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所在

从宏观上看，汉代的法制、制度研究存在以下问题。西汉制度在《汉书·百官表》中记载得较为笼统，而东汉制度在《后汉书·百官志》中记载得较为详细，基于这样的记载，此后的正史职官记载及《通典》、《唐六典》等唐代政书，或将汉制置于当时官制源流的地位，或将自身的制度与儒教的产物《周礼》所述周制相关联，以其时代存在定位汉制。结果变成不是用汉制自身的逻辑，而是用后世或《周礼》制度的逻辑来理解汉制。于是制度史被视为仅仅是以记述机构罗列与职官变迁为目的的、枯燥乏味且缺乏前途的领域。因此我认为，无批判地墨守传统政书的记载，就不会刺激人们的研究欲望，从而导致诸如较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显著发展而进步缓慢、对相关制度的理解有失肤浅的后果。这里所探求的，正在于发现汉制所具有的自身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当下汉制研究的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这就是汉律令以及与其同时期的政书散佚，造成了资料不足。因此通过辑佚增加材料，以使原本不清楚的汉制得到一些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即使这些研究所解决的问题还很有限。宋王应麟的《汉制考》为其代表，钱文子的《补汉兵志》与徐天麟的《两汉会要》进一步扩大了成果。清孙星衍对汉代政书佚文的收集，在基础整理上成果显著，清末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张鹏一的《汉律类纂》、沈家本的《汉律摭遗》以及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也属于同类的整理成果。时至今日，自传世文献中机械梳理汉代法制资料的尝试已达到极限，除去在敦煌、居延、武威汉简等被发掘出的同时代的资料中获得偶然性的增加外，难以有新的进展。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是归纳性地利用这些资料以复原当时的制度。然而在此之际，追求汉代的独特规律不可忽视。如前述汉律研究诸作已反映一二，那种或基于唐律或套用西方法概念的研究，即采用其他体系予以解释的做法，是不能正确理解汉律的自身规律的。在这点上，对荷兰何四维通过归纳法研究汉律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应给予高度评价。[1]

即使在从传世文献中已不能发现超越前人的法制资料的情况下，如果把握了汉代的独特规律，传世文献也还可以提供新的资料。比如当原则性地归纳出汉代制诏的形态，并以此为基本原则重新审视《史记》、《汉书》的记载时，即可发现同类诏书被分载的情形；明确了立法程序，则可证实某个记载就是法律文本的事实，从而使新资料得以增加。[2]还有一个重要的视点，就是不能平面地理解汉制，而应当发现有汉一代的时代差异，有必要理清某一官署在西汉两百年间是如何变迁的。即使同为汉律佚文，若不分辨其为汉初律还是汉末律而同等对待，也不是历史的方法。本书的论述将避免这类做法。

有关总论汉代制度的著作，除去一般性的概述外，在我国少到只有《中国官制发展史》上卷[3]第二章，此并非过言。较之中国的政书类，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天子为机构设为一节，又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设宫内官厅一节，下列宗正、少府、詹事三署。不过由于其叙述全面依据《百官表》与《百官志》，因而不免感到是官制的平面罗列。在这方面，陶希圣、沈巨尘的《秦汉政治制度》广引正史记载，辟文官制度一章而叙及任用、升降、考绩等内容，堪称汉制概说的范本。[4](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依据《百官表》逐一考察职官时，仍有众多职掌不清的官名，因此还需要具体的基础研究。对在这一阶段滨口重国[5]、鎌田重雄[6]、严耕望[7]等做出的揭示汉制的研究贡献，应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此并无逐一介绍评论的余地，只想提出一篇对汉代制度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这就是加藤繁的《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窥帝室财政之一斑》[8]。该文探讨了少府的管理事项与属下机构的职掌，研究相当详细。将这一方法用于其他官署的研究，就能够重新对汉制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我认为通过这种研究的积累，就可以脱离前文所指出的将汉制解释为唐或唐以后的官制源流，换言之是唐代官制投影的窠臼，进而探寻出汉代所特有的统治机构的规律。

本章的时代范围主要是汉初至武帝时期，论旨为中央政府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