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四章
在一间拥挤忙乱的房间里，人们在裁成半张的纸上用打字机给涅克拉索夫兄弟和小格列韦打了这样的证明：“本证明持有人，军衔、姓氏经国家杜马审查，在本城所到之处不应受到阻拦。杜马议员卡拉乌洛夫。”一名穿着捷列克河哥萨克军军服，上了年纪的剽悍的军官，写下了粗大有力的、龙飞凤舞的签名，然后，跟每个人握手告别。
但是，我们的莫斯科军官们已经看得很明白，拿着这些小纸片，他们从杜马大楼连身子都别想往外探。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当时，连一丝获救的希望都看不到。他们知道，当人群再次拥挤着上来要枪毙他们、撕碎他们的时候，这样的证明根本救不了他们。
只是一昼夜，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了。被怀疑为小偷的军官们经过“审查”，马上被允许在城里自由行走了！
今天，他们待在塔夫里达宫里，比在哪里都安全。至于回到自己的营房连想都不要想。
就这样，他们作为半自由的俘虏，留在了至今尚不了解的宽敞、人多、嗡嗡作响的塔夫里达宫里，以前他们连想都没想过到这里来。于是，他们不停地走啊走，确切地说，是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挤到另一个地方，任由人流把他们带到哪里。这回，他们有了自由，可以好好地看看听听。
圆形大厅的顶棚很高，人平时够不到那上面，顶棚的表面装饰精美，这时没有灯光照耀。下面的地面被人们踏出湿乎乎、脏兮兮的脚印，勉强能看出镶木地板的十字形花纹。不知为什么，人们偏要到大立钟的油漆木套上去按灭卷烟，弄得钟套上满是烟灰的污迹，烟头也随处乱扔。而且连墙上齐肩高的地方都粘着烟头。
四周的墙边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东西，仍然在运来和卸下食品、军用品、整箱整箱的子弹。两名军官带着军士们立即拆箱，并蹲在那里组装起机枪来。
干这些活儿谢尔盖和弗谢沃洛德都能帮他们的大忙，可这都是为了谁？反对谁呢？
在另一间同样是玻璃圆顶的白色会议厅里，一排排逐渐升高的圈成半圆形的凳子上坐满了士兵，他们挤坐在议员的座位上、过道的楼梯上，吸着烟闲看着。这里的某些士兵有一种新的表情：不满意，甚至是不愉快，完全没有进行攻击的打算，他们对军官们连看都没看一眼。哥儿几个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注意过这种表情。
看着这么多没有队列、没有口令、没有组织、随便游荡、无拘无束的士兵，真令人惊奇，给人一种怪异的印象。
在主席台后边，皇上那幅五俄尺高的立像被撕成一条条的，耷拉在木相框上，相框上方的雕花皇冠没被碰过——因为够不到。它们看着这些感到害怕，并觉得自己就是亵渎行为的参与者。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富丽堂皇的、大约有一百步长的、有四排白色圆柱和枝形大吊灯的长形大厅里，演讲一直在热烈地进行。往往同时在几个地方有人长篇大论，有的搭了木板台，有的没搭。在杜马这里，没有人怀疑穿军官服的人，这里的所有军官似乎都参加了革命，可以畅行无阻地紧紧靠近这些人群。哪怕是军官们自己要演讲也行。
人们说得嗓子都哑了。有人在咒骂沙皇制度的镣铐，有人在回顾一九〇五年。这都是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们也没见到过如此陶醉地倾听着演讲的兴高采烈的军校女生。这完全是个陌生的世界，这一切以前在俄罗斯可曾有过？
有一个演讲者，是个年轻的城里人，说沙皇忘记了外来敌人而调集军队征讨人民。
只有一条腿的弗谢沃洛德埋怨地嘟哝着说：“坏蛋，他们自己在暴动时就记得外来敌人吗？”
但是，只能小声责怪，否则很危险。民众中存在着一种不容异见的完全一致，这种一致连军队中都没有：只要有人说半个不字，这个胆大妄为的人马上会遭到咒骂和围攻。
没危险倒是没危险啊，但这样胆小是卑微的。再说，这样具有威慑力的一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于最先被打死的那些人。或许这里的人并不都是这么想的，但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
时而有押送队押着不幸被捕的警察从人群中挤过去，警察们穿着警服或者换上了便装；有的还有妇女和儿童陪伴着，不知道他们是被一起抓来的，还是自己跟来的。为了看见被带到大厅敞廊里去的被捕军官，我们的莫斯科士兵们在宫里挤了好长时间，敞廊上有适合做关押室的房间，如果没遇上克伦斯基，他们三人也会被关押在那里的。
有名气的人物并不往那里带，而是通过一楼走廊绕过会议厅。有一位仪表堂堂的穿便服的先生，大高个儿，一把令人肃然起敬的花白的大胡子，他从这里被押过去时对准尉辩解说：“我没有任何罪过！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职责，但请相信，我丝毫不赞同这些命令。你们完全不该把我押到这儿来。”
听到地位如此高的官员辩解说他昨天无法怎样想问题，实在令人厌恶。
三名被捕的军官由于睡觉太少，又有两次险些被枪毙，脑袋晕乎乎的，随着塔夫里达宫旋转；而且他们从昨天起就什么也没吃，更倒霉的是，今天在教堂服务人员屋里时，已经到手的东西也没吃上。
在塔夫里达宫里有些地方大学生和军校女生们在发放食物，主要是发给士兵。这些来自许多瓦解了的部队的散兵游勇，在这里过上了统一的新生活。也有人用大桶把食物抬到别处去。可是，军官们不能去要吃的，而且供不起这么多的人。一会儿又有人高喊：“面包来啦！”于是，人们扑上去，堵在了门口。
终于有几个机灵的童子军救了他们——用托盘给他们每人端来一个夹香肠的大面包和一杯茶。
这里总算安全度更高些。他们只好在这里周旋一天，再加上一个傍晚，甚至一夜，等到天亮前最静的时候——欢天喜地的革命者们都去睡觉了，再到亲戚家去。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换上士兵服或者便服。可是，在这里哪有地方换，又有什么可换的呢？！
不过，他们趁这个时候也熟悉了宽敞的杜马大楼，所有地方都走遍了，都看了。待在左侧楼时，他们发现这里还相对保持着秩序，走廊还是宽绰的，杜马的服务人员穿着专用的仆役服，还有一些房间没被外人占据。正好在这里坐一坐，歇一会儿，哪怕是在地板上躺一会儿也好啊。几个莫斯科人正准备坐下来，可在这里，这却是不体面的行为。根据这条走廊的情景，抬眼观看高高的天棚，飞檐画柱、装饰图案、枝形吊灯、多用烛台、双头鹰雕塑、雪地鞋一点儿也没踏脏的地板，多多少少可以想象得出杜马原来的生活环境。
杜马以前的生活就像一幅僵死了的图画被翻了个个儿。可此刻，烟草的烟雾、人体散发出的热气以及靴子、呢子衣服的汗臭味一起升起来，向那些美丽的东西飘去。
下午4点钟左右，近处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塔夫里达宫里立刻一片惊慌。确实，对这样的人群可以像绵羊一样毫不费力地大批地屠杀。我们的莫斯科军官高兴了：这是我们的人？应当想法穿过窗子朝向花园的那座楼房，迎着他们冲过去。可是，同样冲不出去。这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据解释说这是走了火。
夜幕降临时，他们想睡觉——连头都抬不起来了。但是，无法想象，身为军官，能够在这样的人流里倒头就睡。塔夫里达宫夜里也不一定会没有人：上百盏电灯仍然亮着，成千上万的人挤来挤去。
原来，有人已经开始注意这三个特殊的人物一直形影不离，而且时刻不离开这人头攒动的人群。如果你想了解这里都是些什么人，来干什么，谁也无法说清楚。突然，有位准尉把他们叫住：“怎么，莫斯科团的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去开会？”
“什么会？”
原来，在二楼的41号房间，彼得格勒卫戍区各部队代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会议旨在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他们三人也被当成了前来参会的代表。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我们完全可以自认是团里的代表，而且是很不错的代表。
他们顺着一条此前没有注意的通道走向会场：那里有一个通往楼上的窄小楼梯，以及普通的低矮天棚和简陋的房间。
41号房间里已经聚集了二十多名军官，他们脱下军大衣挂到衣挂上，若无其事地坐在板凳或椅子上，仿佛城里哪儿都没有使军官受尽折磨。只不过并不是所有团队都来了代表。
这三位也分开登了记。
总参谋部来的三位上校面对着参会者坐着，他们衣着整洁，没被拉扯过，看上去充满自信。其中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上校，看起来不是战列军官；恩格尔哈特上校当会议主席。他提议各营代表报告一下各自的部队都在干什么。
普列奥布拉任团和耶格尔团的代表肯定地说，他们那里一切正常；在伊兹马伊洛夫团有军官被杀害；在谢苗诺夫团军官被逮捕；谢尔盖·涅克拉索夫不费力地说出：在莫斯科营，守卫室和军官俱乐部被摧毁，工人们占满了兵营，肆意妄为。（如果只讲自己，这三个人险遭枪决会有失体面。）
上校们点头，表示他们都知道：莫斯科营比别的部队被工人们占据得都彻底，那里完全乱套了。
恩格尔哈特却情绪激昂地说，不要以为形势已糟到军官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士兵那里去的地步，那样的话军队就完了，一切都完了！正相反，革命热情提供给官兵关系新的基础，这种关系是以前没有的：这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和公民一致基础上的关系。士兵们很快就会产生空前的战斗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们很快地、不费力地战胜德国人。尤其是在与俄罗斯万恶的外来敌人进行斗争的条件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高度重视军官这一称号。军事委员会敞开胸怀欢迎所有的军官们，并立即在原来的或新的岗位上任用他们。
谢尔盖瞟了自己的兄弟两眼。
他们再清楚不过地记得自己昨天怎样心慈面软，把武器交给了士兵，以及今天早上两次险遭枪杀。而关于留在营里的那些军官，他们又知道什么呢？特别是校官们——雅科夫列夫、涅利多夫、雅库博维奇、费尔根，他们还活着吗？
哎——呀——呀，再糟糕不过的情况发生了，这使恩格尔哈特微笑不起来，也使军委会那些鼓动号召起不了作用。
涅克拉索夫上尉站起身，在一片寂静中说：“上校先生！先生们！你们都听到了，一些营队里在杀害军官。我想对你们说：昨天我们曾向这些士兵开枪，并且不得不开枪，那是履行职责。那么明天，我们将作为什么样的代表团到他们那里去呢？总而言之，我们所有人难道还能回到暴动之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