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四章
马克拉科夫家子女八人，兄弟中有一人继承了父亲高尚的眼科医生职业，但他并没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只有瓦西里和尼古拉这两个名字十分显赫，一个是美名，另一个是骂名。
同胞兄弟中很少有人像这两人如此带有敌意地相互疏远，互不相容。他们的童年是在极度的黑暗中度过的，两人只相差一岁，一起在特维尔大街上属于眼科医院的一所房子里长大，在宽敞的庭院里追逐嬉闹。姐妹们患白喉期间，他们就住在督军府里。两人上大学时还不能预言，有什么会使他们这样大相径庭。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马克拉科夫在法律系学习，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马克拉科夫在文史系学习，他们跟一般大学生没什么区别，都会教小姐们滑冰的技巧。但是，瓦西里更无拘无束，更会寻找机会与人结交，他甚至把尼古拉带到聚集着自由思想者的人家去，可是，尼古拉在那里总是感到厌恶和受辱。他以自己的教养给他们泼了一通冷水，赶紧与他们、与瓦西里断了来往，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弟兄俩在俄罗斯看到了各种适合自己的思想和团体。瓦西里·马克拉科夫成了著名律师，彼得格勒社会喜欢的人，女士们眼中最迷人的男人，有名的聪明人，乃至杜马的首席演说家。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不具备如此卓越的才能，不过他要是沿着自由主义路线走下去的话，也完全可以有所成就。可他却担任了国家公职，又没有靠山。开始时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做税务督察员，后来转到唐波夫省、波尔塔瓦省税务局。就在这时，皇上来参加波尔塔瓦会战200年庆典。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机智地抓住了机会，给市容和省里的招待会添了光彩。心满意足的皇上龙颜大悦，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得到极高的评价，很快就升任为切尔尼戈夫省省长。（发生这事不能不与胆大妄为的瓦西里做点儿对比：“你瞧瞧，从一个家庭出来的，就是那个马克拉科夫的兄弟。”一九一一年九月庆典时，作为切尔尼戈夫省省长的尼古拉跟上次一样隆重地迎接了沿着德斯纳河驾临的皇上。这正是斯托雷平毙命的那一天，据皇上日后讲，当他恭恭敬敬地吻切尔尼戈夫城的圣徒费奥多西的圣骨匣时，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将来一定要任命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为内务大臣。一年以后，这事真的变成了现实。年轻的大臣急于卖力地整顿秩序，可本事又不足，就用自己那没有经验的胸膛去抵挡杜马的攻击，立即招致痛恨和嘲弄。他不会使别人重视自己，杜马常常否决他的拨款预算，而没有拨款，他的部就没法工作。关于他的笑话则毫无限制地在社会上流传，说他之所以能在自己的职位上强撑，靠的是在沙皇一家面前模仿笼中发情的豹子、野兽、鸟儿和其他高官大臣。（部际间的头号骗子安德罗尼科夫大公用这种纠缠不清的诽谤报复他。18年前大公被列入内务部编制，有权不上班却能取得官衔，马克拉科夫把他给除了名。）与此同时，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却在杜马发表言辞尖刻的博学的演说，抨击帝位周围的一切。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因为有这样一个兄弟而害羞，并且因为这个兄弟而对自己的姓氏感到害羞，担心自己被与另一个弄混了。倘若有一个在另一个面前落水被淹，另一个在岸上的也绝不会把救命的竿子伸给他。这简直不是同胞兄弟的行为。
就说现在吧，瓦西里可能正在塔夫里达宫里不紧不慢地迈着鸭子步，令他羞臊的尼古拉·马克拉科夫被关押在内阁大臣区里的消息只能让他感到轻松愉快。
逮捕时尼古拉·马克拉科夫进行了抵抗（在体育课上学到的技巧），押送者威胁说要把他打死。到塔夫里达宫后才把他的头包扎上。
他被逮捕，被关进内阁大臣区密不透风的、闷人的房间，这里是国家高官大臣的会议厅和组织得糟糕的监狱的混合体。他很快就看到许多熟人，他们的处境都很可怜。他还得知，不能跟他们说话；他还看到桌子上有一堆吃剩的、让人一看就倒胃口的夹着奶酪和鱼片的夹心面包，空茶杯和烟灰缸；看到精疲力竭、不停地呻吟的普罗托波波夫，正和巴尔克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到眼神疲惫、挓挲着络腮胡子的戈列梅金，这人仍然平心静气，十分镇定。他还发现有人眼中露出一种轻松感：你瞧，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不也被捕了吗？他打老远就看到了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那双不动声色的眼睛。前天两人还一起制订一份冒险的计划，想要往塔夫里达宫投一发炮弹，让它连同整个革命一下子都完蛋，结果，这个计划压根儿就没实行。可是，现在他们离得很远，仅用眼神交流不了多少。
靠墙站着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哨兵，拿枪威胁着这些老头子：既不许逃跑，又不许交谈。兹纳缅斯基迈着坚实的步子走来走去，他嗓音浑厚，一副谁也收买不了的面孔。犹太族的军校女生们分发完食品托盘，斥责他们说：“你看，我们坐牢时你们给我们戴上镣铐，可我们却用夹心面包和香烟招待你们。”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苦恼不堪，懊悔自己被人家抓住，没能够开枪自杀。
宫殿总管佩列特茨上校进来时，他也得跟所有人一样起立。这位上校原来是立宪民主党《言论》报的记者，身材矮小，毫不起眼，他尽情地欣赏着面对着他站起来的昔日的当权者、发福的将军和瘦削的老头子们。他并不正面地面对人们，而是向上半仰着脸，就这样作为回答：“如果允许交谈，那么，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在押者之间的串通。”“卡拉乌洛夫为什么说这是可以的呢？”“这个问题已经不归他管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涉及内政呢？”“已经说过了，就是不行。”
身材矮小的军事大臣耳朵很大，眼睛无神。他吓坏了，赶紧可怜巴巴地向总管声称：他别利亚耶夫将军当军事大臣的时间很短，没有犯下任何罪过，他不明白为什么被逮捕。
显然，被捕者之间现在将开始一场竞赛，看看谁对新政权的罪过小些。
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围着会议桌鱼贯而行，步履蹒跚地“散步”。年近八旬的戈列梅金也不例外。
他们都得肃立在傲慢而又瘦弱的克伦斯基面前，他身旁总是簇拥着民主主义分子，他喜欢对人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关押在这里，是因为他克伦斯基想保护他们。不然的话，在人民群众痛恨旧制度奴仆的情况下，他们个个性命难保，都将成为人民镇压的牺牲品。
然后，他们又得心情紧张、闷声不响地坐着。身强体壮的海军上将卡尔采夫好几次狂喊：“让我们透透气吧！透透气！”
他习惯于呼吸新鲜空气，可是，一打开气窗，老头子们就抱怨说风吹疼了他们的腿，他只好又关上。
杜布罗温博士作为医生请求立即为邻座的将军送来冰块。
这时，又一位宪兵上校被错带进他们这个房间，上校是在捣毁他的住宅时被抓住的。他身上穿的衣服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裤子一看便知是他儿子的，脚踝骨裸露着，坎肩下的衬衫看得清清楚楚，衣袖紧得胳膊无法动弹，衣领立着，没系领带，只剩一颗领扣，但准尉立刻喊了起来，说不该把他带到这里来，而应该带到楼上大厅敞廊去，于是，上校被带走了。
剩下的全部时间只有坐在软椅上默默地想心事了。
可是，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没有去想自己的三个儿子，他们之中有两个在战场上。而是想：上帝干吗让我活到眼看着自己在人世间所相信的一切破灭？你经历着国家秩序的灭亡，无异于经历自身的灭亡。
可他自己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是的，他缺乏经验，又没做好准备。因此，他冒冒失失地先乘车遍巡了彼得格勒的所有警段，引起了普遍的讥笑。（要是在今天就会不觉得可笑了。）他把陆军的朱科夫斯基将军提升为自己的副手和宪兵团的领导人，可这位将军完全不适合干这种差事，他亲手消灭了刺探情报的奸细。的确，这是个最忙乱、最艰难，也最为社会所痛恨的部。你的声音总是被敌人仇恨的叫喊压下去。跟杜马之间形成了这个带有偏见的关系，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也有过错。但社会的仇视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在部长会议里也没有遇见同情者。在这里比在杜马还要糟，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甚至在右翼的大臣当中也感觉孤单。这些滑头和冷漠的沙皇奴仆！该如何跟杜马相处，他们没出什么好主意。他们之间互相都不透露心迹，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却直率、热情，于是，只有把事情搞糟的份儿。好长时间他都在学习：应当把握自己，不能什么人都相信。为了达成统一的目标需要团结一致、战斗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精神，可政府里这一切都没有！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总是被所有人蔑视和责难，只有皇上的经常支持在鼓励着他。他在君王面前可以热烈、坚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什么也不隐瞒，而且发现，皇上跟其他任何人并不像跟他这样有这么多的话，这么开诚布公，而且把他称为朋友。还在战前，皇上就把自己的夙愿告诉了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一个人：对宪法做这样的修改——不因议院的争吵而使议案作废，以便皇上能对各种意见进行选择。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对此热烈拥护，他说：“让人民提意见，让沙皇做决定。”我们不是有古老的莫斯科公国的君主制吗？可是，作为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个，又孤身一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即将开始时，在彼得戈弗的协商会上，他提议皇上也该拥有某些决定权，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替皇上说话。（谢格洛维托夫却没这样做！瞧我们这些右翼分子。谢格洛维托夫为什么总是这样忍耐，又不站到统一的行列里来？两人本来挺要好，经常同乘一辆轿式马车，可是连这两位右翼的大臣也不联手，在国内还能把哪些右翼分子团结起来呢？这种不团结是个谜。谢格洛维托夫常说：“法律高于我们的意愿。”照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话来说：什么是最高法则？那就是肩上有脑袋，而脑袋里有清醒的思想。
前年，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多次向皇上呈递报告，说明俄罗斯国内形势紧张，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采取行动。这之后，他曾集中精力用几天时间在斯特拉斯特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信，说正直的俄罗斯人对政府所采取的方针焦虑不安；忠臣们心中感到不幸，君王光明的面孔黯然失色；皇上，您对我的信任被破坏了，以后一些人和客观形势早晚会迫使您撤我的职，那还不如现在就撤好了。这么一说，皇上倒很不安，热情地挽留他。（有某种东西超越职务关系乃至观点的一致，把他们结合得更为牢固。莫不是因为两人的命名日相同？年龄差距小？还是效力于君主主义的宗教信仰般的纯洁无瑕？）可是，杜马里攻击他的声音反而更多了，于是，戈列梅金寻找着简捷的途径，直接对皇上抱怨说，再跟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搅在一起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在那次令人感动的热情迸发之后三个月，皇上终于撤掉了自己心爱的内务大臣。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哭了，但不是因为失去职位，他在工作中从不谋求私利，他的生命属于沙皇，祖国的荣誉只有通过沙皇的伟大来体现。他崇拜沙皇到涕泪交加的程度，在沙皇身上他看到的只有善良。可现在他哭的是，皇上为了杜马而牺牲了他。一旦公众舆论把怒气撒到忠臣们头上，皇上就把他们抛开；他哭的是，正义的事业被毁了，所有的忠臣都痛心疾首。
还在第四届杜马初次开会的时候，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就觉察出了暗中的活动，这届杜马不同于上届，它会大闹特闹的。需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它引上正轨，直截了当地向它宣布：杜马的使命不是反对国家政权，而是巩固国家！（他急于亲自去发言，可是，在杜马面前他没有威望，说不定还会给人家提供笑料呢。）如果杜马执迷不悟，那就立即把它解散，在两个首都宣布特别警戒，举行新的选举！
可是，任何这类事都没有做。皇上总是优柔寡断，常常采取最软不过的方式，以致一份最有效的报告只能剩下一点点儿。由于皇上过于爱和平和软心肠，俄罗斯走向了解体。杜马的报告传遍全国，破坏了国家秩序。俄罗斯政府被弄糊涂了：社会经常接受着仇视政府的教育，似乎俄罗斯政府不仅在犯错误，而且在与人民为敌，甚至是通向俄罗斯幸福道路的唯一障碍。在杜马的攻讦之下，军队又怎能安心坚守阵地呢？在俄罗斯蔓延着这样一种观念：该把沙皇彻底忘掉和抹去。从社会舆论中就能看出一切事情的开头和结局。杜马在全国范围内铺好了通向革命的路。
杜马的人恶毒地讥笑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在所有自由派的客厅里朗读对他的讽刺诗，诽谤说没有拉斯普京，他一件事也干不起来，他还吻过拉斯普京的手（实际上，他俩一生中只见过两次面，还是比较冷淡的会见）。然而，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也了解自己的敌人：那些多变的政客、善于掩盖真面目见风使舵的人，迷恋功名、对祖国命运令人难以置信地漠不关心的人。
一九一五年，当人们在利沃夫城像庆贺沙皇一样庆贺罗江科，地方自治会的小丑们为士兵分发格奥尔基十字勋章时，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心凉透了。他知道，杜马一定要毁了君主政体！尽管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缺乏治国的雄才大略，可他尽力而为了，把这个破坏进程遏制了两年半。他作为反动的刽子手而被撤职后，这个破坏进程加速了。谢尔巴托夫、小赫沃斯托夫和施蒂默尔破坏了国内政策。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国内政策了，没有任何总的行动纲领。国家将向何处去，毫无概念。可运动却像个醉汉似的，闭着眼睛从这面墙撞向那面墙。俄罗斯没有了从仇恨的峡谷中走出的希望。从一九一六年年初起，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就觉得：一切都完了。
不幸并不在于立法决议中，它们都还不错，站住了脚，也比较完善。令人失望的并不是国家体制，而是占据高位的那些人。他们人很多，处的位置也很多。高官们在机关里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在许多方面甚至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缺乏管理国家的系统办法和政纲：最高层经常改变政治信念使人无法为其效力。（你不能点皇上的名，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沙皇的臣仆中出现了对明天信心不足的现象，于是，所有的执行权力机关都动摇不定，人心涣散。国家活动都成了竹篮打水。
看来，出路在于把所有对皇权抱有信心的人团结起来，然而，皇权早已不支持自己的追随者了。右翼的力量到处受到削弱，甚至在一向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臣会议里（那里只有一半人是选举出来的，另一半则是皇上钦命的），他们也已不占多数，并且得不到同情。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也是大臣会议成员，是唯一敢于对争吵不休的特别会议投反对票的人，这样的会议把国防事务从政府手中夺出去交给社会。在大臣会议发言后，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接到一些来自左翼的野蛮的恐吓信。信奉旧的思维方式不仅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不无危险。所有拥护并企图维持俄国君主政体的人，全都心灰意冷，痛苦不堪。各种诽谤毫无阻拦地纷纷落到右翼头上。右翼在遭受攻击，不让他们起来，起来就再打下去。在社会舆论中，右翼的信念被咒骂、被嘲笑、被抹黑。右翼本身也明显看出：历史的车轮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右翼已处于他们所信仰的一切行将灭亡的边缘。
在如此混乱和衰败之际，一个贵族除了干公务之外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到农村去！去播种！去运肥！去养牛！除了参加大臣会议，在离职后一年的时间里，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全是在唐波夫省自己的领地上干活。
但是，在这种幽居独处中他也没有得到安宁。相反，他从那里观察国家形势，感觉看得更清楚，形势更不可挽回。可他的预见既然能达到揭开谜底的程度，那他还有权沉默吗？如果再沉默，这样的沉默可就是背叛行为了。这年十二月，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必须到彼得格勒来把自己的房产处理掉。就在这时，他给皇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诚挚的信。他想，在复杂的、不寻常的紧张时期向皇上说出国家局势的全部实情，这是每个忠臣的责任。杜马的工作方向和从十一月起在那里发表的演说的性质，完全动摇了政府权力的最后一点儿尊重。虽然国家并非就是由彼得格勒做代表，使上层担心的也不关涉全俄罗斯，但是在首都，各种会议和联盟已经联合一致开始了对政权的进攻。要阻止即将来临的灾难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可以推迟杜马会议；把各种力量的结盟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建立团结一致的政府和整顿食品供应业。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从来不认为自己比皇上聪明，他高兴地承认皇上的精神优势和远见卓识。可是，怎样才能增强皇上的意志力和权力呢？
写完信，他就回乡下过圣诞节去了。一月份他才在乡下听说，皇上曾派信使把回信送到他在彼得格勒的宅第，意思好像是要亲自召见他。可是，召见信并没投到唐波夫省来，看得出，当时形势很吃紧。
结果，新年时戈利岑真的被任命为总理大臣。这是徒劳无益地尝试与杜马和解。
根据有关信使的消息，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回到了彼得格勒，他觉得不好意思，差不多猜到了：他所崇敬的皇上为什么要召见他，又为什么没有找到他。他无论如何也不急于在如此失势的处境中到政府去，但又无法拒绝。
不久，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得知了皇上的要求，原来是让他起草沙皇宣言：一旦沙皇不让杜马延期，而是把它彻底解散，就需要一份宣言。
这已是二月份，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也是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最后一次为沙皇效力。他用了三天时间把自己有限的写作能力和一贯的君主主义感情，都投入到了这个宣言的写作中。他一边写一边想象着，当人们听到这个宣言的时候，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会引起怎样的震动。他在宣言稿中说明：国内的敌人变得比国外的敌人更危险、更无耻、更残忍！他呼吁说：上帝会保佑勇敢者！会保佑沙皇的这一举动有如教堂的钟声，促使所有忠诚的俄罗斯人怀着对上帝的敬畏替沙皇祈祷。他号召人们都团结在沙皇周围。他在为俄国历史的大转变起草文件。
新的第五届杜马选举定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这样就能赢得秋天之前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纷争，也没有对政权的咒骂。如果入秋时战争胜利结束，那么政府趁着民众情绪高涨就完全可以摆脱困境。
他获准把宣言面呈皇上，为此他整整一夜和一个早晨既焦急又兴奋，终于火急火燎地去了火车站。
可是，列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全都停在那里不动，马克拉科夫困在车厢里苦恼不堪。火车最终晚点一个半小时到达皇村。由于这一耽搁，错过了皇上接见的时间，皇上像是急着去哪儿。马克拉科夫本想充满激情地亲口读这篇宣言，可是，皇上把它拿了过去，但并没有读，只是用那双迷人的眼睛看了看，然后轻声说：“这个嘛，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吧，留着它吧，万一还有用呢。还需要全面进行讨论。”
这是皇上最后一次接见他。
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实行的措施。
此刻，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环顾着这个坐满了糟老头子的房间，不胜惋惜，懊悔自己没能为了继续斗争而逃脱。
也许他是在想：今天是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勇敢者携着炸弹闯进这塔夫里达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