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六章
在大公夫人戈利岑娜的妇女农业讲习班上，学员们前天就开始闹闹吵吵地讨论：是继续上课还是停课并投入到事变中去。大概他们没征求教授们的意见，连大家一致尊敬的校长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教授的意见也没征求，只是互相间问了问。许多人拉开嗓门儿喊：“停止上课，投入到事变中去！”
于是，他们真的投入了。
克谢妮娅·托姆恰克犹豫不决。她希望继续上课，她喜欢这些课程，各门功课皆优。但她没有狠下心来抬高嗓音反对大多数。也好，参加就参加吧！这里面也有她自己的乐趣，她在莫斯科的生活只剩下第四期讲习班的一小段和第五期了，然后，她就将永远淹没在库班大草原里。
就这样，从星期二起她们纷纷从自己的班上跑出来，三五成群地分散在莫斯科城里，在阳光明媚的严寒中或者在刮风下雪的天气里跑来跑去。开头只是她们自己，后来和格里耶讲习班以及医学院的学员凑到了一起；再后来又和大学生们联合起来。高年级的中学生也曾给这些女学员提供手枪，以防备反革命，但她们没有一个人接受，只是都笑了。手枪是他们从某个军械库偷来的。
互不相识的人们甚至像最亲近的人一样拥抱，所有人都被这前所未有的喜庆事陶醉了。热闹事多着呢，你得赶紧走。一些讲演者从杜马的楼前台阶上喊着，喊的什么，人群深处听不清，但所有人都赞同地听着。几个营的士兵硬插入人群密集的地方，打着旗奏着乐隆重地列队行进。很多人拥到马路上（电车、轿式马车、拉货马车都不见了），把路面都占满了，因此无法通行。据说，无论是看皇上的加冕典礼，还是看穆罗姆采夫的葬礼，都不曾聚起过这么多的人。所有的马路都挤满黑压压的人群。大概有半个莫斯科，或者说有上百万人，一整天都在走动着，站立着，观看着，挥着手呼喊着“乌拉”。（出现了最初的交通，这就是拉货雪橇，车主是趁机挣点儿钱，谁急需就奔谁去。顾客们穿着贵重的皮大衣，耷拉着腿坐着。）各处的警察都从哨位上溜掉了，却发现了戴着袖标的大学生“民警”（甚至还有拿着木枪的童子军），他们愉快地劝说人群散开：“有觉悟的公民们，请不要聚在这里，你们妨碍了交通！”
“有觉悟的公民们”——这突然成了公众喜爱的称呼，仿佛是一种互相间的恭维。所有人的脸都容光焕发，所有人的帽子上、前胸上和衣袖上都是红色的东西，好像是一块块撕破的红旗。
无论历史上怎么描述，革命总是同某些街垒、枪击、被打死的人联系在一起。可是，在莫斯科就没有任何类似的现象，只是偶然有三个被打死的士兵；对了，据说还有个老头在雅乌扎河桥上号召人们遵守秩序，结果他也被淹死在冰窟窿里了。整个革命在人们的快乐中、微笑中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中进行。人们甚至不明白了：在此之前他们都想什么了？为什么他们没像现在这样生活和期待？以前是什么妨碍了他们过好日子？
看来，没有人对旧事物表示惋惜，甚至想都没想它会回来。警察和宪兵星期三都聚到马车行，但是，他们向人群投降了。很多警察被送到市杜马去了，但并没被当敌人对待，他们似乎处于半被捕状态，只是人群中有人在他们背后打口哨。亚历山大军校好像也没有立即加入革命，克谢妮娅在他们的屋门上却读到了这样的告示：“公民们！为了俄国的光荣，请让士官生们安定地继续自己的课业！”
一个比一个更感人的消息在散布着，这些都不是人们亲眼所见。说什么基什金在市杜马演说时哭得说不下去了；莫斯科商界为最贫困的居民捐献了十万卢布；要么就是古代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将军浑身挂满了19世纪勋章在沃斯克列先斯基广场说：“上帝啊，谢谢你，你没让我的祖国灭亡！”还说，大学理事会已经为反动年代被辞退的教授们说了情，让他们回来。
然而，直到今天，在莫斯科流传的最耸人听闻的传闻是关于诚实的投机商，也就是关于那些最精明的骗子和小偷的：说警察在投机市场上答应给小偷们白洒，让小偷帮助他们躲灾。可投机商们虽然接了警察的酒，却把他们带到了市杜马，说：“先生们，请相信，在这样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商人也不能破坏秩序。”而市场上的秩序似乎真的好得出奇，各个角落都插着红旗，令人眼花缭乱；一些流浪汉骄傲地逛来逛去，他们的破衣烂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
克谢妮娅在这几天里参加了高级妇女讲习班的集会，在天花板上镶着玻璃的休息室里，她们开始谈论：不该只当观众，满城又跑又看的，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帮助革命。昨天，她和爱蒂奇卡·法伊韦舍维奇随着一伙大学生和讲习班的同学去了坐落在少女广场上的医学院学生食堂。她们在那里洗菜，做了很多的汤和通心粉。大学生们则用货车把这些吃的分送到整个莫斯科，供部队和民众食用。开头还挺快乐，可是一刻不停地洗土豆（这活儿克谢妮娅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房东家从来都没干过），这样的革命已经叫她感到腻烦了。但是，天已经很晚了，她已经错过了回去的时间，只好给房主打了电话，说不回去过夜了，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糟糕事！
可是，小青年儿们却很开心，他们争先恐后地唱着。他们的革命歌曲唱得各有千秋，不知道这么多的歌是从哪儿学来的，或者他们是在边唱边学。克谢妮娅也想随着唱，但她主要是出于腼腆。这些歌的歌词粗野，曲调也粗野，她感到有失体面和厌烦，就像在扮演一个被强加的角色。本来很自然地跟大家一起逃了课，一起满城跑，现在却感到心中难过，十分孤独。可又不便让任何人看出这一点，只好强作笑脸。
隔壁房间里在用玻璃板印刷机印着传单，它们被作为校样送过来校对时湿漉漉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然后，被送去张贴和散发。在食堂的大厅里，人们就这么躺在椅子上或者在拼到一起的桌子上去睡觉，为了不滚下去，克谢妮娅和爱蒂奇卡互相搂着躺在一起。没有闭灯，但所有的灯管都用红布包上了，既为了不刺眼，又标志着革命。
但这样一来灯光变成了令人恐怖的血色，再说睡在硬邦邦的地方，脑袋下面又没什么枕的，因此心中感到痛苦：她克谢妮娅陷入了不该来的地方。这——为的是什么？……
今天早上，她没再留下来洗土豆，而是徒步穿过全城走到盐厂，回家了。怀着歉意进了屋，仿佛做了什么坏事或者反对房东的事。
克谢妮娅总是有点儿怕她们。这姐妹俩是老处女，破落贵族，她们的生活规矩很严，因此，克谢妮娅连在自己屋里召开个小晚会都不敢。她们不喜欢她晚归，更厌恶她昨天没在家过夜。你瞧，这不她们正在对克谢妮娅讲述：昨天晚上有一小伙政治犯和三千刑事犯从布迪尔监狱越狱出来了，现在他们已分散到莫斯科全城，在街上抢劫民宅。因此，房门要时刻插上门闩，用什么东西支上，到了晚上，不管谁来敲门，连道缝儿都不能开。
今天的报纸上对这次越狱出逃已经发出了警报（从昨天开始有了报纸）。紧挨着这条消息印的是同样危险的事情：莫斯科君主主义组织的成员被捕，但他们进行黑帮活动的文件没有搜到，他们在动乱的最初日子里赶着把文件运出了莫斯科。
姐妹俩对这样的对比感到愤怒。她们宽恕这场革命仅仅因为这一点：没像一九〇五年那样既停水又停电。也是凑巧儿，这些天来莫斯科唯一的一次枪击正好发生在附近的大石桥上，这更把她们吓坏了，也使她们产生了厌恶感。
克谢妮娅在这家生活的第一年，由于她们的严厉而深感苦恼：难道她到莫斯科来，为的是在这里同样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吗？可后来，她有点儿习惯了。她不想在彼得·拉祖莫夫大街租房，宁可走远道去听课，也要住在市中心，这样无论到哪里去都近便些，从剧院和芭蕾舞班上回来也方便。而且，她实际上也喜欢对自己严厉，在哈里托诺夫家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这样可以更好地学习，感觉自己会更整洁些。至于跳舞，姐妹俩是不干涉她的。
可现在，她尽情地感受了这个革命的春天，心情十分畅快：可以不在指定的时间洗淋浴，然后蜷曲在沙发床上，手拿一大本斯特林贝格的书打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