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九章
将近晚上10点钟，一辆两侧系着红绦带、上面插着小红旗的机车，后面挂着两节车厢驶进了普斯科夫火车站，在停着沙皇专列一号的不远处停了下来。肃立在沙皇专列旁的哨兵、卫队和侍从官员们就着车站的灯光，看见从到来的公务车厢里跳出几个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士兵，顿时惊呆了。士兵们极随便地拖着步枪，一看便知他们不会持枪，这在革命的彼得格勒是司空见惯的情景。新来的两节车厢挤在相邻的站台上，稍微斜对着沙皇的车厢。一个同样戴着大红花的青年公民看到站务人员和偶然路过的人，就从第二节车厢的通过台上给他们分发传单。人们有的迟迟疑疑地接过传单，有的则巴不得能拿到手。拿到传单的人很快各奔东西了，但不断地有另一些愿意要的人走上前来。
鲁斯基将军心想，一定要把两位议员截住，绕过沙皇，把他们邀到自己的司令部去。为此，他下了命令，并且自己也没回城，守候在车厢里。丹尼洛夫则把收到的文件从城里给他转到这里来。有萨哈罗夫和涅佩宁的复电；任命科尔尼洛夫的电令；随后，是在大本营研究好了的沙皇退位诏书草稿。鲁斯基把这些文件全都转呈给皇上，自己则尽量避免与其见面。他保存着沙皇宣布退位的电报文稿，虽经反复要求，就是坚持不交回这个宝贝。
鲁斯基担心在这段富余的时间里皇上的心情突然转变。他需要给两位议员讲清，沙皇早已软下来了，已经允诺退位了，他俩不要不敢对他施压，为此，他鲁斯基需要第一个见到议员。著名的君主主义者舒利金也来了，这叫他颇为不安。不过舒利金还是进步联盟的成员。彼得格勒的形势神秘莫测地动荡着，估计还会有大的转变。鲁斯基给罗江科的电报（证实根据后者的意愿，科尔尼洛夫已被任命到彼得格勒去）还没来得及发出去。按职责来说，他不该发这种东西。但在强有力的罗江科面前表现一下自己是有利的。这时有消息说（与其说是通过报告，不如说是通过传闻），一些军车从卢加向普斯科夫开来，不仅有载着士兵的大卡车，还有几辆装甲车。这又该怎样对待呢？鲁斯基无论如何也不敢与新政府的军队相对抗，可是，把一群情绪激昂的恶徒放进北方战线司令部驻地来，不也同样不行吗？！
可无论他怎样如坐针毡，什么也干不下去，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却最终也没有等到议员。向他报信的时候已经晚了。
古奇科夫和舒利金也想先见到鲁斯基，以便准确了解所有情况，避免做出什么不稳妥的事。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出车厢和听到军运指挥员那庄严的报告声（鲁斯基是这样指示的），暗中守候着他们的皇上侍从武官就来到了近前，请他们去见皇上。这就无法拒绝了：不仅要遵从长期以来的观念，而且不这样看起来倒像是缺乏自信，反而会破坏自身的使命。
于是，二人下到轨道上，进入另一个站台，向沙皇的车厢走去，似乎他们原本就是打算这样开始的。古奇科夫身材矮小笨重又有点儿瘸，身穿华贵的毛皮大衣。舒利金细高挑身材，穿着打扮轻便，头戴海狗皮帽。
半路上，侍从武官莫尔德维洛夫问舒利金，彼得格勒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后者由于年轻，容易冲动，没顾及自己的使命，直言不讳地说：“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完全被工人代表苏维埃控制着，是偷着出来的，回去时还有被捕的可能。”
“那么，可有什么指望？”莫尔德维洛夫吃惊地问。舒利金真诚地说：“这不，我们希望皇上能帮助我们。”
他们进了车上的厨间。仆人帮两位议员脱了大衣。经过几道门，又转入了客厅。客厅里充满了灯光，窗子用卷帘遮着，四壁包着浅绿色的皮革，整个房间美观洁净。两位议员这些天来在彼得格勒对这样的清洁已经生疏了。客厅里还有一台钢琴，一架小巧的艺术性壁钟。
资深的老将军、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在这里接见了他们。老头儿的花白胡须向上翘着，头发白里透黄，肩上挂满了绶带。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匀称的细高挑身形，可如今驼背已使他弯了身躯。但他的穿着打扮仍然无可挑剔，再加上蓝色花结上镶在钻石里的三代皇上的肖像，这些都提醒两个莽撞的议员，他们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关于彼得格勒，他有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事要打听，诸如他的私宅被捣毁了、他的妻子不知被弄到哪里去了，等等。但他正在履行高于自身利益的职责，因此，什么也没打听。
可是，古奇科夫跟他们打过招呼，却随随便便地说出了这些事，说话漫不经心的样子，几乎像是说例行的客套话：诸如伯爵的宅子被毁了，而他古奇科夫也不知道伯爵的家人怎样了，等等。
古奇科夫迈着有力的大步，就像个前来逼人接受和平的战胜的统帅。舒利金则觉得不好意思，感到自己一点儿也不像是来与皇上见面的，没有彻底洗洗脸，好好刮刮胡子，穿着已经在塔夫里达宫疯狂的人群中穿了四天的普通上衣。只是到了现在他才想到，他们的外貌与俄罗斯的伟大时刻有多么不相称。
原来皇上正在相邻的车厢里，这时走了进来。他的步伐不像往常那样跟年轻人一般轻松，可体型还是那么匀称，身穿胸前带有子弹夹的切尔克斯灰色圆领长袍，肩上挂着统帅肩章。他满脸阴云，脸上布满了近来突然出现的深深的皱纹。他没有按照礼节，等着这两人到他跟前，而是亲自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打了个招呼，握手时他的手很有力。
皇上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他把家庭和个人的仇敌当作救星来等待，从白天签了退位诏书到两个议员来到这可怕的七个小时里，他一心一意地急着与他们见面。他耐着性子用这七个小时和侍从们一起喝茶、用餐；还读了萨哈罗夫给他打气的电报，涅佩宁的令人绝望的电报：说如果退位诏书不能在最近几个小时发布，俄罗斯就将大祸临头。阿列克谢耶夫在电报里则转达了罗江科关于组建自命的政府的自信声明，以及这个政府如何自作主张地选任了一个将军到彼得格勒军区。他急匆匆地反复读了几遍大本营外交处拟就的退位诏书。不过这份诏书写得还算光明正大。
大概（他有此担心）这一次他的眼睛没有掩饰惶惑不安和希望：两位议员有可能给他带来了缓和？他急于猜到他们到底带来了什么，他准备承认责任内阁并准备让自己的仇人当总理（然后，跟他一起工作，容忍他那些报告），只要结束与彼得格勒的折磨人的争斗就好。而皇上本人，只要能畅行无阻地去皇村就好。
这里的几个人互相都很熟悉，以至作为迎接者的皇上想都没想向来人索要国家杜马给他们的这次出差和谈判的授权书。两位议员则无论在彼得格勒还是在途中，连一分钟考虑授权问题的工夫都没有。
他们是作为无可怀疑的人物，在无可怀疑的情况下聚到一起的。
但是在普斯科夫，皇上对他们够了解吗？
皇上坐到靠墙的一张不算大的方桌旁，方桌的每一面可以坐两个人。他轻轻地靠在浅绿色的包墙革上。古奇科夫和舒利金对着他坐在了另一侧。弗雷德里克斯坐在房间正中的一把单独的椅子上。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坐着行辕主任、侍从将军纳雷什金，他拿着一支铅笔做记录。
皇上明白，来的两人中古奇科夫是主角，因此，专门对他点了点头，示意让他开口说话。
啊，古奇科夫有多少话可以对这个人讲啊！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他们之间曾交换过多少报告啊，这些报告都被信任地采纳了，因此，激发了古奇科夫巨大的行动热情和希望。此后，他当上了第三届杜马主席，这是一届没被人理解的杜马。此外，古奇科夫在不同时期给沙皇写了多少经过深思熟虑的报告，表白自己的内心和揭发别人的信件啊！过去十年的伤疤没有一块被抚平。这个善于支吾搪塞的帝王避开了所有这些内心表白。如今时过境迁，再旧事重提指责他为时已晚，无非是报复一下痛快痛快而已。再说，古奇科夫这时在沙皇眼中捕捉到的是没有敌意和不自信的神色。
如此看来，就该直截了当地彻底打垮这个从不彻底屈服的、至高无上的谈话对手。
于是古奇科夫就干脆不绕弯子，实话实说起来。
“陛下，我们来这里是要报告这些天来彼得格勒都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该商量商量（这句话他表述得很成功），能有什么办法挽救危局。”
如果说他没有尽力追求什么，这就是谈话的简短。他十分清楚自己期望的结果和达到终点的途径，但他不能不经过一个准备过程就把它说出来，尤其是皇上需要准备。古奇科夫正是用较长的时间、言辞的周到和说服力，才能更好地推动沙皇越过面临的动摇和怀疑的深渊。于是，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最初是人们捣毁面包铺，工人罢工；警察中发生了种种事件；这一切又波及到军队；发生了多场火灾。所有这些真的就发生在眼前，火灾、街上的篝火、载着士兵的汽车以及拥向塔夫里达宫的代表团。旧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奥拉宁包姆的那些团队冒雪向彼得格勒挺进……再后来，连整个莫斯科都未经斗争就归顺过去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未发生反抗活动，这一点对于他的论证特别重要。而且还有一点最令人吃惊：旧政权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您看啦，陛下，发生这些事都不是由于什么阴谋或者预谋好了的政变……”他本来没想这样说，可是，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反倒把这事扯到犯罪上去了，“可这民众运动，它是从自身的土壤里冒出来的，马上就有了无政府主义的痕迹。正是运动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性质使我们这些社会活动家感到最可怕。为了不让动乱变成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组建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还开始采取措施，让军官们回去指挥其部属。我亲自巡视了许多部队，劝说下级军人保持安定。可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除了我们还有另一个委员会——工人代表委员会，而且我们还遗憾地处在他们的影响下，甚至受着他们的监督。他们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土地属于农民，而这一点完全吸引了士兵。还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这些温和派将被抛弃，他们的运动将会席卷我们，那时，整个彼得格勒都得落入他们手中。”
在对真情实况的如此暴露中，可能也有古奇科夫的失算之处：要知道，他们的临时委员会在这里被看作拥有充分权力的政府，正是这样，他们才进行了谈判，否则他们算什么人？凭什么要来谈？
偶尔碰上沙皇那双不加掩饰的真诚的眼睛，古奇科夫觉察到：其中那微弱的希望火花正在熄灭，大概这样的火花起初还是有过的。显然，这种完全的真实对皇上更加具有影响力：来的这两个人都是温和派，而不像有时所描述的那样，是帝位的凶恶敌人。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趋向：不把它当作实际政权来服从，而是把它当作半同盟者来帮助。古奇科夫时而往皇上脸上扫一眼，但大部分时间他连看都没看，只是稍稍低着头，眼睛朝着桌子说话。这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还是不好意思过于露骨地对自己的宿敌扬扬得意呢？不知为什么，他总是避免与皇上目光直接相对。
他激动不安，话说得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
皇上也半靠在车厢壁上，低着头，不去看古奇科夫。
两人谈着话，似乎把他们分隔开的不是这张小桌，而是千百俄里长的电话线。
大转变是深得人心的，这里的人应当感觉得最清楚，而如果暴乱波及到所有战线又会怎样呢？要知道，到处都是易燃的材料，沾火就着，任何部队一旦落入运动的环境中，立刻就会受到感染。因此，向彼得格勒派兵是没有希望的：这些部队跟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一接触，必然会转到那方面去。
这种情况倒是还没有过，博罗金团发生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沙皇大概还不知道博罗金团的事）。可古奇科夫并不是在吓唬皇上，他自己也这样确信。卢加警备部队的放肆行为他历历在目，要知道，这已不是彼得格勒了，怎么知道那种情况就不会继续下去？
“皇上，您的一切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镇压这场运动——您力所不及！”
不知这样说是否恰当，够不够劲儿，能否使皇上不再抱什么希望，同时也掩饰住引起两位议员惊慌的一切。沙皇倒是没有反驳，也没争辩。他低垂着头，面目表情，让人猜测不透。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上去所有人中数他最平静。
他总是这样，一开始保持着平静，临到决定性关头才着急。而此刻，得知来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轻松，他却完全平静下来了。他在失掉最后希望的同时也失掉了最后的紧张。他怀着无所谓的心情听着：是在听什么新鲜事，还是在默默地验证着已经决定了的东西？
他还暗自惊奇古奇科夫表现得十分客气而不粗鲁。他本来料想会有侮辱性言行的。
不知鲁斯基在门外气势汹汹地斥责了谁。问为什么不把代表先打发到他那里去，然后走了进来。他既没请求允许出席，哪怕是点一下头，也没请求作为第四人坐到他们的小桌旁，就在舒利金的斜对角坐了下来，烦恼地摆弄着军服绶带上的穗儿。
古奇科夫那平和的嗓音中，开始突显出一种震人心弦的音调。他仿佛想要证实自己到底是否深深地打动了沙皇。他对皇上毫不怜悯地讲着：人们是怎样前来对杜马表示欢迎，怎样来承认它的政权的。这其中就有沙皇私人卫队的代表、专属铁道兵团队的代表、近卫军混编团的代表，乃至皇宫警局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与保卫皇上个人有关，都是他信任的。
看得出，这确实打动了皇上，他受不住了，他的眉毛挑起，肩头抖动了一下。
直到现在古奇科夫还用觉悟低、不够敏感来解释沙皇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这跟全社会对沙皇的认识是一致的。他本人永远也忘不了一九〇六年沙皇在彼得戈夫宫接见他时那种令人惊奇的平静：一旁就是起义的喀琅施塔得，他这里却毫不着急！古奇科夫当时就根据沙皇这种安然的态度推论出：所有人都死路一条，俄国也将灭亡。现在他认为，一个正常人是不会无动于衷地听着对自己来说如此可怕的事情的。而皇上偏偏在无关紧要的时刻表现出着急，不正好证明了，在俄罗斯遭受恐怖的日子里，这是最让他吃惊的吗？要不是卫队叛变了，他能明白自己已经处在深渊的边上了吗？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那就是：命令所有这些部队继续保护交给他们保护的人物。可是，其他的皇村部队都处于暴乱中，连普通民众也武装起来了，因此，危险（古奇科夫不好说出：对皇上的家庭来说）当然是存在的。
古奇科夫打破了皇上的平静。
可皇上依然不露一点儿声色。
别看他软弱，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他内心里是不会忘的：他是沙皇。
总之，杜马委员会的人全都是君主立宪制的追随者。而在人民中间，对政权机关的错误、尤其是最高当局的错误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需要有个能影响人民意识的诏令，这就像用鞭子抽人一下，能立即改变全民情绪。相反，对于参加动乱的所有工人和士兵来说，恢复旧政权就等于使他们受到遭惩治的威胁，他们同样没有出路。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更换政权。唯一的途径就是把最高领导的重担转交给另一个人。比如，如果皇上能宣布把自己的政权转交给幼子，由米哈伊尔大公摄政，那样，既能拯救俄罗斯，又能拯救君主制的朝廷。
这时，皇上第一次打断古奇科夫的话，相当胆怯地问：“可是您充分考虑了可能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吗？怎么能让人确信，在我退位时不会发生更多的流血？”
表情僵滞的古奇科夫和兴奋活跃的舒利金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杜马委员会想要避免的正是这一点。正是通过沙皇退位俄罗斯才不再会有任何障碍，在国内完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胜利地结束战争。
“根据基辅的情况来看，”舒利金打破沉默，不容置疑地说，“现在社会舆论已远远地背离了君主制。即使会有人反对，也是些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相反，如果皇上拖延退位，就应当担心严重的内乱。”
怎么，又是根据基辅？根据这个古老皇城的情况？
大概，皇上还是第一次在交谈中看了看这个著名的、一度曾是忠诚乃至杰出的君主主义者，看了看他那公子哥儿式的小胡子，而且是神情忧郁地看。但并没有问他，而是问古奇科夫：“那么哥萨克部队中不会发生动乱吧？”
古奇科夫微微一笑说：“不会的，陛下！哥萨克吗，全都站在新体制一边，这一点通过彼得格勒顿河团的行为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鲁斯基着急了：一切又都从头谈起了，而皇上可以沉默上一个小时，那退位的事似乎就不存在了，古奇科夫这是白费劲！他鲁斯基兜里就揣着皇上的亲笔信！
但又不可能当着皇上的面打断他的话，把这事挑明了。可实在该打断这种难以忍受的客套！鲁斯基坐立不安起来，把身子俯向舒利金，不再顾体面，看似悄声地对他说，实际上是想让古奇科夫也能听到：“这事已经解决了，甚至已经签了字。我……”
是他把皇上击垮的！这应当让所有人知道！
可古奇科夫没听清，没明白！为了现在不说这些废话，不让皇上存有这样的想头——还可以抓住皇位的一角，会见前只需说上两句话就足够了。古奇科夫没明白他的意思，镜片后一双红肿的眼睛，领带弄得歪歪扭扭的，继续说下去：“事态发展得很快，极端分子现在已经把罗江科、我和其他温和派看作叛徒。他们当然反对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们从这里面看出君主制会得到挽救。”
他没有说“对我们和您都珍贵的”君主制，可效果却是这样的。不知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是自然而然的，反正来访者的立场让人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作为敌手来的，也不是作为当事的另一方，而是作为与皇上一起拯救一切神圣而宝贵的东西的同盟者。
“陛下，只是在这些条件下才可以尝试（仍然只是尝试！）恢复秩序。这就是我和舒利金受托向您转告的……陛下，而我们也是没有别的出路：无论您现在往彼得格勒派出什么部队，我再说一遍……”
鲁斯基再也忍不住了，把他那副小眼镜戴得更紧，纠正说：“比那更糟，连可派的部队都没有。”
这是一个有力的申明，谁能比离首都最近的北方战线总司令更了解情况呢？（谁也没有说出来，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彼得格勒方面有可派往大本营的部队吗？）
这时皇上却突然地毫无用处地明白了：鲁斯基在他眼中最像个什么兽，像个戴眼镜的黄鼠狼。更确切地说，像个黄鼠狼崽子，但有一副老黄鼠狼的表情。
弗雷德里克斯笨重地往下坠似的坐在那里，似乎在打盹儿，随时都有从椅子上栽下来的危险。
古奇科夫虽然没注意到鲁斯基的暗示，但他亲眼看到了：不会有斗争的，沙皇已接近投降了。
他在不知不觉间跟这个人、不久前连他本人都能轻易地赶出去或者逮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的君主、统治者谈得越来越多了。他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居高临下，仿佛在训诲一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少年。当他不可置疑地向这个人证实，唯一的出路就是转交帝位，并且没有遇到反对时，他又想显得宽宏大度：“当然，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您的确该好好想一想。”还迎合他的心理说，“祈祷祈祷。”可是，紧接着又生硬地说：“但决定总不能迟于明天，因为明天即使您求我们，我们也给您出不了什么好主意了。因为民众情绪激愤到了极点，带有敌意，他们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停顿了一下，古奇科夫又宽容地重复说：“皇上，为了好好想想，祈祷祈祷，您可能想单独待一会儿吧？”
皇上大为惊奇地看了看古奇科夫。
古奇科夫把一张揉皱了的纸放到沙皇面前，这是他和舒利金在途中拟就的退位诏书草稿。
是的，舒利金准确地意识到：他到这儿来一趟有理由说是正确的。有他在场，可以抵消一切强制、贬低的语气。两个君主主义者（古奇科夫也是君主主义者），两个有教养的人，本该脚步轻轻地走近皇上，用疲乏嘶哑的声音向皇上报告所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君王决定退位也就没什么丢面子的了。
可皇上依旧沉默不语，偶尔用大拇指和食指捋捋胡须，耷拉着双肩，一点儿也没了皇上的样子，而像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他用那双病态的、浅蓝色的大眼睛看了看古奇科夫，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倾听之后终于开口了：“关于这些，我想……我想……”
鲁斯基无法在两位议员面前展开那份已准备好了的退位诏书，痛苦极了。尽管沙皇已经不是沙皇了，他过去的权力已被叠成四折，就放在他鲁斯基军上衣的内兜里。可是，从幼年起就深入人心的礼节的权力，却不让他随便行动。自己宣布吗？他不敢。可皇上这种无意争论的语调，这句拉长了的“我想”，莫不就是表示同意吗？不也就使他有了权力吗（他就是这样想的）？
这个权力就是可以从衣兜里掏出诏书，还给皇上本人，隔着桌子递给他，说：“皇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步棋走得很成功，一下子切断了沙皇的退路。
可是，尼古拉二世把一时疏忽而放跑，又一整天没能从总司令手里要回来的退位诏书拿到手后，并没有展开，没有向两位议员宣布，而是放到了自己的衣兜里。
他这是把自己的退位诏书悄悄地拿回去了？将军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啊！做得多蠢啊！
于是，鲁斯基准备自己声明，大声说出尚未销毁的、就在皇上衣兜里的文件上写的是什么。
没有，让鲁斯基松了口气的是，沙皇并没耍滑头。他这是在琢磨措辞吗？是的。但他不着忙。不过他会着忙吗？他具备这种常人的品质吗？他比在座的几个人都平静，仿佛眼下这件事跟他的关系比谁都小。
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忧愁，并且就这样瞅着不想碰到的古奇科夫的眼神。
他什么称呼也没用，但显然是在对古奇科夫说话，嗓音很平静：“我仔细考虑了。整整一个早上，整整一天，可你们是怎么想的呢？”这位请求人退缩着，“太子接过帝位后，可否跟我和他妈妈一起生活到成年呢？”
说完，他孤苦无助地满怀希望地看着。
古奇科夫不容置疑地摇着头：“当然不行。谁也不会把未来皇上的教育交给……”他的口气变硬了，这可不是说其他在场的人，“把国家带入目前的境地的你。”
“这么说，我该……”沙皇怀着忐忑的心情，嗓音压得很低地问。
“陛下，您必须出国。”
皇上悲伤地点点头。
“那好吧，先生们。我早已准备让位给我的儿子了。今天下午3点钟我签署的正是这样的诏书。可现在，又经反复考虑，我明白了……我不能够跟自己的儿子分离。”
古奇科夫猛地向皇上抬起头。
沙皇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个皇上，而且也不很冷静，而是颤抖了一下：“我明白……我希望，你们也能明白这一点……他的身体不好，我不能……因此我决定：让出帝位，但不是给儿子，而是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说到这里，他低下了头，再也说不下去了。
两位议员惊讶地交换一下眼神。整个谈话中这还是第一次。舒利金急忙插言，似乎怕别人抢在他前头：“陛下！您这个建议叫我们措手不及，我们预想的只是传位给皇太子阿列克谢。我们到这里来要提的建议只有转达给您的那些。”
这只是个简单的变化，对两个物色中的对象进行简单的重新安排。可议员们对此却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派他们来的人也没有准备，任何人此前都没想到这点……
古奇科夫也力图反对：“考虑到年少太子的品格，一定会极大地减轻……民众对政权转交这一事实的……”
新政府中和议会上层那些人指望着阿列克谢年幼、米哈伊尔缺乏独立性……可现在，结果会怎样呢？
“那么请允许，”舒利金要求说，“我和阿历山大·伊凡内奇商量商量。”
皇上没表示反对，可也没起身走开。
本来也不该是他走开！
显然，该走开的就是两个议员。
可他们正处在不知所措之际，所以没有走开。不过，看样子古奇科夫也不想让舒利金出什么主意，他觉得最好由自己来做决定。
而皇上自己也有心里容纳不了的难事，但没有人能跟他出去商量，就只有再问这两个带着敌意来的人：“可我需要确信，所有其他的俄罗斯人会怎样看待这事。”说着，他那双慌乱的眼睛避开鲁斯基，寻求两个议员的回答，“这不会引起什么危险吧？”他没想好该如何谦恭地表达。
“不会！陛下！不会引起。”鲁斯基果断地表示他知道，“危险完全不在这里。危险在于，如果别人比我们早宣布成立共和国，那时就会发生内乱。我们应当抓紧行动巩固君主制。”
对于舒利金来说，这个问题比那个突然替换继承人问题更清楚。他早就想加入谈话，来一番独白，他就是为此而来的。
“陛下！”他热烈、恳切地说了起来，“请允许我做点儿澄清，国家杜马是在什么条件下迫不得已开始工作的。”
于是，他描述了：无耻的人群怎样挤满了塔夫里达宫，使杜马委员会只剩下两个小房间。
“人们把被捕者都带到这里来了，这还算幸运，因为可以使他们免遭民众的私刑。杜马就是地狱！就是一座发疯的楼房！”
可是，这样激烈的评论，看来不就没有巩固他们自己的立场吗？于是，舒利金纠正说：“但我们还保持着国家管理的象征，多亏这一点，某些秩序才得以保存。这不，铁路没有中断运行。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反对左派分子的最后战斗，为此，我们需要有个巩固的基地。陛下，请帮我们建起这个基地！”
他们只是在央求，一点儿也没有强迫皇上！
可是，皇上还是不能确信，心里还是搞不清楚。
“先生们，可是我想得到保证：我的离位不会导致更多的流血……”
哦，正好相反！只有皇上退位才能把俄罗斯从内战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真的，因此要热爱和平，因此不要迫害任何人。
可你瞧，对皇上更改了的方案，当然应该……哪怕能商议上一刻钟也好啊。
古奇科夫接受得更容易些，也更快一些。因为他早就了解这个人是无比顽固的，料到了他会最费力气，争辩可能没啥结果，只好带着责任政府和宪法的一小部分返回，可眼前的一切都已经办妥了，退位诏书是端着盘子送上来的，长期社会斗争的目标夺下来了，趁着有人伸手递给你，那就该接过来。
于是，他对这个人不再仇视了，宽宏大度地说：“陛下，那当然，我不觉得自己有权干预你们的父子之情。在这方面没有政治的地位，不能有任何强迫。对您的建议，我们……”
皇上那忍无可忍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情。
支点被找到了：他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生子！
两位议员没能马上想出对策，皇上也没强求他们拿出论据。他悄悄地站起来向自己的车厢走去，还是没有拿上议员们带来的诏书草案；也没有说明是否给他俩用来考虑的间歇时间。或者他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
客厅里的人走开了，抽起烟来。增加了一个不请自来的丹尼洛夫将军，他一直满怀忌妒地在站台上绕来绕去的，不知该不该进来。
这时人们想起，要是有关于帝位继承次序的专门法律就好了，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一直在为会谈做记录的纳雷什金伯爵到办公室去了一趟，从俄罗斯帝国法典中找来了需要的一卷。大家翻阅着，查找着，看父亲传位给了儿子可否再做监护人。可他们没有找到。
没找到皇上退位的形式，就连概括地谈退位的章节也没找到。
斗了20年，为的就是限制或者撤掉沙皇，可谁也没想到法律，这真是笑话。
这时，古奇科夫和舒利金在进行商议，更确切地说是在毫无条理地各想心腹事。
如果米哈伊尔成了中心人物，他很可能实行出人意料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君主制也可能不采取与其相应的方式——君主只当国君，但不治理国家。这种结果是违背临时政府决定和愿望的。
他们只不过是没来得及说完，一下子也想不出该说什么。
或许这样也有好处？如果阿列克谢继承了帝位，那将很难断绝其父皇对他的影响。如果以前的影响还保持着，父母离开政权看来也就是装装样子。如果这小家伙留在帝位上，而实际上被与父母分开，父母到国外去，这将对他那病弱的身体产生不利影响，他也会终日思念双亲，对把他与父母分开者的憎恨会不断地在他心中抬头。
批评，这比什么都容易。丹尼洛夫现在就批评开了古奇科夫：采取未经帝位继承法规定的程序，这没有危险吗？皇上的退位不会给米哈伊尔带来大麻烦吗？
古奇科夫把烦人的丹尼洛夫推给了舒利金。舒利金则暗自情绪激昂地转了转脑筋，灵机一动出现个念头：如果这样，如果下一个君主也不得不退位，米哈伊尔倒是可以和平地退下去，可没成年的阿列克谢连退位都不能，那时可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鲁斯基却怨气十足，觉得他在皇上退位中的作用全被抹煞了。他指责两个议员：他们怎么连一本基本的法律书，连一个法律工作者都不带就来解决如此重大的国家问题？
可他们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决定啊！应当想象到彼得格勒目前的形势！
但有个重要论据是：如果这个小孩子取得帝位，他能够充分履行忠于宪法的誓言吗？而杜马委员会想要的，正是新沙皇不能恢复帝位独立性的誓言。这样的誓言从米哈伊尔那里马上就能要求到。米哈伊尔作为摄政王会捍卫太子的所有权利，可他作为沙皇则一登基就会受到限制，而这将促进……
古奇科夫不愿意采纳皇上的方案，可他那疲惫不堪的大脑想不出有力的反驳论据。
他很惊奇，沙皇竟是这样不反对退位！这样的事对于在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之下生活几十年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成绩自动送到他手上，焉能不收下？他古奇科夫只屑这一招儿，就完成了俄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行动，也许会遏制住革命造反，同时，又拯救了君主政体！
可是，似乎没人等着他的决定，皇上没有回来。他是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要再好好考虑一番？
再退一步说，如果现在他不同意，那就意味着退位的事干脆就不存在了？就是说，他俩就得空手而归了？而在他俩这种塔夫里达宫俘虏的处境下，退位的事不干脆就得交给彼得格勒那些变得越来越蛮横的恶棍——工人代表苏维埃了吗？这是必须避免的灾难。这将是断头台加上共和国。
看来，无论皇上给个什么样的退位诏书都该接着，这里没有挑选的余地。
再过一个小时就得走了，重要的是尽快得到它，尽快地在彼得格勒公布！
他们在客厅里谈了话。供职于宫廷的人都沉得住气，可弗雷德里克斯还是被压垮了，垂头丧气的。古奇科夫给他打气说，一定会了解到情况，采取措施把伯爵夫人搭救出来。
这段时间里，在沙皇和议员的列车之间的站台上聚起了上百人，什么人都有，他们读着散发的传单，高喊着“乌拉”！卫队的一名军官命令这群人散开，可侍从武官制止他说，沙皇陛下命令不要去招惹和驱赶任何人。
将近夜里11点钟时，站台上的喊声更大了，而且离专车越来越近。在另一节车厢里，伴随着喊叫声，皇上的退位诏书正在起草中。古奇科夫则趁着喊声间断的时机来到客厅车厢的后通过台上，对情绪激昂的人群宣布说：“先生们，请安静！万民之父——沙皇完全同意我们的要求，甚至答应得比我们预想得还要多。”
“乌拉——拉！乌拉——拉！”喊声更大了。
11点一刻，沙皇回来了。他并没有比出去时更激动不安，仍旧泰然自若，递过两页打印好的纸，说：“这是诏书，请看看吧。”
皇上进来时几个人就站了起来，这时他们都肃立着，舒利金站在古奇科夫身旁，身子俯向写字台。二人快速浏览着，低声念着。
在与外敌进行伟大斗争的日子里……开始出现的民众动乱影响进行顽强的战争……在这关键时期，我们把团结一致视为减轻人民苦难的良知义务……我和国家杜马一致认为，我从俄罗斯国家的皇位上退下来是有益的……希望不与爱子分离……将传位给御弟……号召祖国的所有忠诚儿子……把国家引向胜利、光荣和生活幸福……
德国急切地梦想奴役俄罗斯！为了俄罗斯的胜利，沙皇十分愿意离开帝位。
鲁斯基看出，这远不是从大本营带来的那份诏书。难道沙皇真的这么快又这么流畅地重写了？
古奇科夫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舒利金则更准确地遵循着宪法的精神（正是根据宪法的精神才派他们来的），提议要指明米哈伊尔大公必须宣誓忠于立法机关。
皇上皱了皱眉头，加写上：“同时必须进行宣誓，且不得违背誓言。”
舒利金对他这种写法努了努嘴：不写入“对全民的”，还有什么别的不可违背的誓言？但他没去争论。
他提议，最好标上午后3点钟这个时间，当时他俩不在场，可皇上决定了退位。这是为了日后人们不指责皇上退位是被议员逼的。
对于古奇科夫来说正好相反，他的使命正是通过这样的标记被减轻了。但他没有吭声，午后3点钟就被标上了。
于是，皇上龙飞凤舞地签署了退位诏书，用的是普通铅笔。
古奇科夫心想，不该在如此混乱的时候拿诏书原件去冒险。再打印一份原件，把它留在鲁斯基这里不是更好吗？
他们又让人拿去打印一份。
这时，他们三人——前沙皇和新政府的两名代表，将要面对面地沉默上20分钟。
不过，也不能把什么都当作异己的东西扔掉，秩序就不该破坏。帝位交给弟弟，这挺好。可内阁交给谁呢？最高统帅部又交给谁呢？
两位议员表示赞同：发发指示也不错。应该加强政权的继承性；为了退位诏书生效，标明时间应当提前一小时。
到底把内阁交给谁呢？
皇上不想交给罗江科。最好是交给克里沃舍因。
两位议员建议说：“交给利沃夫公爵吧。”
“好吧。”
最高统帅部当然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了，还能交给谁！
给枢密院的命令写好了，这使二人信心更足了。
文件被送去打印。
于是，又开始了沉默。
以后，最困难的是谈论自己。没有了帝位，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到底该去哪儿呢……
皇上还没有找准说话的口气：现在，这里还存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呢？自行其是又不好，可问别人到底有点儿低气……
皇上耸了耸肩说：“如果我现在去皇村，不会遇到什么障碍吧！”
古奇科夫抬起头，他的额头就像个障碍。还在白天时他就料到会有这种可能，可是，他仿佛看到了沙皇背后树立着自己那个最大的女仇人威严而又凶恶的身影。（满足他的愿望吗？不行，那样他会把诏书也要回去的。）
古奇科夫没有明说不准许，但看得出他全身都紧张起来了，面红耳赤的。可他还是没吭声，就这样沉默了一阵。
然后他说，卢加城里有动乱，不能保证安全地通过那里。
皇上明显地踉跄起来，仿佛受了重重一击似的瘫软了。（不能去皇村？可他心中想的只有这事啊！为此，他急着尽快地完成了一切手续。可到头来，还是不行！）
是从全局的稳定出发吗？好吧，或许这是对的，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嘛。
可他到皇村去，只是想暂住到孩子们恢复健康。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最好去克里米亚……
可眼下去哪儿呢？去大本营？
去大本营，应该如此。在那里也有事情需要交代一下。
也许还可以把皇太后从基辅叫到莫吉廖夫来，跟她告个别。
如果必须现在就离开俄罗斯呢？
“到大本营去。”这听起来像是提问？通知？请求准许？不是在请求？这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
古奇科夫再次直盯盯地看了看沙皇，几乎毫不掩饰他看到的是个吓坏了的人。（大本营，那不是军队的中心吗？一旁是阿列克谢耶夫却没有阿莉克斯？那就什么也决定不下来，他就什么也干不成。）
“可以去。”
鲁斯基将军却大惑不解，心里反对：怎么能放退位的最高统帅到大本营去呢？但他没有对古奇科夫说出反对意见。
第二份诏令送来了。
两位议员请弗雷德里克斯在皇上的两处签名后附署，皇上点头同意。弗雷德里克斯吃力地坐下来，拿出自来水笔，长时间地描画着，从来没费过这么大的劲。
皇上也请两位议员给开个收条，证明拿走了退位诏书。
跟狼住在一起，就得多加小心……
客厅的壁钟指着差一刻到午夜。
他们告了别。
鲁斯基把两位议员请进了自己的车厢。
沙皇的列车可以离开这里到莫吉廖夫去了。他用了三昼夜时间毫无意义地瞎转一圈，又丢掉了皇冠，还得回到本不该离开的地方。
两辆专列又停了一个小时。
尼古拉和侍从们一起喝了夜茶，但这时他们也没谈论退位的事。
皇上用平常的语气说：“他们把我扣留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