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一章

第二百一十一章

普罗托波波夫大清早就必须把他藏身的地方——国家监察部办公室给腾出来。看门人给他送来茶和黑面包，嘟嘟哝哝地说，但愿他别在这儿被找到。职员们聚到这里，随后他的救命恩人费奥多西耶夫本人也来了，他那张脸聪明而又显得紧张。他说城里一片混乱，说是战争吧，它又不是，什么也弄不明白，反正政权是不存在了。晚上暴乱分子冲进玛丽娅宫，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昨天傍晚谢格洛维托夫被捕了，被关押在塔夫里达宫，一直不放出来。普罗托波波夫不知道这事吗？

我的天哪，最好还是别讲啦！一切就这么完了，连动动地方，想想怎么救自己的力气都没有。普罗托波波夫本想两腿一伸死在这里算了，可是，又传来了这么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他们在进行逮捕！逮捕谁呢？全社会最仇恨的两个人，就是谢格洛维托夫和他普罗托波波夫，而且现在已经抓住一个了。他们正在寻找他，无疑要找遍全城，而他现在要想出走又不得不穿过这座城市！

要是再留在这儿一昼夜，怎么也不行了吗？

天哪！和平时期的建设竟然会在这么几个小时里就崩溃了？昨天他还作为无所不能的内务大臣开始了新的一天，可今天就成了被抓的罪犯，这个罪犯瑟缩在皮大衣里，毛领掀了起来（天并不怎么冷，人们看得出他为什么掀）。

到哪儿去呢？只有一条路：到哥哥那里去，在他那里躲一躲或者再去别处。可是，哥哥住在卡拉什尼科夫滨河路，虽可以绕过市中心，却不能不穿过涅瓦大街。

而要穿过涅瓦大街，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人们不可能认不出他！他们会在那里把他抓住，而一旦抓住他，他就很难活命！

现在他才明白，昨天他由于优柔寡断犯了个错误：昨天应该趁着天黑冲出去找哥哥。要是那样，他现在已经稳妥地藏在哥哥那里，或者跟他一起商量怎样彻底逃离这座城市了。可现在，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孤身一人走路，这必然有遭受折磨的危险。

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很紧张，每一分钟他都在等待，甚至怕有人大喊一声：“普罗托波波夫！”倒不如立刻把他抓住，这样不过像被狗咬到腰间一口。虽然他穿着暖和的皮袄，但仍不停地轻轻颤抖，还出了汗。

不管怎么样，他在意识渐渐消失的情况下，还有能力考虑：无论如何也不可穿越涅瓦大街！宁可选择远得多的莫斯科火车站，要想法找个地方，直接沿铁路线磕磕绊绊地到达亚历山德罗·涅瓦警区，那里可能有围墙，要找个角门，多加小心。那里都是普通百姓，不会认出他来，再说那里也没有革命的人群。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和真正的恐怖，就是被发疯的人群把你抓住！

他准备专拣僻静小路走，但总免不了要穿过一些大街，这是最危险的：大街上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

首先得穿过戈罗霍夫路。他在堤岸街旁边，稍稍离开市行政长官公署一点儿找个地方穿了过去，马上就上了堤岸街。

在滨河大道的堤岸街上，他看见另一个奇怪的先生迎面走来，来人个头不高，也穿着毛皮大衣，领子竖得格外高。他斜眼瞄了一眼，认出这是工商业大臣沙霍夫斯基。

他们的目光并没有相碰，不知道对方是否认出了自己，也许早就发现他了？然而，他俩迎面走过，相互间没有留意。

唉！沙皇的大臣们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理谁，这算什么？难道这就是革命？

可是，他没有跟国会的任何大臣交谈的愿望：这些叛徒，他连认识他们都不想。将来他要请皇上和皇后给他另找一些同事。

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当时像曾设想过的那样，接手了工商业，现在照样得藏起来！

他选了一条最不起眼的普通百姓常走的路，这条路别说是大臣，就是有身份的官员也不会去走。他打算从面粉市场旁边走过花园路，然后从阿普拉克辛市场旁边过去。不用说，他的皮袄在这里格外惹眼。

一辆可怕的装甲车从花园路上开了过去。

当你祈求上苍别让人把你认出来，你自己也尽量什么都不去看时，就好像一切事都取决于目光是否相遇。因此，普罗托波波夫很少看什么，他没有环顾四周，更没有仔细去看什么。但市场上的人们仿佛仍像往常一样搬运着东西，叫卖着，还在排队买面包。好像还有一处格外嘈杂和忙碌，也许是在把货摊拆走，把五花八门的东西搬走，同时热烈地议论着。

啊，不！普罗托波波夫未必有时间深思熟虑！他只是急于走开，使自己那软弱的身体不受伤害。街上到处都有人打枪，但不是在附近。不过普罗托波波夫甚至没有因为枪声而战栗：如果能有一颗子弹打中，那就来好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抓住。眼下一切都顺利，谁也没碰上他，但希望以后也别出错。他本想往左走，但他想起来了，这是到了切尔内绍夫胡同，切尔内绍夫桥——就在自己的内务部旁边！那可就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准会被撕个粉碎！

他穿过方丹卡大街走向列什图科夫胡同，仍然顺利。谢天谢地，到现在还没碰上那些革命的强盗。可是，从对面扎戈罗德内大街那里传来了阵阵喧闹声，但他又必须经过那里！他在列什图科夫胡同放慢了脚步，在拐角前停下来，睁大眼睛仔细观看。

扎戈罗德内大街被挤得满满的。人行道上和马路上到处挤满了人，就像在看节日游行队伍。几辆敞着的卡车费力地开到市中心，每辆车上都竖着红旗，打旗的人向人群挥舞着红旗。每节车厢里都挤满了士兵和非军职人员，士兵们向人群探着身子，晃动着步枪，人群则不断地呼喊“乌拉”，不少人还摘下了帽子。

并非所有人的衣领都敞开着，双手都能摊开，可他们还是都摘下了帽子。普罗托波波夫这个竖着衣领遮着脸的先生真的可能被看见！这是个很危险的时刻。他站在胡同里，在大家背后，这一点救了他。汽车刚一过去，大街上立刻充满了节日般欢乐的群众。于是，普罗托波波夫也放下了皮袄领子，坚决地向人群走去，并尽量愉快地微笑着。

大概，这救了他：微笑（而他的微笑是充满魅力的，能博得所有人的欢心），人们看见他，也向他微笑，有人还鼓励地喊了一声什么。于是普罗托波波夫祝贺般地把手贴近帽子举起来，尽量表现出心情很好的样子，差点儿没把自己的帽子也摘下来。他心弦绷得紧紧的，自己微笑着，穿过这惊心动魄的欢乐的海洋。直到到了对面，走上了一条僻静的街道，他才感觉到自己浑身是汗，虚弱无力极了。他现在已经走入火车站站前区了，前面已经经历了许多，但剩下的事更多，说不明白还有多少危险。可是他现在浑身无力，不，他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摆脱紧张心情，清醒一下。

好在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他想起来了：在附近的驿站路上住着一个裁缝，在他还是个杜马议员时，曾到这里来做过几次衣服。而且，裁缝并不知道他是令人憎恨的内务部大臣，只知道他是个认真守信的富有的主顾。

对！必须歇一歇！他不记得门牌号，但是，凭视觉能记起是哪栋楼房，哪个门洞，知道怎么往前走。当他顺着昏暗的彼得格勒式楼梯向上走时，甚至想起了裁缝的名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他拉了拉一根粗线，响起了铃声，可那头发出回声的是一个小铃铛。来开门的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他没变样：穿着家常上衣，一条皮尺搭在脖子上，耳后夹着个粉笔头，嘴唇都破了，因此，他的微笑时隐时现。

裁缝马上认出了他，并记得他的名字，甚至父称：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又赶紧上前来帮他脱皮袄。裁缝以为他是来定做衣服的。普罗托波波夫闪过一个念头：要不定做件衣服？可是，他已没有精力搞这种把戏了，他几乎虚脱了。于是，他抓着裁缝的肩膀，抱着希望老老实实地说：“亲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我现在不大舒服，需要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请容许我在这儿待个把钟头。”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那张不对称的脸上有某种情绪一闪而过，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把普罗托波波夫领进屋并让他坐下。伊万猜想，他准是斥责了那些懒汉和不安定分子——这些人开枪，捣毁店铺，使他的整个生活都停止了。

客人需要回答的话，他也都一一回答了。他是个好人，没有因为造访者的到来而产生一丝畏怯，他具有老百姓的伟大胸怀，离上帝和真理比我们近得多。他的胖妻子也走上前来：喝点儿水吧？吃点儿东西吧？啊！这是无私的亲热，平民百姓的温暖。普罗托波波夫虽然今天什么也没吃，可现在还是什么也不想吃，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使他没了食欲。他最希望的是什么话也不说，谁也别看到他。他双手托着脑袋，想尽可能休息休息，积蓄点儿力量。

可是，裁缝夫妇以为，应当用谈话使他忘掉忧愁，因此，他们不合时宜地一直讲些关于警察坏得不能再坏的话：好像警察有机枪，他们从房顶上射击；好像他们换上了士兵服；好像警察被围困在“阿斯托里亚”旅馆……他们没想出应该怎样对他说是对的：要知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反对警察。再说他听得也不连贯，这些无稽之谈使他感到烦恼，但他没有动弹，也没去反驳。

他不能说：“你们别跟我说话啦”，可看得出他气色不好。裁缝的妻子也看出来了，说：“要不要到卧室里去躺一会儿？用不用叫医生？”他摆手不让他们去找医生，可要是允许，那就躺一会儿。但如果……

他决定对他们实话实说。这不，他把哥哥的地址也给了他们，问他们能不能派个人去打听一下，他想知道哥哥那里情况怎样，是否安全。

他们把他领进卧室。卧室里两张镀镍的床上罩着床单，整个窗子都长满了花，两尊圣像摆在屋角里，还有一幅森林图画。一只灰色的大公猫睡在这儿，被他们惊动了。困倦得难以忍受的普罗托波波夫刚一脱下皮鞋，就躺到了床单上面，把头枕在摞到一起的几个蓬松的枕头上。

他心里火烧火燎的，这一切使他什么也听不清，好像隐约有枪声传来，还有主人夫妇交谈的声音。可是，普罗托波波夫什么也听不进去，仿佛这一切并不存在。不仅耳朵不好使，他的双手和双腿也像是被截掉了。他不是在休息，即使昨天晚上摆脱危险也没使他欢乐，他快要死了。

开始的时候他睡着了，像个被麻醉的人，睡得很沉。后来也昏沉沉地醒不过来。可是，他突然像被扔到外面去了，一下子清醒过来——感觉毫无希望。他的脑海中接连浮现出大臣们的倒台、谢格洛维托夫的被捕、暴动了的彼得格勒、士兵、装甲车以及其他的一切。当然，从前线调来的强大部队是可以摆平这些的，可是，等到那时还得多久呢？他能否坚持到呢？难道他应该马上起身就走，而不是留在裁缝这里过夜，坚持到总的营救？最好是彻底逃出彼得格勒，那样才能得救。可是，他能在哪个车站露面呢？大概，那些地方正在制造革命的地狱。

裁缝沙沙地拖着脚步，把自己的侄子领进来。侄子到普罗托波波夫的哥哥那里去了一趟，他哥哥回信说：不能去他那里，他们自己也在等着被搜查。

普罗托波波夫精疲力竭地向后一仰，躺回到枕头上去。

的确，他现在完全被掌握在他人——杜马的首脑们、自己过去的朋友们手中了。可是，他本人就不是杜马的首脑吗？他这是在干吗，为什么离开了他们？大臣职位那有名无实的浮华，一阵风就吹走了，只一昼夜工夫就不存在了。可是，杜马还在，它是胜利者！

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有十年时间曾是那个组织的成员。他在那里十年，在这里总共才五个月，难道这就压过那十年了？他曾是受尊敬的杰出的杜马议员，公众舆论注意的人物，所以让他到阿普捷卡尔岛上去参加克里沃舍因小组的秘密会议。他知道所有的阴谋！在进步联盟里，他不是个领袖人物吗？曾几何时，他不也是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吗？他干吗轻视光荣的过去，又是为了多么毫无价值的空想？！他现在本该是塔夫里达宫里这样的人物：被捕的人应该送交给他！唉，多么严酷而又无法纠正的错误啊！可现在，他竟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又这样毫不怜悯地对待他，比对任何人都会更残酷！

他忽冷忽热，为了暖和点儿，他把床单往自己身上拽，把一个枕头靠到两肩之间取暖，啊，现在应该把皮袄拿来嘛！可是皮袄挂在过道里不便去取。他从心里往外冒寒气，恨不能有十件皮袄压到身上。唉，他算是落难了！还有比这更残酷、更过分的报复吗？如果他一生都在政府的圈子里，那还另当别论，那就一点儿也不委屈，可就这样一脚踩空了！

是什么使他这样做？何必这样大胆而且故意去惹杜马？为了把他们激怒，他自己散布谣言，说他要抛开杜马单独去做这一切：他要不经过杜马分给农民土地，不经过杜马给犹太人平等，还自我吹嘘说，正是他逮捕了那伙工人，说他将毫不怜悯地镇压任何革命。可他干吗要吹牛？这是因为他自己也被激怒了，是他们使他走上极端，他们干吗要这样伤害他？难道当时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任命？一开始他们不是还祝贺他吗？

他在反思：是的，我吹牛了，但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你们该承认吧。

是啊，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可你们，我的同志们，你们这样对待我是错的！不该一下子把我这颗善良的心摧毁，这令我心中不快！在逮捕那伙工人时，我保护了古奇科夫，没让人逮捕他，你们不认为这是我的功劳吗？而古奇科夫那带有他感人题词的肖像，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到我被任命为内务大臣，这些你们都不算作我的功劳了？

当然啦，关于这些谁都记不起来了。不用说，现在大家都是对的，只有我一个人比谁都错。这我从第一天起就感觉到了！可是，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我只不过是在这个迷宫里迷了路！当然，我没有实行应当实行的政策！我造成了巨大的失误，请相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柳科夫），请相信，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我采取的方针不适合国情，哦，但愿你知道，我现在对此很后悔！是的，我的行为特别不好，我总是不能朝需要的方向发展，可是，作为您本人，总的来说，不会把我看作杜马的敌人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人啊！与你们血肉相连！记得吧，罗江科新年时当众不跟我握手，可我是怎么回答他的？我是用玩笑和不在意来回应他的！啊，不，我发现，您完全不相信我，这使我十分伤心！是呀，是呀，您看得很准：我不是想逃避吗？我自己也察觉出了这一点，可您每次都不让我逃避。

至于我到部里去，这就更是个错误，是个不幸了！是我一生的不幸，现在我看出来了！可那时候我的虚荣心在作祟，它极其活跃，以致我总是不假思索，不自觉地行动！

而我的致命错误就是：相信应该把那个制度保持到战争结束。您知道因为我性格不坚定，太爱屈从于形势。我落到这样的环境里，这是我的不幸。我被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围绕着。不谨慎，这是我的突出特点，我以为，我可以到那里去，不会染上脏东西。

我落到巴德马耶夫那里是由于我的疾病。那里就有这个小团体。我跟这些人经常见面，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原有的担心一点一点地减弱了，道德洁癖衰退了。起初我不喜欢拉斯普京，后来习惯了。和他见过十五六次吧，可我没有跟他交朋友。但是，不可否认，我在部里时支持右派。不过请相信，我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们，这对我来说是违背良心的事。做极右派违反我的本性。我在自己的心中永远是个激进分子，难道您真的没感觉到这一点？是的，我奉承过马尔科夫二世[1]，哦，这多卑贱啊！一想起这些我就很恶心！我也巴结过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可我那时得消除一切有害的影响。

解散杜马？我不想隐瞒，心中曾犹豫过，可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说起来，我的过错在于没有表态反对让杜马暂停工作。但我从不认为管理国家可以没有杜马！奸细行为？我起誓，任何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事！只不过从我当上内务大臣那一刻起，就一切都变了：人们开始诅咒我，恨不能把我消灭，可我是个人啊！对我的这种盲目的仇恨，到处都是，特别由于有报纸，谣言、诽谤，口头的和书面的，众口交诛或者单个地……把我彻底压倒了！难道我这一生除了坏事，什么都没做过吗？

罗江科的过错也不小，他为什么要欺负我，把我踹开，把我从十月党团、从自己人那里撵走？大概人们已经告诉了您，说我在各种场合保证要拯救东正教的俄罗斯，要对付革命吧？如果需要，我甚至会挑起革命行动。可我这只不过是为了说说漂亮话。请相信我！这不就是吹牛吗？嗯，要是您愿意这么看，那就算我吹牛。可这应当不予理睬。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总是把我赶到角落里，而我何时曾针对您去辩论了呢？您知道，我没能力进行有条有理的叙述，我陷入了推测之中，这些推测改变着所发生的全部事情的意义。我不知道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但我想自己无权对您隐瞒。

我认为施蒂默尔、赫沃斯托夫、别列茨基可能是德国间谍。那时我还没明白这点，可现在我开始这么认为了。别列茨基吗？是的，我拜访过他，啊，这你们知道了。他离职后，我可怜他。是的，是这样，我是想，他很可能会再次高升……先生们，我诚恳地请求你们指出，我该说些什么，我担心由于延误时间引起你们的不满……是的，我感到了自己从事的职业可怕的沉重。可是，对我所为之服务的那个制度，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过。金钱的引诱吗？一点儿没有。

我真的比所有人都有罪？我的罪过在哪里？对于法律来说我没罪，可是，对自己整个一生我有罪。因为自己不了解自己，而人们也不了解我。我的救星在杜马里！但愿能为祖国保留下我这个工作者和幸运的人。可现在我有病，极其痛苦。我成了恶魔。可是请相信，我不具备凶恶的意志，我可以发誓……我不明白我们之间这种可怕的气氛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我穿着宪兵服到预算委员会去了？可是先生们，我是从那儿直接到皇村去报到的，只因为没有时间换衣服。啊，要不当时和您在罗江科家见面时……哦，您老是，老是记恨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可真不够好，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比您善良，她就不会……真后悔呀，真后悔，开始那些天我还觉得挺光荣呢，穿宪兵制服……说我拿自己和斯托雷平相比了？那又有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认为完全可能。啊，我的朋友们，我也替自己担心，可我时而有这种情况，有时失去理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空话，这点您在咱俩那次议院旅行时就发现了……可那时您对我挺友好。

请您相信，我是忠实于咱们原先的共同理想的！是的，杜马的真正任务，是从君主政体那里把权力夺过来，可我不敢枉自进行这样的广义解释。在这方面，我有过错，有过错。但请相信，我的意图是：战争结束时争取有个责任内阁……我幻想政府能得到信任，可我一个人在政府里又能做什么呢？……在你们看来我什么都不明白，对什么都感到惊奇。在所有的大臣中我是那么没有远见……啊，我整个心灵都可以感觉您对我的好意……请让我去做战壕中的普通兵吧！派我到传染病流行的营棚去当个看护兵吧！如果我幸免于难，那就战后再审判我！

等待我的是什么？难道是终身监禁吗？

万能的上帝啊，救救我吧！

文件吗？所有的文件我都给了宪兵帕维尔·萨韦利耶夫，您不用费什么劲儿就能找到他……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人……保险柜的钥匙吗？它们在桌子里，这不，这是桌子的钥匙……是的，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签字。如果您想这样，我愿意……可为什么是十三号？今天难道是十三号？今天是二十几号了？啊，是按新历吧？……

他仿佛被刺了一下，一个激灵坐起来，随后就坐在床上发呆。按照新历！他怎么就没想到？当然，星相家说的是新历。而他的最危险的日子是十四号、十五号和十六号，就是从明天开始！……

看起来，斗争是无益的，出路也没有。只能听凭他们处理以求宽恕了。交出肉体，但能减轻极度疲惫的心灵的痛苦。

谢格洛维托夫被捕了，现在他也要去了。自己去……

但要请求裁缝和他的妻子、侄子陪着，以免在路上被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