回顾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柳科夫58年的全部生涯，首先是他光荣的科学活动，然后是转到社会舞台上的活动。他与西方乃至美国结识，在那里发挥了未来俄国革命预言家的作用，他拥有成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论述俄国专制政体灭亡必然性）讲义和著作，如此宽广的西方视野，使他对俄国的普遍衰弱看得十分清楚；再后来他载着“狂热的革命者”的荣誉，于一九〇五年动荡多变的岁月里回到了俄罗斯，随即专心致志于政治（人们准确地预言，说他将成为俄国专制政体垮台的历史学家，他却更想成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在俄罗斯原始的无区分的政治中寻找着支撑点，描绘着划分中的疆域的轮廓，召集不断向左翼靠近的志同道合者；用强硬手段确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运动和一种政党的立宪民主主义，正是这个政党未来将要承担执行宪法的使命。她具有坚强的纪律，是与其相类似的所有欧洲政党中最左的党。为回应十月十七日沙皇诏谕中的让步，应求得自由派策略和革命威胁的成功结合。要尽力迅速取缔把俄罗斯政权夺到手的匪帮，但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公开指责恐怖手段，不要过分指责并要准备采取肉体上的斗争方式。一九〇五年十月，米柳科夫需要经受进入立宪民主党领导层的考验，近年来则要经受进入联盟领导层的考验。如果回忆起这一切，那么可以说，在对国家目前局势的思想准备上，在对它的理解和引导上，在俄国任何人都不如米柳科夫。
他完全献身于俄国政治斗争的进程，把个人生活全部融入了无休止的、徒劳的政治工作（以致他很少能够和在欧洲短期旅行中相识的女友一起休息一下）。但他始终信念不改。
第一次革命在接近尾声时为他铺好了部长之路，即使当不上总理的话，他已经被邀请参加会谈，一会儿去维塔；一会儿宫廷总管特列波夫请他去库巴饭店；一会儿斯托雷平又请他去药房大街，他提的条件实际上已被考虑并报告给了皇上。如果不是沙皇模棱两可、斯托雷平阴险狡诈、穆罗姆采夫功名心切、希波夫病态般地善良（他看出米柳科夫习惯独断专行，并且宗教意识薄弱），米柳科夫当时就掌了权。（有一种陈腐的斯拉夫主义论调：“不在于政权机关，而在于人”；“不在于政策，而在于道德。”——这正是为反动势力遮掩的、令人怀疑的论调。）
米柳科夫近年来的进步之大就不用说了，他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就政治经验、理性思维和善于领导等方面综合来看，没有人能与他匹敌。马克拉科夫在演讲和搬弄法律条文时能放点儿光彩，但不适应实际斗争，既没有铁打的胸膛，也没有石铸的腿。拥有火一般热情的演说家罗季切夫（不过是在一省的范围内），爱嘲笑人的奇谈怪论者纳博科夫以及事事推敲的形式主义者科科什金，这些人在各自的局部职位上，在杜马的讲坛上或者耐心细致地准备文件时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们不具备觊觎党的领袖地位的能力。满腔热情的阿杰莫夫和勤奋耐劳的申加廖夫，也不过是从米柳科夫这里分射出去的两道光。只有彼得伦克维奇和维纳韦尔自认为有能力竞争领袖地位，可是，由于维堡的问题二人双双被拆出了局。（维堡宣言：一九〇六年十月，俄国第一届杜马部分代表，主要为立宪民主党人发出的《人民代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在沙皇没有规定选举新杜马之前不要纳税，不要出壮丁，宣布未经议会通过的借款无效。这是米柳科夫帮他们拟定的，而且在签字之前力劝他们别后退。）
米柳科夫就这样穷其一生精力，积多次操练之经验，尽善尽美地做好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急风暴雨般的形势的准备，做好了掌国家航船之舵的准备，尤其做好了与今天夜里即将面对的社会主义者会谈的准备。他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著作，正是说明这样的一种思想：只有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相互接近，才能给俄国带来政治自由。这是他最喜爱的、早已有之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个思想，一九〇四年秋天日俄战争期间，他到巴黎去参加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共同举办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米柳科夫做的第一个社会问题报告，谈的就是宪法和革命的结合。通过这次报告，他于一九〇五年胜利地汇入了波涛汹涌的俄国社会海洋。他一贯的理想是成为左派思想的领导者，他们的最高指路人。米柳科夫敏锐地从右面注视着自己的界线的明晰性，总是宽容地对待界线的向左扩展：实现旨在夺取国家和与社会主义者牢固联盟的目标（他们会在与沙皇政体的斗争中联合在一起），哪怕是根本就没有这些界线也行。
唉，社会主义者的缺乏耐性已经多少次毁了这个希望！甚至时常采取具体立场（哪怕完全是立宪民主党的立场）的理智的孟什维克，也出于成见和颜面而疏远资产阶级。更不用说设计着通往未来空想社会的几何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了。而社会党人、米柳科夫的老朋友们，自从斯托雷平年代起就越来越势弱，越来越逊色了。对相互关联性质的选择权不知为什么总是属于左派，而他们又总是选择令人屈辱的疏远。面对左翼战线，任何的温良恭俭让都有使自己威信扫地的危险，可任何大胆行为也得不到他们的称赞。然而，米柳科夫还是耐心地说服左派，不知疲倦地架设沟通的桥梁。直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之前，他还在反复地说：“立宪民主党人不会把自己与总的事业分离开，不会坐等沙皇钦赐的宪章，他们很好地理解并完全承认革命的最高权力。”但是，终究不能把革命神化：革命毕竟不是目的，而是夺取政权的手段，这种夺取允许有其他途径。人们总是认为对全社会的主要威胁来自右翼和黑社会分子，可现在左翼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这种常有的互不信任的裂痕更令人难过，也更加危险。这里仅仅从国家角度分析是不够的，只有经常受到肮脏的手打击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种威胁的力量。米柳科夫办公室相对的窗子里，正在做着什么秘密的准备，朋友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向他开枪而正在组装枪炮。这之后接到电话通知，在德国边界上扣押了一名军医，这是个被派来杀害米柳科夫、格森、格鲁森贝格和斯利奥斯贝格的杀手。因此，政府的侦探们为了来保护米柳科夫本人，认真地在厨房里守候好长时间。后来在铸造厂大街上终于有一个小市民模样的壮汉撞上了米柳科夫，照着他的脖子给了两下，打掉了他的圆顶礼帽，打碎了他的眼镜。一系列谋杀继续威胁着他，可米柳科夫已经到国外旅行去了。
11年就这样过去了，同样的形势和尖锐的问题在俄国重新出现了。其中有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剧烈震荡，这是可怕而又美好的暴风雨，从中会诞生出新制度；力量对比出现了失之不可复得的好形势：政府的统治权自然地转向了立宪民主党领袖；还有忠于沙皇的反革命右翼力量，这股力量搭乘着伊万诺夫的凶猛的军列而来；左派仍旧带着不理解、不信任和依然存在的戒备心，他们占据着杜马的一侧楼，跟这边紧挨着，可就是不想联合！塔夫里达宫两侧楼之间偶尔也发生若明若暗的接触，某人对某人说点儿什么，小声嘀咕一阵儿，通上三言两语的信息。但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总是自鸣得意，自满自足，只顾自己在那里决定和安排着什么，毫不理会另一侧楼里忧心忡忡的人们（别看米柳科夫和斯科别列夫在同一张桌子上、盖同一件皮袄过了一夜）。这种分裂时刻都是极端危险的，它重复着毁掉了整个一九〇五年革命者和立宪主义者的那次分裂。
这个分裂，比任何别的操心事更让米柳科夫难受，尤其是扶起垮台的政权的合适时机来临了：在彼得格勒，不用那个不中用的君主的任何批准，他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政权。杜马临时委员会已变得可笑，其中一半人成了废物，什么也不再领导，而且也没有能力领导好，另一半能干的人被米柳科夫算作政府成员。还有头脑迟钝的罗江科的拙劣伎俩，以及他想当俄国革命独裁者的突发热情：他为了把社会内阁总理大臣职务夺到手就去与沙皇进行不受监督的会见，与沙皇和总司令们达成了包含毫不掩饰的意图的协议。（罗江科在这两昼夜的时间里成了没用的人物，被束缚得连手指都不能动。可米柳科夫这一生中摆弄过多少这样的人啊！曾有过这样一段时间，为了排挤杜马中的右翼分子，罗江科很有用场，而且最后的两昼夜他也做了有益的事，可这样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一去不复返了。）
利沃夫公爵今天没有在塔夫里达宫露面，组建政府的全部工作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这倒更好。
联合在麻木不仁的沙皇周围的所有人都够费劲的，三位大公起草了可怜的诏书，仅凭着一纸收条就交给了米柳科夫，可是，他往衣袋里一放，没给任何人看。当然，这个皇上永远也不能再做皇上了。而阿列克谢和米哈伊尔的组合极有可能成功地发展，这样，就能保持住君主宝座上的华盖，没有它，人民群众会吃惊的。
可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这种对立最令人担忧。这种对抗从历史上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由米柳科夫的同盟者们推举出来的，他们保护着他，把他从这家藏到另一家去。在当前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从实际上看也是荒谬的。
到了晚上，米柳科夫听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建议会谈时大喜过望：这对即将组建的新政府来说是奠定了真正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者友好地进入内阁，这个基础将无比巩固。即使他们不进入，这样的会谈也是内阁的基础。
这是认定向左的目标的最高意义：通过正确对待左派，依靠他们，可以走向权位。
而米柳科夫则善于会谈！
他当然明白苏维埃的人依然是怀着不信任的心情，带着成见到这里来的——不像对待一般人和自己的同志那样，而是对待资产阶级。在他们面前不能表露出软弱。
但是，米柳科夫有能力骗过他们！他对他们的不信任有思想准备，他预先准备好了经受一切即将到来的曲折。重要的是开始对话！过去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经历，这不能不影响到会谈。第三个不眠之夜即将来临，为了进行谈判，米柳科夫就是不喝咖啡也熬得过这一夜。
过去是跟他们有许多共同经历，可那是跟大人物，跟那些卓越的领袖人物，而不是跟即将到来的这些人。这些人中他早就认识的只有律师索科洛夫，此人平庸无能，目光短浅，只擅长传达党的指示。而其他的人，则是党的媒体。
针对立宪民主党的“雄狮”而来的不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这令人有些失望。不过，在彼得格勒哪有这样的人呢？你看，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虽说不是那些领袖，可是，形势把这些人置于领袖人物的位置上。他也并非专门尊重这些人，而是尊重所有的左派，这些人就是革命的依靠，没有这种依靠，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根本站不住脚。
一个衣衫褴褛的士兵跑进杜马委员会的房间，他连招呼也不打，就粗鲁地说：“是这样，我们需要在这里印刷命令。谁来干这件事？”
大家微微一笑，客气地拒绝了。
他张着嘴看了看，一挥手说：“好吧，我们自己把它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