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结论

[1]参见本篇第二章。

[2]《汉书·张汤传》。本书第五篇第二章《爰书考》。

[3]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四“贼律二”。

[4]杜贵墀：《汉律辑证》卷四。程树德：《汉律考》。

[5]关于张竦，可见《汉书》的《张敞传》、《杜邺传》、《陈遵传》、《王莽传》，但未见疏中所言之事。《后汉书·郭躬传》：“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注：“《阴阳书·历法》曰：‘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

[6]“或”或为“惑”之意。

[7]淳于长之案，本传云“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与《天文志》不同。据我的看法，其原因在于不必说《天文志》，即使是本传也是略写了劾状之文，而差异正出现在略写的部分，此据“罪至大逆”的说法可以明确。与此类似的例子可见《丙吉传》“司隶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匈奴传下》“昌、猛奉使无状，罪至无道”。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淳于长附于《佞幸传》，丙显附于《丙吉传》，昌、猛附于《匈奴传》，均不是单独立传，因而不能充分容纳史料。

[8]关于汉令的形态，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

[9]在汉代，官吏通过二千石、列侯等具有一定资格的人物之推荐而得以晋升。如举孝廉、举能治剧等所见，据以推荐的德目附于“举”字之下，一般称此为选举。武帝后该制确立，位居高位的高官负有推荐有能力者的义务，但同时也出现了接受其他途径的请求（当时称“请托”）或敷衍义务而推举的情况，结果是并不优秀的人物也有可能获得推举。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使推举者承担责任，就产生了被推荐者若不符合德目，推荐者亦受惩罚的法律。该律律文已佚，但被称为“选举不实”，相关情况可见《百官表》竟宁元年条御史大夫张谭事及《严延年传》。又据《陈汤传》与《恩泽侯表》邛成侯王勋等记载，云“坐选举不以实”，有“以”字。而如《翟方进传》载，元延元年诏举方正，红阳侯立举陈咸对策，方进奏咸不当举方正，“并奏立选举故不以实”，多“故”字。我认为《翟方进传》的记载最接近律的本文。

[10]《后汉书》之例见《耿弇传》：“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幸，共为不道，策免……”同样的事件又见《安思阎皇后纪》：“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大不道”语又见《汉书·师丹传》：“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师丹奏文本应是“大不敬”，这也许是《汉书》误书或后世的添加之笔。联系《后汉书·安思阎皇后纪》之文，“大”有可能是衍文。除去这两条记载外，未见有因阿党、阿附而被问罪为不道的事例。“罔上不道”唯见《杨震传》：“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

[11]《汉书》卷一上《高祖本纪上》：“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卷八四《贾谊传》：“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卷五一《路温舒传》：“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

[12]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贼律一”。

[13]参见鎌田重雄《汉代的禁锢》，收入《汉代史研究》（川田书房，1949年）。又，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四有“臧吏禁锢”之目。

[14]试举二三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毌将隆传》），“不开府库之臧”（《陈汤传》），“攻山取铜钱……地臧空虚”（《贡禹传》）。

[15]居延简123.41：“□　坐盗臧百钱以上。”《萧望之传》：“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王子侯表》：“（承乡侯）德天嗣，鸿嘉二年，坐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免。”居延简562.29：“袭一领，臧直五百以上，士吏昌劾移郡。”

[16]《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原也。”

[17]布目潮沨：《试论汉律的体系化——以列侯的死刑为对象》，《东方学报》（京都）第27册，1957年。

[18]《史记·周勃世家》：“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又《汉书·窦婴传》：“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关于“约”，可参见增渊龙夫《关于战国秦汉时代的集团之“约”》（《东方学论集》第3集，1955年）。我关于高皇帝之约的论考，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五章。

[19]如《皇后纪·和帝阴皇后》：“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光武十王列传·楚英王》：“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孝明八王列传·陈愍王宠》：“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又《孝明八王列传·梁节王畅》：“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以上都是可入执左道范畴的例子。

[20]《许皇后传》中所见的“媚道”，亦见《孝武陈皇后传》：“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沈家本认为媚道即左道。

[21]久村因的《关于西汉的迁徙刑——对古代自由刑一个侧面的考察》（《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小林昇的《两汉所见列侯与其封邑的关系》（《东洋史学会纪要》4），对这一问题有部分涉及。久村之文的对象虽仅限于诸侯王，但考证绵密。参见本书第二篇第四章《汉代的迁徙刑》。

[22]邘侯李寿是官吏擅离职守而获罪的例子，但没有因此而论以不道罪。李寿有“擅出界”与“使吏谋杀方士”二罪。汉时，一般数罪并罚采用吸收的原则，但“使吏谋杀方士”不能认为构成不道罪，这也许采用的是并科原则。成陵侯德的族内有相当于唐时所谓“内乱”之事，且并发杀人案件，他知情却未能控制，亦未报官，由此构成不道。不过以文面所见，他是次子，未必能够掌控全家。如果是因为列侯而听任此等恶行以至被追究责任，则列侯就应有禁止恶行或报告的义务——法制或礼制上的义务，一旦违反就将受到处罚，然而不能认为列侯具有这样的义务。

[23]参见前注所引《陈皇后传》。

[25]这段文字在汉魏律研究中极为重要，但句读障碍也甚大，因而我未对正文加标点。以下拟就问题所在表述己见。读该文时问题有二。其一，应如何读“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的“及”字；其二，开头“改”字的宾语截止何处。
第一点，如果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的“及”字当作连词，则有“以言语”与“犯宗庙园陵”两种犯罪；如果读作动词“及犯”，则只有“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一种犯罪。荻生（转下页）（接上页）徂徕读作“及犯”。假设有两种犯罪，则“以言语”这种规定令人觉得相当模糊不清。我姑且认为是一种犯罪。
第二点，“改”字的宾语截止何处。荻生徂徕标点的和刻本《晋书》训读为：
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在“夷其三族”之前，几乎全文归属于“改”。这样一读，“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罪、“谋反大逆”罪均属汉律，“夷其三族”亦为汉所施行，均为汉贼律所规定的内容。而且如果说魏的情形如何，则是修改了汉时那样的规定，所谓“不在律令”，结果就是魏律完全删除了有关大逆的规定。从魏新律序的写法来看，一般是改变了汉律的某处某处，魏律如何如何。据此来看徂徕的读法，结构上是可以的。然而魏律令中全然不存有关大逆的规定，这即使是在严厉根绝恶迹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想象的。事实上《魏志》卷四《高贵乡公髦传》载：
大将军文王上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阵伤公，遂至陨命。……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而且这是明帝定新律之后的事情。这样一来，按徂徕句读而视为汉律的内容，即“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其中的“或某某”、“或某某”这种不确定的说法，很难认为是律的表现。因此，徂徕的句读也不能无条件地信从。
守屋美都雄的《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第2辑，第22页），提出了第二种读法。本来这部分与守屋氏的论题全然无关，因而在此引用也许会给守屋氏带来很大的不便，但由于这一读法明确表示了一种理解，故乞宽容，允许引用。其读法为：
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据此读法，“不及祖父母孙”之前是“改”的宾语，因此“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是汉律规定，所改为此。而魏时的情况则是“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这样“或某某”这种不确定的说法，则是指魏未入律令时期的情况。在这点上，较徂徕读法而易于接受。不过魏时律令没有关于大逆的规定，这点仍与徂徕的读法相同，存在问题。而且“至于谋反大逆”之“大逆”与“谓之大逆无道”之“大逆”，其罪是否相同，也是疑问所在。我通过考察徂徕与守屋两种句读而感到最大的疑问，就是“但以言语”的“但”字。“但”字的限定之意，来自二人的读法。据徂徕与守屋句读，其意为“汉贼律中，唯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尤其是守屋的句读结果，很可能成为汉代的大逆无道只有这一种犯罪。然而汉代的大逆无道并非仅此一项，已为本文所明确；谋反大逆亦处腰斩，亦为布目潮沨所论证。我认为“但”字与“至于谋反大逆”的“至”关联，是比较的用法。因此，我想该文是否可读为：
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原著以训读表示两种读法的差异。——译注
即“但”以下全部是魏法。因此“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未必仅是汉贼律的规定。它或许是只有这部分被保留在贼律中，或许是魏更加重视如擅议宗庙法（参见《汉律考》“律令杂考”下）的内容。

[26]《孝成赵皇后传》：“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丞相以下议正法。”《梁王立传》：“书到，明以谊晓王。敢复怀诈，罪过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辅导，有正法。”《杜钦传》：“（杜钦）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

[27]《杜延年传》中的侯史吴经追随霍光权威的群臣朝议，被强行问以不道罪，即为其证。在本文所引用的例子中，多少也具有此种倾向。

[28]不孝与禽兽行（即唐律的“内乱”）之例见《汉律考》四“律令杂考”上，但数量极少，且又限于诸侯王或列侯，况且还没有被视为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