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行官
行官可见下述诸例：
（永平八年）三月辛卯……卫尉赵憙行太尉事。
《后汉书·明帝纪》
（翟义）出为南阳都尉……义行太守事。 《汉书》本传
（王尊）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
《汉书》本传
（5）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部都尉、小府…… 居延汉简10.32
（6）二月戊寅，张掖太守福、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 居延汉简4.1
指行某某官事。最能反映行官性质的资料见《史记·三王世家》，它是武帝元狩六年三月至四月封建武帝诸子为齐王、燕王、广陵王的上奏文。以下即为经过节略的各奏文开始部分中的上奏者姓名。
1.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二十八日），御史臣光守尚书卜、丞非，下御史……御史大夫臣汤……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三月丙子（二十九日），奏未央宫。
2.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四月癸未（六日），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3.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央大夫臣汤……制曰可。四月丙申（十九日），奏未央宫。
4.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吉，卜入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四月丁酉（二十日），奏未央宫。
5.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二十六日），御史大夫汤下丞相……如律令。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
封建诸王之议始于三月二十八日，经两三次拒绝后得到制可，于四月二十日顺利实施。在此期间，三月二十九日（1）与四月六日（2）的奏文有御史大夫张汤之名，而四月十九日（3）与二十日（4）的奏文，则是太仆贺代行御史大夫事，二十六日（5）又再现张汤之名。另一方面，三月二十八日（1）任安以太子少傅代行宗正事，而四月十九日（3）升任为太子太傅，同样代行宗正之事。由此可知，前者是在本官数日不在的时间内设置行官，而后者的代行官与代行事务完全无关，只是自己的本官调动。任安如果是守宗正，此后的调动就应成为宗正真官。前者之例也可见《霍光传》中迎立昌邑王之际：(https://www.daowen.com)
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迎昌邑王……尚书令读奏曰……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
由此可以推知，在迎昌邑王之时，由于大鸿胪偶然不在，故由少府乐成代行，而在王到达都城之际，大鸿胪韦贤则在。
在这种情况下，代行的规定如何？居延汉简：
（7）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迁谓过所…… 303.12
（8）闰月丁巳，张掖肩水城尉谊，以近次兼行都尉亭事，下候城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10.29
关于其中的“以近次”之语，劳榦认为意指由资历接近即位次接近者代行。此当如是，它可能是最一般的情况。但是以下例来看：
（9）四月丙子，肩水骍北亭长敏，以私印兼行候事，谓关啬夫吏写移言□如律令 29.7
（10）甘露元年十一月壬辰朔甲午，肩水关啬夫光，以小官印行候事，敢言之，出入簿一编敢言之 199.1
是以百石或斗食啬夫与亭长代行比六百石之官肩水候的事务。又《隶释》卷一所收《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
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
如果按照此前的例子，应读作“鲁相平行长史之事”，但是相作为长官而行次官之事，不好理解，首先“卞守长擅”的读法就有窒碍。这里还是应当将“行长史事”下读，应是卞县守长即百石郡吏代行鲁国长史之事。不能认为这些都是位次相近之人，莫如说是出于行事之便而非出于严格的规定。“守某官”如果是代理某官，那么“行某官事”大概就是临时处理某官的事务吧。即在守官如守京兆尹的情况下，缺位的是京兆尹本官；而在行官即行京兆尹的情况下，京兆尹本官并不缺位，只是当时不在而已。
因本官不在而设置行官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如《霍光传》载：
光时休沐出，（上官）桀入代光决事。
有因本官休假[29]而不在，也有因个人患病等原因，还有因公视察而不在等情况。如前节所述的黄霸在守京兆尹期间，应当有某人在颍川郡行颍川太守事，处理事务。因此代行的时间也无一定，看不出像唐代行官那样阶高官卑的意味。另附带一句，因次官丞代行长官事而由他官代行丞事，未见一例。推测其原因，或在于汉代的政治非常重视文书，[30]文书的签署者必须是长官与次官。因此本官在署时，必须由本官签发文书。也就是说，丞在署而不作为丞签发文书，恐怕是违法的。行官制度看起来非常方便，但在这点上将其视为汉代政治的形式主义，我觉得颇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