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一章

第二百八十一章

在这场战争中,对于鲁斯基将军来说是从峰顶到深渊,大起大落,一会儿使他高升,一会儿又把他拉下来。任命他当陆军总司令的事本已确定,可就在这时,发生了标志着胜利的攻克利沃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发怒了,怪鲁斯基没进行围困,放跑了奥地利军队。甚至威胁要把他送上法庭。可这时皇上的嘉奖来了,于是,鲁斯基超越了阿列克谢耶夫,像一颗耀眼的新星,跃升为侍卫将军,并取代了日林斯基任西北战线总司令。除了最高统帅,军队中没有比这更高的职位了。在闭塞的深宫里,会有人想到或者忆起:克列韦尔,这个负责所有官宦贵族衣物的宫廷部门女管理员的儿子,本是个芬兰人,为了叫着顺口而改了姓氏。这之后不久,俄国陆军的三分之二就归他管了。又过不久,在波兰接受的严酷考验本来可能以惨剧而告终,结果却以新的荣誉而结束:因为把敌人从华沙击退而授予他二级格奥尔基勋章(第三枚格奥尔基勋章)!这之后他开始了一段新的不顺利时期,尤其在东普鲁士,第十军被击溃,引起了上峰对鲁斯基的不满,皇后进行密谋策划,她跟济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认为,最好是他自己主动告病。这很是时候,一九一五年的整个大撤退都没有鲁斯基参与,他只能从基斯洛沃茨克假想自己能否制止这场撤退,是否可以建议进行有力的反攻。然而这时,从鲁斯基手中接管了西北战线及全部撤退责任的阿列克谢耶夫,作为一切失败的责任者,得到的不是降职却是提升:成为总参谋长,可由于在皇上身边,他实际上就是最高统帅。于是,他不可更改地压过了鲁斯基。西北战线被划分开,鲁斯基得到的只是以前所属部队的一部分——北方战线,而且是在交出科夫诺之后的困难关头。这样过了不久,又是一连串的失利。这时,他患了胸膜炎,身体真的垮了。于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第二次因病告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皇上未做劝阻就准了他的假。但是,开春前他已经康复了,完全准备好了讨回自己的总司令职务,甚至迫切地想得到它。可是,上峰不想让他复职。皇后和沙皇本人就是一堵墙!他的假期长得已经不成体统,无法解释了,这几个作战时期将军已无法挽回了,他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首先,请人在报上发表赞扬他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很快就见诸报端,像《交易所公报》《新时代》等报刊,总是关心和同情地报道:鲁斯基将军日子过得怎样,身体恢复得如何,他怎样来到了彼得格勒,精力充沛地准备接受新的任命,等等。这种众口一词的赞扬甚至在德国也引起了反响,德国新闻界也把鲁斯基当作最有才能的俄国将领来描述。其次,寻求某些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夫人的庇护,而且十分秘密地去央求拉斯普京。大概,这些人对他的帮助最大:一九一六年七月,鲁斯基讨回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还得到了重要的补充任命,如今彼得格勒军区和整个热闹沸腾的彼得格勒都划归他统辖。这样一来,连同彼得格勒的书报检察机关都归他管辖了。将军真的成了首都的最高长官、保护者和父母官。然而,这一切都处理得很得体(这都是济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建议,她很了解彼得格勒的生活和这里所有的大人物),他善于同首都各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各大报纸都喜欢他、赞扬他,相信将军总是同情社会的意愿。以至这个冬天到普斯科夫来的活动家们闪烁其词地试探将军对国家可能发生的变化的看法,鲁斯基则采取极其谨慎的方式向他们确认了自己也有同感。

与彼得格勒这种自然的、合乎实际需要的联系,由于不久前把哈巴洛夫部队划分成独立单位而中断了。起初,鲁斯基深感惋惜和难过,但当这些天来彼得格勒的动乱闹起来时,他转忧为喜:镇压动乱的刽子手的角色用不着他鲁斯基去担当了。

但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还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罗江科就不知深浅地发来一封电报,劝他在皇上面前说情,同意建立信任政府。这样一来情况就复杂了:被一个文职官员鼓动去向皇上述说社会性的请求,这对一个军方官员来说是没有先例的。然而,在彼得格勒事变发展到这种规模的情况下,作为在社会上如此知名的将军,对杜马主席的呼吁也不能再漠然置之了。

星期一整整一天,鲁斯基极其痛苦地在这一选择中犹豫不决。他明白:这可是决定生死存亡的一步,会使他失去总司令的职位,而一旦没了这个职位,无论他本人,还是济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生存都是无法想象的。可就在星期一快到晚上的时候,他幸运地接到了军事大臣发往大本营的电报副本。那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平息彼得格勒的军事暴乱没有成功,许多部队反而转到暴乱一边去了,可靠的部队所剩不多。事变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居中调节是有必要的。于是,一个小时后鲁斯基就给皇上发去了自己的电报,指出事变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情况,就是说,已经影响到胜利的前景。因此,将军斗胆最忠实地向沙皇陛下建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安抚民众,这比镇压更为重要。鲁斯基没有重复罗江科关于成立社会政府的极端言辞,但是在这种时候,他也不能不发出类似的电报。因为就在这时,他的司令部接到了大本营关于派四个团赶赴彼得格勒的命令,而且到半夜时他就得把这四个团派出去。(当然,由于机车不足而耽搁了团队出发。这更好,因为他很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陷入这场国内事变,尽量避免成为内乱的起因。)

昨天一整天,事变发展得摇摆不定,一会儿这方占上风,一会儿另一方占上风。彼得格勒城里丝毫未见平静,最后一批政府军也投降了,布勃利科夫报告胜利消息的电报从那里散布出来。然而,已经从三条战线抽调部队向首都集结,而且大本营有言在先:说不定还要动员新的部队。鲁斯基不折不扣地传达了所有的命令,采取了一切措施,甚至自己的独特措施,例如,把自己所辖的维堡市集团军司令的权力扩大到整个芬兰。

北方战线靠近彼得格勒,以前是有利的,现在却变得极为不利:鲁斯基无论如何也得紧随伊万诺夫之后,不由自主地陷入第一个被讨伐者的境地。

今天一早就不断地有电报从彼得格勒发来,有罗江科本人的,也有侦探发回来的,说的都是杜马委员会担负了政府的职能。鲁斯基越来越被夹在双重危险中间:准备对谁采取军事行动?针对合法的新政权吗?然而,又不得不服从合法的军事上级。

鲁斯基好久没像最近这些天这么颓丧了,尤其是今天。他吸了无数支烟,闻了无数次的可卡因,给自己提神。以往任何时候,在任何一场战役中,他的声誉和前途都没像现在这样悬在刀刃上,动摇不定。

他这时得知,皇上的专列从博洛戈耶拐了弯儿,向德诺开去,看样子不是朝普斯科夫这边来的。后来沃耶伊科夫直接发来了电报,证实皇上真的到普斯科夫来了!

真讨厌!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首先,任何军事首长都不高兴他的上司到自己的辖区来。别看皇上走马观花,对军队事务了解得很肤浅,他却能轻易地提出斥责性的意见,或者下达一条突然改变已经开始运行的办事程序的命令。

其次,正当彼得格勒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事变,国家杜马委员会又从皇上的政府手中夺取了权力之时,哪怕皇上只是在北方战线司令部待上一小会儿,也会给鲁斯基将军的社会声誉留下污点:为什么沙皇在困难时刻到他那里去了?莫非因为鲁斯基对皇上特别忠诚?这类事本来连影儿都没有,可是日后将很难说清。可不是吗,皇上的专列的行车路线怎么也不该经过普斯科夫,可他为什么偏要到这里来?

再次,现在伤脑筋的是,无论沙皇将多么快地打普斯科夫经过,都免不了得跟他进行一场艰难的谈话,而且是在这封支持罗江科的电报之后……发这封电报并不困难,因为不用见面。可是,鲁斯基现在又不能允许自己由于跟皇上本人见面而讨好他,背离自己原来的观点。不,他应当强迫自己说出一切该说的话。不过这可是巨大的精神考验,是令人激动的紧张的精神工作。要表现自己的性格。不过,对于这样的争执来说,皇上并不是个有力的对手。

最后,存在着再次失掉已经两度丧失的职位的危险。这真像是被鬼迷住了似的。

离皇上到来还有几个小时,应当事先巩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谈话中的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昨晚发给伊万诺夫的1833号电报,今天白天传到了北方战线。这封电报正好支持了他的观点,电报描述了彼得格勒的局势如何得到很大的缓和,倾向于和解和达成协议。可是,鲁斯基通过自己的消息源直接了解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情况:首都的动乱并没有停止,在城郊和喀琅施塔得动乱则刚刚发生。但是,从最高统帅部正式文件中引证论据是有策略性的。于是,鲁斯基请阿列克谢耶夫解释这些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

耽搁了一昼夜的给皇上和阿列克谢耶夫本人的电报,接连不断地从大本营发来。可是,对鲁斯基这个直率的问题回答得却含糊其辞:关于彼得格勒平息下来的消息出自各种(没有说明的)来源,并且可以认为(或者昨天已被认为?)是可靠的。

于是,鲁斯基明白了,阿列克谢耶夫这是陷入了尴尬境地,没法回答他。那些消息,尤其是今天在喀琅施塔得和莫斯科革命发展了的情况下,纯粹是胡说八道。

鲁斯基约定亲自跟阿列克谢耶夫进行电话交谈,可大本营那边回答说,阿列克谢耶夫身体不适,已经躺下休息了。这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一种逃避方式。他俩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带有敌意的。阿列克谢耶夫是一匹平庸的役马,只能靠坐得住和吃苦耐劳。对鲁斯基来说要掌握和判断情况只需要干上两个小时就足够的事,阿列克谢耶夫却要干一昼夜。像接受最高统帅本人的命令一样接受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时,鲁斯基总感到是命运在迫使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委屈。(阿列克谢耶夫甚至去看病时都耍阴谋,让古尔科代替自己,而不让鲁斯基代替。)

现在,通过电话线感觉得到阿列克谢耶夫在那边有多么不安,他急于纠正自己的失误,也急于让皇上相信自己,因此,他不断地发电报。他的军官们则插空急切地打听,皇上是否已经来到,这些过时的电报是否已经交给了他。

是啊,现在革命蔓延开了,阿列克谢耶夫也胆大起来了。他鲁斯基前天就支持了罗江科的请求,那会儿可是难多了。可大本营那里干什么了?他们很快地下达了派兵的命令。

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处于明显的惊慌失措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但也没到鲁斯基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地步。在两都动荡的情况下,普斯科夫市也面临着微妙的、动荡不安的时刻,这时候一切精神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就不能失去平衡了。在这种时候,不能不给罗江科发去电报,因为彼得格勒动乱引起的震动,火车站的被破坏以及从那里流动来的人,对北方战线的安定与供给造成了威胁。也不应该拒绝阿列克谢耶夫加入联合:事变混乱无序的发展使他们成了同盟者。你瞧,不是连大公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吗?

而且应当体察俄罗斯的心灵和渴望、对变革的普遍同情,为此,也就不该催促那些团队去镇压自己的人民。只有这时,再没有别的机会为社会效劳,建立永志不忘、永垂不朽的功勋。

尽管鲁斯基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时刻,处于这种高境界下,但他还是希望皇上最好由于某种原因别到普斯科夫来。

大本营却不断地发来指示,如有必要,就修正沙皇车队的行车路线。以便它们到达普斯科夫后继续向彼得格勒走。

但愿它们快往彼得格勒去!

可惜呀!沙皇车队眼看就要来到时,突然从卢加发来了通知,说那里的警备部队起义了。这就是说,沙皇不能立刻离开普斯科夫往卢加去,不能从那里经过。

这样一来,沙皇势必滞留在普斯科夫,事情可就不限于在车站进行短暂的迎送了。

鲁斯基努力在心中聚积起反抗精神。需要鼓起勇气抛弃平时的礼节——迎接时不设仪仗队。这次要改变对沙皇的接待方式,使之与整个事变相适应。

是啊,沙皇总是躲在攻不破的屏障后面。可现在他必须站到现实的土壤上来了。

自打鲁斯基没能留住自己所爱戴的邦奇·布鲁耶维奇之后,现在的北方战线参谋长是“黑脸的”将军尤里·达尼洛夫。这是个很难共事的人。战争初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时,由于形势的作用,实际上是他领导了俄国军队的所有战役。因此,时至今日他仍然把自己看作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单就军事方面来说,他或许有才能,但总的来看他相当迟钝,偏执成性,失去了创造天赋和迅速判断局势的能力。他是个执行者,不是干大事的领导者。然而,曾经有件事情,使他俩的关系糟糕得无法形容。鲁斯基不能忘记,达尼洛夫当然也永远记得: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还在进行罗兹(波兰的一个城市)战役,鲁斯基顶不住了,请求大本营(正是请求达尼洛夫)准许在第二天夜里大撤退。他得到了批准,但是,批复令没有用上,因为经过一天的时间战局突然扭转了,代替大撤退的是,进行了一次战绩平平的战役。这个污点被掌握在达尼洛夫手里,它迫使鲁斯基小心客气地对待自己的参谋长。这不,现在也得叫上达尼洛夫一起去见皇上。

达尼洛夫怨恨的是,一九一五年皇上与他绝交后就把他从大本营军需官的职务上撤下来,下放到集团军去了。因此他现在抱着同样的态度:不采取惯用的那种欢迎仪式迎接沙皇,要尽量消除皇上列车到来的影响。这在俄国历史上将是个先例。局势也加强了他的决心。也不要把沙皇接到城里北方战线司令部去,而是在车站接待他,把他的到来变成路过。在迎接沙皇的人物中,按惯例必须通知的只有普斯科夫省省长。

这样,社会舆论就不会指责鲁斯基过分醉心于专制君主了。

他们封锁了整个车站,不放任何人进来,所有的站台上都肃静无人。车站本来就路灯不多,黑乎乎的。省长带着几个政府官员来了。

但鲁斯基还是很紧张。不清楚皇上要往哪儿去。在目前这样的局势下,怎么能从他那里得到社会所要求的让步呢?坚决点儿,一举办成?如果了解皇上的性格,这任务可是不轻:他不顾利害、缺乏理智、不可思议地固执;他不敢准确地表达意见,不敢做明确的决定。

晚上7点半第一列车才来到。又玩了跟以往一样的游戏:要你猜测两列难以区分的火车哪一列是沙皇的,哪一列是随员的。原来第一列车是随员的,不必向车里的任何人问候,好在鲁斯基并未有失身份地提前来到那个站台上。

沙皇的专列过了20分钟才到。宽大的车窗用窗帘遮挡着,只从缝隙中透出几缕光线。过一会儿,灯光明亮的通过台的门打开了,身材高大的侍从武官跳下车来。人们对着车门摆上包着毯子的车梯,两名哥萨克侍立两旁,这就是沙皇的专列。

将军们走上前去。一名跟班接过他们的军大衣。神情忧郁的驼背的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把他们请进会客车厢,这节车厢里摆放着家具,车厢的四壁包着绿绸布。

皇上身穿样式像哥萨克步兵的切尔克斯圆领长袍走了出来。

皇上那张脸把鲁斯基吓了一跳,离他在大本营会议上见到皇上已有两个多月了。皇上总是很年轻,令人羡慕地健康,因为他什么也不干,天天闲着。可现在他一点儿也不年轻了,非常疲惫,眼角布满了深而发暗的皱纹。

皇上不善于掩饰(由于窘迫的处境和谈话所表达的思想)难为情的语调,但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他解释说,他的专列被这样的消息耽搁了——柳班被暴乱分子占领。现在他想到皇村去,但是,没有从德诺走直线,以为绕道普斯科夫会没有阻碍。

他说着,样子不像位统治者。他的语气里有一种不知所措,即使不是请求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去碰衣领。坐在这被赶得走投无路的火车里跑来跑去的,对他来说不能不露痕迹。

鲁斯基常常觉得自己优于这位君王,可这种优越感从没有现在这么强烈。仿佛要使惊惶不安的最高统帅回到被他忘记的工作规则上,鲁斯基用单调乏味,甚至是抱怨的口气汇报自己北方战线的状况和眼下的事变。汇报中的最后一点所有人都很关心,虽然没发生过任何事变,可是,鲁斯基要以此巩固自己的阵地。

后来他到底提出了疑问:能够经过卢加吗?那里的警备部队不是起义了吗?

尼古拉二世是个能克制自己,感情不外露的高手。可是,今天他失去了这种能力,在谈到卢加的情况时,他的脸上还是表现出了备受侮辱和无力自保的神情。他走投无路了!本来就深陷的眼睛这时陷得更深了,胡须也垂得更厉害了。

那张脸看上去不但文化不高,而且愚昧无知。

鲁斯基觉得自己更加坚定了。

其实皇上是改变主意了,没打算马上就走。他是想在普斯科夫等候罗江科的到来。后者是这么答应的。(“答应!”……他已经开始等待罗江科仁慈地到来了!)

啊,原来是这样!这使鲁斯基高兴起来。这样他的任务就会变得轻松些了:跟罗江科一起……而皇上,其实完全是打算通过成立责任内阁把事情搞定。

不过,这个皇上并不那么简单!——伊万诺夫的讨伐军这时候正在集结。

鲁斯基迫使自己保持强硬的语气,不让自己心肠发软。他提起了最令人不快的那件事:问皇上是否收到了他前天发的那封支持罗江科请求建立责任内阁的电报。

“收到了,收到了。”皇上忙不迭地承认,甚至有些窘迫。他已没有力量去斥责别人了。

无比重大的任务落在了鲁斯基的肩上:以形势的紧迫和精神优势压倒沙皇。大家都离得远,只有他在这里,整个有教养的俄罗斯期待着他以大量无法拒绝的理由把这个精疲力竭的君主赶进死胡同。身体笨重、表情呆板的黑脸达尼洛夫一直在旁边为鲁斯基做证。

鲁斯基透过闪光的眼镜片看着皇上。从大本营接连不断地有消息传来。

二人被请去参加御宴。大本营来的报告嘛,饭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