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第五节　结论

本章论证的内容如下：

一、汉代制诏依据内容可归纳为三种形式。

二、第一种形式用于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下达命令之时，有时带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以称朕意”等语。宣布施政方针、赐予恩典、任免官吏等多用这种形式。在启用立法权时，有时带有“著令”、“著为令”等用语。

三、第二种形式用于官吏在受委任的权限内提出议案并获得许可，然后作为皇帝的命令公布之时，其原则上要有官僚的奏请，并带有皇帝的“制可”之语。

四、第三种形式用于皇帝表示了政策大纲或意志指向，然后将具体立法委托给部分官僚之时，它是第一与第二种形式的复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形式的制文末尾，带有“具为令”、“议为令”、“议著令”等用语。官吏覆奏文中的新律文、新令文若得到制可，自然会加入法典。

五、中田薰博士所指出（沈家本也有部分指出）的著令用语，据前述结论第二与第四点，应当区分为“著令”、“具令”、“议令”。“著令”诏含有应载入法典的条文，而“具令”诏、“议令”诏则在覆奏文中包含其条文。

六、史书采录的诏文有节略、分载的情况，因此对现存诏文若仅以无著令用语为由而断定该诏不载于令典，是危险的。

七、节略、分载的存在，使得从书写格式上判断制诏、制书、诏书成为难事。

尽管如此，第二种形式明显是诏书的一种形式，此比照《独断》的记载可知无误。又据列举的文例可以断定，第一种形式的诏文基本就是制书。因此，第三种形式可以说是制书与诏书的复合。

上述简要的结论能否求诸正鹄，还有待诸贤的指正。不过在现阶段我还是想最后归纳一点，以求指正。

汉代的立法通过第一及第三种形式进行，其程序贯通两汉。由于《后汉书》的记述方式与《汉书》不同，因此尚未发现相当于第三种形式的记载。不过第一种形式的著令诏，有如中田博士所指出的章帝至顺帝阳嘉四年之例，可知其贯通于汉代。而且应注意的是，无论是以第一形式之诏还是以第三形式之诏为程序，经此而产生的法条都无轻重之差。其结果就是法条的极大增加。尤其是汉令条文的增加，在西汉时就已经成为问题，于是到宣帝时由于定国等人整理法条，章帝时则由陈宠等人实施整理。这是通过相关记载可以得出的一般认识。而本章的考证，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事实。除去历来所知的汉令外，汉简中还有北边挈令第七、功令第四十五等令文，此外还有符令、父老令等令名。在武威汉简的王杖十简中，则有兰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卌三等令名。如陈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通考》[9]文中所述，如果王杖十简中的制诏属于这样的令文，则汉代法律条文的数量之庞大是超乎想象的。

我认为伴随着汉代法律条文数量的增大，愈发显现出魏时增加律目与编纂令典的意义。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大英明举措，法律的运行、立法技术也同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在魏时，仍然通过带有著令用语的诏追加法律。以诏书立法，后世永续。如果概言汉代与六朝以后的不同点，第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如晋武帝泰初二年议通粜法诏中的“主者平议，具为条制”、宋武帝大明二年七月沙汰门诏中的“主者详为条格，速施行”、宋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崇俭诏中的“有司详加宽惠，更立科品”等所示，第三种形式的最初之诏的“具令”、“议令”用语发生了变化。条制、条格、科品等为何，这是新的问题，但它们不是令是清楚的。如此看来，法条在此被赋予了轻重之差。在以汉代第一形式与第三形式立法的情况下产生了轻重之差，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我认为以魏晋律令典的形成为界，存在着法典观念乃至立法程序的差异。

第二，如唐仪凤六年二月五日公布法典诏，云“此外并停”，意即法典以外的法条均失效，这也是汉代陈宠曾经建议但却未能实现的措施。《后汉书·陈宠传》载：(https://www.daowen.com)

（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未及施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

从中可以看出与法典已然确立的唐代的差异。如此看来，陈宠以《尚书·吕刑》为标准确定法条数量的思路，反映了陈氏的法学倾向。要言之，从有关法典的基本思路及立法技术而见，汉代法律在律令法体系中仍处于未成熟、不发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