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九章
这么说，我们的自由到这儿就完结了？它就这么完了？把枪架起来，不许再去动它们，重新回到对军官的完全依从地位了？三天前和今天，当官的仿佛从营房里，从大街上被大风吹走了，哪儿都见不到他们。可你瞧，他们又返回来了。来的时候一面胆战心惊地左顾右盼，一面又拿出当官的语调对待我们的弟兄。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脚上绊一下，脑袋付代价。一种情况是，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不愿意把它交出去；另一种情况就是，该受惩罚吧？不，这我们可不同意！弟兄们，我们应当肩并肩地顶住！这不，听说罗江科主席有道命令：要把士兵的枪全部收回，好让我们服从军官。不——不，弟兄们，应当寻求庇护，可我们的庇护所在哪儿呢？不过这样一个庇护所还是有的，有人已经到过那里，亲眼见到了，那就是苏维埃！那里也不是咱们的弟兄，也都是些老爷。不过是另一些老爷，他们反对一切。我们在暴动中陷得很深，他们陷得更深，如果说我们陷到膝盖，那他们就是陷到腰部。因此，如果说有谁能给咱们出主意，那就只有他们。走，伙伴们，找他们去！
于是，人们从各个营房向苏维埃拥去，既不知道那座宫殿的名称，也不知道那个房间在哪儿，只是凭着对街道的记忆和耳闻寻找着。
人们找到了，就径直冲进去。至于那里预定在12号房间召开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则少有人知道。有人在门口堵着，向他们要当选证。“可是，你不也跟我一样吗！走开，别挡道！”士兵中有人说：“我来自某某连队，我是被选上的！”
楼里面，只有工人穿着带斑点的黑衣服，此外，全都是军大衣，而且都是灰色的。人们都往那个房间挤去，可那里只有靠墙的座位，是些简易板凳，也就是木板架，要不就都得站着。后来，坐着的人被站着的人挡得什么都看不见，也坐不住了，就爬到凳子上。前面有一张桌子，被踩得脏兮兮的。几个人同时爬到桌子上去，喊上一通，还挥动着拳头。有一个来自芬兰车站，也是自己挤进来的人喊道：“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信任地交谈时，反革命却没有打盹儿，而且在聚集可怕的兵力！资产阶级的要人罗江科则发出命令：所有的士兵都要回营去并听从军官！”
于是，人们接着他的话头，从四面八方喊道：
“把这个命令烧掉！”
“把罗江科抓起来！”
“老爷们被稍稍抖搂一下，他们这是又回来了？是不是他们的骨头没被折断啊？”
“他们被揍得、被刺刀捅得还轻，还得揍！”
“据说，现在不行。那些可怕的力量正在包围上来。”
“这是谁说的？还不是他们那伙人说的。你可别听他们的。”
那个来自芬兰车站的人接着说：“同志们，不要相信军官们假装出来的微笑！他们过去是刽子手和训人的，现在仍然是。”
人越来越多，挤得连门都无法关上，门口也挤满了人，紧得连吐口唾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病态的狂热使人双手颤抖，连纸烟都卷不上：“你瞧他们想得多狠，想按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压迫得比以前更苦。”
谈话令人心里发颤。嗡嗡的说话声来自各个角落，人们的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这时，从隔壁房间出来一个领头的，爬到桌子上。这人走路摇摇摆摆的，很好动，秃顶。他大声宣布：“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现在开始。”
一些人对他喊道：“那么士兵的苏维埃呢？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人更多。”
工人们则对他们喊：“因为你们不是选出来的嘛。”
“有选出来的呀，从连里选的！”
可门外也响起喊声，且充满了怒气：“你们没听到罗江科的命令吗？要把我们关在营房里。”
关在营房里？人们十分吃惊，瞪圆了眼睛。
“怎么？关在哪儿？”
“说不定我们的营房早就被封锁了，可我们还在这儿扯着嗓门喊。那里可是有厨房啊，营房所属的厨房！”
这个长着小黑胡子的光头站在桌子上，穿着敞开的马甲，由于成功地挑起了士兵的愤怒而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大声喊道：“同志们，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现在开会。我们应当紧急讨论那些最重大的问题。首先，该如何对待那些没跟我们一起参加起义，现在又回到部队的军官？不是我们该向这些军官交还武器，而是该不该让他们接触武器。”
“嗯，是啊！”拥挤的士兵群发出一阵嗡嗡声。
“士兵现在该服从谁呢？很清楚，不该服从军官。很清楚，该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那么，我们该怎样对待军事委员会呢？在需要负责的时候，我们没见到那里有军官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可现在那里倒聚集了几个上校，却没有士兵。可没有士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散——它！”士兵们对他喊道。人们目前没法从这人群聚集的地方挤出去，不然，现在就去把他们的老窝给捣毁了。
于是，这个秃头的索科洛夫同志，又拉紧了另一条缰绳：“但是，军委会的领导者是恩格尔哈特上校，他是日俄战争的参加者，是最大的军事行家。”
“好吧，那就让他当着吧。”士兵们马上就让步了。
“这一切只有我们的会议通过权威的表决才能决定。如果发生冲突，就得声明：军事委员会转归苏维埃掌管。请同意增强民主力量的威信。但当敌人没有彻底粉碎时，必须尽量减少与资产阶级的冲突。现在，由马克西姆同志讲话。”
马克西姆早就等在一旁了，也是一副挺有学识的、好动的样子：“鉴于国家杜马委员会在对待革命军队上的表现令人感到危险，我建议：士兵同志们不要把武器交给任何一个军官！军官只有在前线才能派上用场。让他们去指挥自己的队伍好了。一旦队伍完了，军官就跟所有人一样，是个同等的公民。而武器嘛，不能发给他们。”
那些嗓门够大、个头够高的人，在原地扯着嗓门喊：“是这样，队伍没有他们就不能看齐，不能向左右转，这也就不成其为队伍，但是离开队伍，一切都是平等的。”
可有些人则对此存有疑虑，他们说：“完全没有军官也不行，弟兄们，那样我们会完蛋的。”“再说，没有武器也就不成其为军官了，而我们，也就成了乌合之众。”
“那么还敬礼不敬礼呢？”
“不——不！”有一个人扯着嗓门喊道，“如今要让他们先给我们敬礼！”
站在桌上的那个人教训地说：“应当成立连队士兵委员会，将所有的武器都置于它的监督之下，人人都想发表自己的意见。”
“同志们……”
如今，结果成了这样：所有人都是“同志”。
又是那个来自芬兰车站的人，他叫林佳，此刻他发疯似的挥动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喊道：“商人库奇科夫号召士兵‘忘掉旧账’，可是，谁忘了旧账，谁就是蠢驴！”
“说——得——对！”
“那些没有参加革命的军官，一概不能让他们进军营！要另选别人代替他们！至于军官们以前的权力，那就更谈不上了！”
又是大家一致鼓掌。这时，谢苗诺夫团的一个人爬到桌子上说：“同志们！我们这会儿正在互相攻击，可离这儿不远，那个军事委员会却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开会，在进行反对我们的密谋，想要在这里把我们抓住并让我们缴械。”
人群中有些人跳了起来：“说的不错，应当挤出去，到那边去。”
可是，索科洛夫很随意地摆摆手，说用不着：“同志们，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如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不一致，任何部队都不会服从它。我们还要让士兵加入军事委员会。”
可有个老乡站在窗台上说：“不，不！现在只让连队委派来的人当军官。至于没选上的人嘛，就让他入左边的队列去当兵好了。”
“对呀！”众人齐声对他喊。
“那肩章怎么办？”
自由泛滥无边了，没法制止了，人们喊道：“把肩章也变成一样的！”
“那样就不用尊称了！”
“为啥他们有私人住宅？这算什么平等？这样我们什么平等也没得到。干脆让他们跟我们在营房里一起住！”
“可上哪儿去找那样的床铺？”
“那就睡板床！”
“不行，弟兄们！军官嘛，总还得宽容点儿。他们娇生惯养，全身都娇贵。”
“可我们不要军官怎么行，又是在战时？”
“可干吗要打仗？把我们赶到阵地上去，是为了让德国削弱我们的力量。”
“不，上前线我还不能拒绝。”
“到那时战火也该熄灭了。”
“谁会去熄灭呢……”
这么多人各想各的，一些人喊东，另一些人偏喊西，这样能统一观点吗？
只有站在桌子上的索科洛夫既没哑嗓子，也没泄气：“同志们！让我们委托执行委员会，把你们这些关于军官的建议都记下来，整理好。”
“可执委会里也没有我们的士兵！”
“弟兄们，那就把我们的士兵也塞到那里去！”
站在桌上的那个人不同意：“不，同志们，这不妥当。因为来自连队的士兵代表还没被授权，而且这里的人也不都是受委派来的……”
“受——委——派的！”
他频频转头，向自己身后的屋门看，瞅来瞅去，却没人帮腔：“那好吧，同志们，那我们就选吧，选三个人，临时干三天的。”
人们又喊道：“选五个。”
“选十个。”
于是，手马上举了起来。可是，选谁呢？这又不是自己的连队，相互间并不认识。人们看到谁，听到谁的声音，谁的喊声大，就选谁。比如说这个林佳吧。此外又选了个水兵。让马克西姆也到那里去吗？可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士兵。
而且选举也只是凭喊声，不靠举手，举起的手臂多得像林中的枝条，数不胜数。
选了好长时间。这时，马克西姆同志拿着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说：“同志们，这里有一份致卫戍部队的呼吁书草稿……不得把武器交给军官，而要由营士兵委员会管理。要指派士兵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意见，执行委员会将分发告卫戍部队书……”
索科洛夫带上十名代表向后面的房间走去。
但这里并未见宽敞，还像原来一样挤得满满的。然而，还不到解散的时候，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完了。这样的谈话对他们来说，比吃饭更能让人解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