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章
今天早上，米柳科夫到奥赫塔的第一步兵团去了一趟，就发誓再也不到各团去了，说这不是他的工作。在一个大练兵场上，他不得不爬到一个高台子上，在那里冒着严寒扯破嗓子喊叫——给一群他不了解的士兵讲解最基本的东西：共同的胜利需要加以巩固，为此，需要保持与军官们的团结一致，否则他们团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对于军官，则号召他们（军官们已准备好并乐于那样做）与国家杜马携手共进，帮助它组织旧政府失掉的政权，这个政府罪恶累累。
他发表这样的讲话不仅体力上有困难，感到厌烦，也不仅因为他没感觉到这番话的实际效果，而是他干这事感到实在太没意思。米柳科夫最得意的环境是大学，甚至是西方的听众。他跟军队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只是他那个不懂事的儿子中专毕业后急着去当了志愿兵，在加利齐亚阵亡了。
米柳科夫的头脑里有许多想法、计划和操心事，他应当以自己的全部智力和预见力去洞察迅速变化的形势。在这种时候，他哪能去进行这些低水平的讲话呢？
大家都看到了什么？什么是每个人都容易理解的？由于动摇了军官们的地位，产生了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反动势力还没有被粉碎，伊万诺夫的讨伐军正从外面向这里开进；因忙于外部事变，疏忽了创造性的机构建设：现在到底应该如何建立政权？大概还没有谁看明白，甚至在杜马不多的几个房间里，产生了多么令人紧张的危险的两面性。这里隐藏着最后一点能代表杜马的东西。
首先，杜马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尽管在轰动一时的会议上，他们所有人都借助杜马威信的翅膀而高居于俄罗斯之上；尽管他们昨天还在向杜马发誓，军队今天也来向杜马致敬，杜马委员会和米柳科夫本人都是以杜马的名义对第一步兵团表示欢迎，所有人都在夸大杜马的荣耀（现在看得出这是过分的），而且就在今天，杜马议员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和说出对杜马的疑义。然而，作为杜马多数派和立宪民主党领袖的米柳科夫，却清楚而又冷静地认识到：杜马要完蛋了。甚至在昨天或者今天，它已经灭亡了。杜马再也不存在了。这是到了应该放弃的时候的一种虚构物，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不带感伤地看到这个事实。
历史上有很多不合常情的现象，尤其是杜马，它想方设法使沙皇政府倒台，可是刚刚达到这一点，它自己也随之没有用处了。杜马把一切能给予的都给出去了，而眼下，所有的实权都转移到尚需要建立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府权力机关。杜马本来就是按照斯托雷平法不民主地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刻它不会有威望。
杜马的威信当然也提高了它的领袖人物和演说家们的身价，同时带来了不良后果：在公众眼里不适当地提高了杜马主席的声望，在罗江科本人看来则更加无可挽救。他现在既没能力，也没努力去理解自己的虚假角色与军队之间的真正关系。由于被吹捧，他觉得成立临时委员会是经他批准，要成立新政府也得由他来批准，他还将领导这个政府。他还盘算着尽量抢在米柳科夫和其他人前面，他拒绝谈论政府的事，只是吹嘘自己的委员会。应当尽快把这一切挑明并取个名字，可事情不够顺利：昨天夜里人们还非让罗江科接管杜马委员会政权不可，除此无路可走。（革命就这样进行着，形势变幻不定。）当罗江科克服了胆怯打定主意时，他马上又过分天真地要求所有议员完全服从自己。这真是前所未闻的封建主义，连沙皇政府里都没有过。杜马议员们和米柳科夫都愣住了。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对罗江科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煮沸了菜汤，流向了庙堂。庙堂是神圣的地方，菜汤却流到了那里，这里暗指罗江科这样的无能之辈占据了高位。
胃口不小啊！真够可以的！人们大为吃惊。可这时表示反对为时尚早。紧接着又一声霹雳，传来了讨伐军的消息，为了阻止这些军队，罗江科又成了更有用的人。今天一天，这个没挑开的脓疮就这样维持着，人们不得不宽容他。
与此同时，利沃夫公爵应米柳科夫之召，今天从莫斯科来到了这里。要在塔夫里达宫接见他而又不让罗江科跟他碰面，这也是个技巧问题。可利沃夫在电话里一个劲儿抱怨旅途劳累，恳请把会见推迟到明天。这使米柳科夫十分吃惊和不悦：对事变的迅速发展怎么能如此麻木呢？
利沃夫来了。二人找个房间坐下来交谈。米柳科夫一副虚心好问的样子——离得很近，聚精会神地（似乎没有这个必要）看着这个身材矮小、十分客气而又温和的公爵。利沃夫衣着整洁，头发仔细梳理过，可能因为公爵没在宫里度过不眠之夜，而是在火车上睡了个好觉，下车后又在私人府邸收拾打扮一番，因此，跟他们塔夫里达宫里这些人大不一样。也许因为他是莫斯科人？如果细想一下，大概因为他是地方自治会的人，除了普遍闹风潮的几个月，他从来没搞过政治。不过，这也真够怪了！米柳科夫眼也不眨地看着公爵，深感惊奇：公爵仿佛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是另一种材料做成的，不是来自共同的社会潮流；他不为使所有人都激动不安的事物所动；他仿佛感觉不到身旁激动人心的事变，或者是尽量避免参与其中。
利沃夫发表意见时小心谨慎，闪烁其词又尽量让人高兴，只要有可能完全不说话，他乐得只听不说。
一种苦闷使米柳科夫心中隐隐作痛，只是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苦闷才会是这样的。这就好像和你并不中意的女人订了婚，婚礼又逼近了，可你既摆脱不了，又不能纠正。这个候选人是米柳科夫自己提出来的。用于取代想方设法往里钻的罗江科，他信赖公爵的地方自治会的声誉，没有时间去亲自验证。可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接受了，利沃夫也来了，再重新搞一套也晚了。
说实在的，利沃夫也是该被选中，左派分子只有对这样中立的社会人物才能同意。而政府里又不能没有左派，需要与他们一起恢复失掉的战线。
米柳科夫早就想到了利沃夫公爵有些弱点，但他心想，正是这些弱点才有助于将来把他撤掉。他没算计到必须在眼下这样疾风暴雨般的日子里转交政权，谁也预料不到这样骤然而至的大灾难。
真让人难过极了！指望这样的候选人会输掉一切的，甚至连临时支撑一段时间都不可能。
有几名代表也坐到一旁交谈。看起来不像是来了领袖人物，倒像是沙龙里的交谈。有个邻座的人悄声问：“喂，怎么样？”
米柳科夫轻声回答说：“草包！”
这就是那个人们指望的，依靠他全俄罗斯都能平静下来的最受信任的人物！
利沃夫公爵像客人似的坐了一会儿，甚至连想都没想在塔夫里达宫里过夜，讨论自己的政府组成人员，准备好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坐了一会儿就回住处安心睡觉去了。
米柳科夫对他也没加劝阻，心想自己张罗政府的事会更简单。他今天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到维纳韦尔那里去吃早饭时，也避开了讨论新部长的组成人员，他认为没这个必要。
对米柳科夫来说，没有谁是他真正需要的或者与他亲近的。甚至跟党内最接近的同志他也避免私下联系：扩大私人交往令人厌烦，应酬这种私交更令人厌烦。我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温情有限，耗费在太太小姐身上或者用于一生中更换一次妻子更令人快乐、更为自然。
可米柳科夫现在陷入了很严重的隔离状态，他对此习惯了，甚至愿意这样。申加廖夫是他的影子、工作人员，并不是领袖；对糊涂虫罗江科他是勉强控制自己；跟马克拉科夫总是疏远与不和；与维纳韦尔是竞争对手，不过，他现在没参与这些游戏；与涅克拉索夫总是争吵；与古奇科夫老早就暗中结了仇。从眼下经常与之交往的那些人中，米柳科夫恐怕只能选中克伦斯基了。但是……
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米柳科夫早就怀疑，也有人提醒过他，在这紧要关头他甚至确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比如，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和科诺瓦洛夫、准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都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在一些最意想不到的问题上突然一致起来，好像他们背着米柳科夫把这些问题逐个地商量好了。
毫无疑问，除了著名的而又隐蔽得很好的共济会组织，这种秘密联系再没有别的方式。共济会使米柳科夫大受侮辱。不止一次有人劝他加入，他都拒绝了。不仅这种讨厌的神秘主义不符合他的性格，而且这也不是成年人该干的事。这还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共济会取消一切个人的才能和功绩，代之以会员之间的串通，这会造成对个性的压抑。
就像对待发过了头的面团一样，对共济会不能用力打击和批判。这可真是个神秘莫测、令人难以理解的东西！
就是现在，在挑选候选人时，他们要把谁都不认识的年轻的百万富翁捷列先科拉进政府，此人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做，干什么都不合适。这简直是胡闹，如何向公众交代呢？至于古奇科夫和科诺瓦洛夫拥护他，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有交情，一起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共事过。可是，涅克拉索夫为什么也跑到那边去，以其左派反对派的立场动摇民主党党团呢？克伦斯基又是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党的立场，也拥护捷列先科？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反常的意见一致呢？这只能是勾结。
米柳科夫巧妙地利用克伦斯基，竭尽全力分化他们，可是，毫无结果。克伦斯基这些天表现得格外轻松，成了众人瞩目的风流人物。他总是跑进跑出，在塔夫里达宫的西侧楼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更多的是在大楼中间，在民众之中。他一会儿接收被捕者，一会儿带来某人稀里糊涂地送来的文件，从各方面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他一会儿摊开手脚懒洋洋地躺到一旁的沙发上，准备等到早上讨论政府人员的组成，可过了五分钟又跳起来跑了。
关于社会党人是否进入政府，还没有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他们要求许多席位，还没有跟他们正式进行会谈，暂时只是作为个人邀请了克伦斯基和奇赫伊泽，可他俩不想不经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就表态同意。但克伦斯基那双兴奋的眼睛暴露出他的真实心情：在这里，躺在沙发上讨论政府人员组成，无疑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不可能是另一种情况，米柳科夫一贯相信政治实用主义，任何社会主义的花架子都不能和有实力的部长席位相比。究竟是哪个席位呢？对于一个三等律师来说，除了在司法部找个位置，很难想出什么别的。
但这样一来，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马克拉科夫就彻底被挤掉了。不过这也不坏：马克拉科夫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立宪民主党人。
可是，把捷列先科往哪儿塞呢？这人简直莫名其妙。
这时，有人跑进来报告一个轰动的消息：普罗托波波夫到杜马来了！
他自己来的？太令人震惊啦！这可是我们的胜利啊！是报应啊！从此一切都不能留在原地不动了！克伦斯基话没说完就一跃而起，急急忙忙去行使自己的权力。许多好奇者也赶紧跟着他跑去。这场面肯定最好玩儿了。
但米柳科夫没有去。首先，他的地位太高，不能去当一个闲散的旁观者。其次，政敌的存在只有当他占据有影响的地位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个人之间——米柳科夫既不爱谁，同样也不恨谁。
事情是这样的：普罗托波波夫穿着华贵的毛皮大衣来到塔夫里达宫，进到里面，谁也没认出他来。他本来可以继续往里走，哪怕走到杜马委员会都有可能，可是，宫里的新情况使他慌了神儿，他的神经承受不住了，就挑了个人问：“请问，您是大学生吧？”
“是大学生。”
“请带我去找杜马委员们，我是原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
他这是第一次称自己是“原来的”大臣，但他马上又神经质地挤眉弄眼，补充说他是为了公共利益才主动前来的。
这事既搞成了个人方式，又没人认出他来，以至这个大学生心情平静地跟他一起挤到杜马议员们坐在其中交谈的房间来。谁认识他呢？士兵们不认识他，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屋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惊讶甚于愤怒）。普罗托波波夫手里揉搓着皮帽子，带着歉意微笑着，企图说点儿叫人高兴的话。
在这些杜马议员中，连一个意志坚强、能够处理问题的人也找不出来，不用说，谁也没有请他坐下，他就那样站在门口踌躇不前。
可不知谁一眨眼就跑出去报了信，身子挺直、带着怒气、不饶人的克伦斯基立刻出现在敞开着的门口。他尽量挺直身子，表情严肃，面色苍白，看上去甚至很英俊。
普罗托波波夫转过身去，带着懊悔、献媚和希望的神情，说出两句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没有任何人这么表达的话来：“大人！我自愿来听您的指挥！”
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话！克伦斯基也没承想会听到！不过，这到底使他心软了，尽管他大声宣布就像演戏一般，以至门外挤满了人的走廊里都能听得到：“前内务部大臣！我代表执行委员会！（不知是指杜马委员会还是指苏维埃委员会）宣布您被捕了！”
听到他的喊声，门外的人都开始往这边聚集，甚至挤到屋里来了。本来没有谁注意到这个落魄的老爷，但现在大家议论纷纷，难道他就是那个最大的敌人？
被捕了？普罗托波波夫反倒轻松了，仿佛他等待、希望的正是这个！他还不知深浅地向克伦斯基走近一步，想要表示格外信任地对他悄悄说点儿什么。
可是，克伦斯基高不可攀，他把这个卑微的人推开，又就势向前来的押送人员挥了一下手，指示他们把他带走。
克伦斯基走在前头，仍然演悲剧似的挥动着那只手，对人群喊道：“不许碰这个人！”
如果他不喊，谁也不会想到去碰这样的老爷，可这时，无数双手马上就伸了出来。而且这时正处于这种时期，你用手一指，人们就会立刻扑上去把他撕个粉碎。随时都会有手或枪托落到他的头上。
普罗托波波夫绝望地四下张望着，看在哪儿能找到拯救自己的人。
或许人们会可怜他。
押送队端着枪，普罗托波波夫像个麻风病人，像个知道自己是上刑场的人或者比这情况还要糟，他蜷缩在皮袄里。人群向四下里散去，让他去受不可避免的镇压。
他们就这样走着，斜穿过叶卡捷琳娜大厅，然后，顺着走廊来到内阁大臣区，途中还有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哨兵。
直到最后一道门外，克伦斯基才把声音放低点儿，不再那么大喊大叫了，但还是不可动摇地严厉，对准尉兹纳缅斯基宣布说：
“值班军官先生！原内务大臣想要秘密地向我报告点儿事情，劳驾把他送到一个单独房间。”
他自己也屈尊向那里走去。
普罗托波波夫从人群中被解救出来，他对克伦斯基给予的一丝一毫庇护行为报以热烈感激的眼神，他低声重复着：“这就是，大人，这就是……”
说着，他塞给克伦斯基一把钥匙。
他神经质地战栗着，话都说不清。克伦斯基没能马上明白：这把钥匙是开方丹卡大街内务部大楼里写字台抽屉的。在那个抽屉里可以找到另一把钥匙，是开一个保险柜的。在那个保险柜里，用报纸卷着塔基谢夫伯爵的五万卢布。
“他干吗要把钱放在那里？”
普罗托波波夫羞愧地缩着脖子，话题一回到他自己身上，他就说得既匆忙又不连贯了。
原来，这钱已经不是伯爵的，而是内务部的了。这些钱是因为某事获得从宽处理而拿来作为酬金的。当然喽，普罗托波波夫可一文钱也没为自己拿。他当时决定把这钱用于帮助被杀害的拉斯普京的家庭。
现在，普罗托波波夫决定把这笔钱捐给新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