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七章
政治前程的形成跟手艺人、学者和作家的生活不一样。所有这些人的活动方式终生不变，从一件制品到另一件制品，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它们的成就或大或小，给自己的作者带来金钱、荣誉或者什么都带不来，但是，在年少时就能看出这个人将会干什么，他将被怎样称呼：洋铁匠、鞋匠或者诗人。
可政治职业的产生，除了不公正的世袭君主制外，则完全是不可预料的。一个小孩子自己不能声明：“我准备当总理。”任何家庭都不能说：“我们要把他培养成议员，反对派领袖。”许多人莫名其妙地，甚至完全不是从政治方向，而是从某个相邻的或不相干的方向起步，其命运之窗却突然万花筒般地变换了位置，人也突然地（对别人来说，不是对他自己）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这部分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巧合，当然，更多的是由于其个人素质和内在天赋。
一个小孩子可以在一个没有成就的建筑师家里成长，他会成为一个见证人，知道妈妈怎样往爸爸身上扔盘子，他和双亲没有任何精神联系地成长，因而，后来父亲是怎么死的他可能几乎不在意，和母亲也不常见面，不能言归于好。小家伙在学校的外号可能叫“袋鼠”，他很少跟同班同学合群，甚至告自己亲兄弟的密（跟兄弟也形同路人）。禁止他和穷邻居家孩子玩，他就不去玩；当同龄人从栅栏爬进园子里摇晃苹果树时，他深明事理地站在栅栏的这一边丝毫不为所动。我们的小家伙可能在童年里写诗或愿意学提琴。教堂仪式可能在短时间内吸引过他，他会不是被迫地常常到老马棚村的先知约安教堂去。尤其是得到参加忏悔和圣餐礼的证明很容易，神父从不听悔罪就把长巾蒙在他的头上，钱可以欠着。可是，没有人支持他，他很快就不再去教堂了。在学校里，我们的小家伙又迷上了古书典籍，尽管他结束学业时只能得个银质奖章，但他在这方面却会卓有成效。伏尔泰的冷嘲热讽比什么都不可抵挡地对他发生作用，同时也助长他消极地理解和对待宗教的形式。还有斯宾塞也增加了他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怀疑。智力生活把他提高到情感生活之上，使这个小家伙很少注意周围有女性存在。有一段时间他分散精力于被普遍关注的南斯拉夫解放问题，还参加过土耳其战争，作为后方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到过高加索。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想去搞政治。看样子，他到底也没有从事政治活动，但因为22岁时在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被学校除名一年。他内心里简直高兴到了极点，因为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大学生的政治活动被停止了：这种行动严重影响科研工作。按照他的导师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这小伙子所掌握的西方和古典学派反而妨碍他深刻体验俄国历史精神。结果我们的年轻人只好违背自己导师的意愿，留在了大学的俄国史教研室。青春岁月尚未饱和的心灵波涛几乎还没开始奔涌，就开始干涸了。年轻人只因为对自由和小提琴的相同爱好而结了婚，紧接着他们相继生了两个很少受到关心的儿子。在中学和大学的头几堂课上，年轻讲师有些发慌，面红耳赤，后来这种毛病逐渐消失了。多年来他买了很多历史书，他的住宅就像个小书店。35岁时，他似乎永远树立了个人世界的一套规矩，现在一切只能在这上面变换说法：他究竟能搞出哪些研究著作以及它们有多大的独创性。
可是没有！我们在三十多年里也没能体味到自己的政治尊严，万花筒的玻璃片还没有开始组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要避开政治上的比较、评价和预言，尤其是面对俄罗斯外省（他曾外出到下新城去讲课）的知识界这样一些政治上怀有渴望的民众。于是，对他的侦讯开始了，只是由于整个自由主义的彼得格勒奋起保护，他才得以流放到寂寞的、却是省会的梁赞去。俄罗斯最有智慧、最进步的报纸，教授们编撰的《俄国通报》这时候给了这个被流放者以肯定的评价，向他提供了经常性的合作和固定的薪金。两年的梁赞流放生活是平静的、幸福的。与此同时，命运的要素互相纠结着，又重新堆砌着。刚刚结束的侦讯使他面临着坐一年牢的威胁，但允许他选择两年境外旅行代替坐牢，当然这样倒好。可放逐才刚刚开始（在索菲娅演讲，在英国搞研究），他自己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在改变。他擦亮了美国的眼睛，让人们看出：俄罗斯处于危机之中，甚至大难临头，她的文化是粗俗的，她的薄弱方面不可胜数，斯拉夫主义灭亡了，民主主义思想腐朽了且不会再复活。他和欧洲同事保持着同样的观点：俄罗斯的道路与欧洲的不同正在于它被阻断这一点上。
他一次又一次地远涉重洋到他所爱的美国去，他有时也回国，而在这里，他在流放和离开期间却赢得了一个政治家的巨大声誉，他无论如何已经不再流连于一排排的褐色书籍之间，社会的大舞台使他激动不安，他已经在为自己寻找恰当的称号：在热爱自由的英国，他可以允许自己做个自由主义者，可在灾难丛生的俄国激进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他的志同道合者和战友们所不具备的品质：他几乎注定要当领袖。无论他在哪里出现，总能不费劲儿地占据前列和首位，总能作为组织者而出人头地。他不曾做过地方自治工作者，却突然成了革命改造地方自治运动的思想家；他从来不是革命家，却常跟他们在一起开会。（难道我们不该把自由的所有最主要成就归功于革命运动吗？）立宪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是动员别人，而是动员他举着香槟酒杯在聚餐时致辞，人们等着对十月十七日宣言祝贺，可他却给听众们泼了一桶冷水，说什么都没有改变，跟政府的斗争仍然在进行。他是维特给提供部长席位的首批人之一；是立宪民主党《言论报》无可替代的先进工作者；是该党代表大会的首席报告人；只是由于政治手腕而没能进入第一届杜马。
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他还什么人物也不是，却不停地被请去参加建立政府的秘密谈判。他怀着优越感对反动派的活动家解释说：“如果我拿出5个戈比，社会将乐于把它当作1个卢布来接受；可你们如果提供1个卢布，它不会被当作5个戈比接受。”（1卢布等于100戈比。）
看来，奇迹真的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东西却确定无疑了！万花筒自动地摞起来了，但没把他摞成总理，而是摞成了外交部长！可是……
可这就像有一把烙饼的油刷子在嘴唇上轻轻一抹，就消失不见了，既没见到平底锅，甚至连第一张饼也没见烙出来。一切都消失了，不多不少，正好用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如果是另一个人，一个偶然得势、没获得公认的人，早已失去勇气和希望，离开这个圈子了。但是，一个天生的真正的政治家，虽然他看出这一点已经在晚年，但他将迈动最小的步子，用最有耐性的双脚或行进、或原地挪来挪去，长时间地坚持，从不厌弃杜马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最枯燥乏味的演讲题目，在与党内同伴的竞争中把握着领袖地位和权柄，成为了进步联盟和整个杜马的领袖，于是……
仍然有一事无成的可能！已经年近花甲，不久就要年老体衰。他所有的天赋、努力和忍耐，都将是白闹哄，政治的旋涡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刻突然有一阵顺风在他背后吹着，为他插上双翅，一切都会破灭、消失。
二月二十七日就突然掀起了这样的红色热潮，使米柳科夫第一天入夜时分就几乎成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的领头人，以自己的坚决主张迫使它夺取政权。而在过去的两天三夜，他通过小心翼翼的侧面运动，脱离了罗江科那起掩护作用的后背，一心想着怎样夺取全俄国的政权。
他毫不怀疑，现在自己的事业到了最辉煌的时候，一生中从没这样圆满过。今天，三月二日，则应该确定为米柳科夫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他活了58年，为的就是这一天！
刚开始的革命有可能被城外的军队所镇压，但到第三天快过去时，这事并没发生，这时就可以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曾预料旧政府会在彼得格勒城里进行反抗，但这种反抗第一天就被粉碎了。可能会发生与苏维埃极端革命派的无益争执，但是，在今天夜里令人难熬的，没结束的谈判中，米柳科夫冲出来了，他感到真正的反抗并不存在。
早上5点钟他躺到桌子上，身下垫着自己的皮袄。连他这样有着钢铁般毅力的人也挺不住了。
8点过后他醒了，但仍然躺在那里装睡，为的是不马上加入谈话，苏醒过来的头脑却产生一种清晰的想法：从这一夜起，从今天早上起，再也没有什么能阻碍他建立全俄政府了！他们还没有结束会谈，这并不重要：已经没有什么阻碍组建政府这件事了，任何障碍都没有了。只要调整好部长人选就行。
只有这件事！这是最伤脑筋的任务之一。对此，有人暗中考虑，有人公开地说出，有人推测，有人暗示，有人认可。这一切都不断地缠绕到一起，因此，就得在这中间巧于周旋，有些地方要快刀斩乱麻，有些地方要随声附和。可以说，整整这三天，从革命一开始，米柳科夫就没时间想别的，他只是想：这个政府可怎么组建呢？该怎样摆布这些候选人？把谁安排在哪个位子上？他们就像跳圆圈舞似的围在一起闹哄哄的。米柳科夫表面上跟杜马议员们一起讨论别的，内心里只把精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夜里，与苏维埃的会谈他那么轻松地就应付过去了，正是因为苏维埃的人连一个部长席位都没追求。
以前那些关于人民信任的政府的计划，进步联盟时期的计划，都不是针对具体情况制订的，所以它们不可能经过这些日子而不受到损害。所有根据新情况分散开的力量每时每刻又都根据新情况对这些计划向往、追求和放弃。这一点又时刻改变着拟议中政府成员的构成，要一直等到它正式公布于众和成为现实那一刻。
所有这些连续不断的变化，令人心焦的计划和候选人，在米柳科夫头脑中像电影镜头一一闪过。这些天来他与别人小声嘀咕的只有这件事，其中有些事他已经独自悄悄地决定了。
无疑，原计划中遗留下来的最倒霉的问题，就是利沃夫大公也在这里。自从昨天他来到这里，他就清楚地看出他是个饭桶，正是他占据了米柳科夫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在就把他换下去会引起社会的极大不适应：这里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地方自治会的传统和那个反常的现象：正是他米柳科夫提出利沃夫的候选人资格，把罗江科打下去的。好吧，那就得暂且忍着点儿，反正米柳科夫会占据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位置。而且过几个月，说不定就把他利沃夫彻底挪开了。
要说利沃夫大公这些天来到底是否在这塔夫里达宫中，他多多少少还是露露面的。但他对成立政府的准备工作没什么影响力，米柳科夫也不跟他商量，只是出于客气爱答不理地说点儿什么。
这些天来，罗江科总算对付着把他那个不无益处的角色演完了。但是，他时刻都被人向次要地位排挤。幸好由于他天生善良，不善于搞阴谋诡计，所以既没成为米柳科夫的敌人，也没成为他的障碍。
这之后，古奇科夫信心十足地加入进来了。古奇科夫来到塔夫里达宫并进入政府，其实关于这一点他谁也没问，不过，他进入政府是作为反对旧政府的历史斗士，而且众所周知，距离没举行成的宫廷政变只差五分钟。古奇科夫作为米柳科夫尽人皆知的反对者甚至私敌，肯定是他在政府中的难以相处的伙伴，但或许这里也有其好处。这两个有力的对手就像磁铁的两极，可以建立起政府的稳定性。米柳科夫是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当事业需要之时，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好恶。
而接受科诺瓦洛夫、涅克拉索夫、捷列先科、克伦斯基这一连串人的不可避免性，对于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来说，也就变成了一种缓和：他现在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拒绝亲爱的本党同志（没邀请马克拉科夫、维纳韦尔、罗季切夫）。当和战友们一起走向胜利顶点之际，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他们，可是，如果形势是如此的不可抗拒呢？！在立宪民主党人与旧政府斗争的时候，每一个这样的演说家、活动家和斗士都十分宝贵。但是，眼下无论米柳科夫怎样反复掂量这些人，他都看不出他们处在政府的哪个位置上是正确的，而更多的是看出他们将来会妨害自己的行动。他们每个人都过分地显示个性，常用自己的怪癖、任性、偏执或者提出异议来追名逐利，显示一时的荣耀。（他们在这点上还真在行。）但是，在政府一班人马中，这样的不协调只能削弱力量，导致过多的争执和互相说服。但是，没有时间可用来干这类事。这样一来政府内部很快就会出现动荡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当然，让这样一些杰出人物加入政府，表面上看来能给未来的政府增光添彩，但它在发挥职能上并不能博得好评。可是，候选人之间现在就是互相排斥的，他也不得不排挤一下自己的立宪民主党人，这并不是任意胡为，而是被迫地接受这些外人。
你看，就连能否给从来都不推辞工作的申加廖夫剩下一个位置都说不准。他在拟议中被定为财政部长，可是，捷列先科的所有优点（除了舞剧知识），都正好与其财富相符，除了财政部长，他还能占哪个职位呢？抛开申加廖夫确实很可惜，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工作者，但是，要给他找到个职位也很难。
对于新成立的政府来说，克伦斯基似乎成了关键人物：政府把以他为代表的革命领袖位置争夺过来了，这样，政府本身也就把势力扩大到了民主派中的极端革命派，取得了稳定。奇赫伊泽拒绝参加政府，克伦斯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与克伦斯基的会谈是极其秘密的，因为他极力瞒着苏维埃中自己的同志。他一会儿悲观地预言他们不会允许他进入政府，一会儿庄重地保证，但是，要求保密到最后时刻。而等到最后时刻，整个形势就将取决于他克伦斯基的最后决定。
正是今天早上，他曾叫米柳科夫接电话。他是在外面的什么地方过的夜，没在家里，现在正是从那里用精力充沛的嗓音回话，他坚定不移地同意！但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不到最后一刻（使自己的政敌不能发生危害的时刻），不得对任何人讲这件事。
现在仍然需要等待。他会给通知的。
所有的问题都盘算好了，米柳科夫心情轻松地照了照镜子。他没有刮脸，一副颓废的样子。衬衫没有换洗，怎么看都与这个重大的日子不相称。应当回到蓄水池路家中洗漱一下，换换衣服。
外面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寒冷，但令人心情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