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竹使符
与铜虎符相比，竹使符的研究较少。据应劭注，竹使符为竹箭五枚，长五寸，以篆书镌刻，有第一至第五的编号。又据《后汉书·杜诗传》“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其余”应指发兵以外。关于“征调”，将在后文论述。
使用竹使符的例子，可见《后汉书·礼仪志下》：
登遐……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尽哀。
即皇帝去世后向郡国通报，派出的使者应持竹使符前往。原因是传达皇帝去世这一非常事件的信使，必须是值得信赖的，所以为了保证使者的真实身份，有必要持有物证。当然，竹使符也分左右两半，右半部分留在京师，左半部分由郡国守相掌握。其旁证可见《百官志》尚符玺郎中条的本注“主虎符、竹符之半”。
其次，拟就竹使符的形状作一些推测。1957年安徽省寿县出土了“鄂君启节”，[11]这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223年）为鄂君启的府库所授之节。其为舟节一枚，铭文9行162字；车节三枚，铭文9行144字，均为铜制，中间象竹节形状，节的上下刻有铭文。舟节所载：三舟为一舿，一年50舿；车节所载：一年50乘，牛马驮运货物以10头折算为车1乘，人力挑运货物以20人折算为车1乘，50舿船与50乘车的货物可以免除课税。有关铭文中的地名尚有各种考证，但这些节是上述货物的免税凭证，则不存异见（参见第四篇第二章插图）。
三枚车节均为同文。据殷涤非、罗长铭的复原研究，车节、舟节皆略呈弧形，用五枚相同之物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圆筒形。换言之，它是将粗大的竹子一分为五后出现的形状。
基于这点考虑，可知竹节本来就是不易伪造之物，因此最初的符节，无疑就是剖开竹节又相合来作为证据使用的。郭沫若推测剖而为五恐怕与五行说有关，总之由五节合为一个竹筒的鄂君启节具有很丰富的启示。我看到这个形状，则想起《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中的“都鄙用管节”，“管节”就是组合各片而恢复成管状。而且《周礼》注也说：“管节，如今之竹使符也。”该注并不是说竹使符的作用，而是指其形状。这样通过鄂君启节也可以想象到汉代竹使符的形状。如果再加补充，我认为竹使符像鄂君启节一样，五枚一组，各一分为二，右半留在中央，左半授予郡国守相。再有，鄂君启节是对车节五枚50乘、舟节五枚50胯予以免税的凭证，所以一枚节各相当于车10乘，舟10胯。那么每通过车10乘、舟10舿的货物时，恐怕就要向关津（即楚王之地）提交一枚节。当50乘车、50舿舟全部通过，节理应也被王的辖地全部收去，而至第二年再授予五枚。
再回到居延汉简上。首先是简的形状与释文。简（3）有从第一到第五、使者符合之文，说的就是上述铜虎符、竹使符的情况。简（3）长12.5厘米，上端完整，距上端2.5厘米处有“从”字。这与简（2）武帝诏最后的“伦”字距下端2.5厘米的情况相同，这些诏书简给人以上下空白整齐相等的印象。其次关于简（17）的释读，也有必要涉及一言。该简的年月，劳榦的《释文》及《甲编》均读作三年十月。众所周知，隶书的十与七字形酷似，竖笔笔划较短的是七。简（17）下文的“六十六字”中有“十”，两相比较即可明了，“十月”应读作“七月”。还有图版的情况各不相同，这也是在处理居延汉简时遇到的困惑之一。即使是在《图版》之中，彼此间也有浓淡的不同。而《甲编》的道林纸本与报纸本则完全不同，如简（17），道林纸本可读为“二年”，而报纸本可读为“三年”，《图版》也可看作“三年”。但是这里应读作“二年”。理由是据《二十史朔闰表》等，文帝二年七月之朔为庚午，十一日是庚辰，若是三年七月，则朔日是甲午，当月无庚辰之日。因此该诏是二年七月十一日庚辰日颁布，而初授铜虎符、竹使符是在当年的九月。
其次，简（14）应该也是该诏的一部分吧。
《考释》与《甲编》均将简首的“而”字释为“市”，误。以简（3）来看，其内容可读作“从第一开始，太守从五，使者如果符合……”，再据图版可一目了然，首字“从”上有四字左右的空白，这表明该简上部完整，下部缺损。由此可得出结论，在上一简的最后，有表示天子或皇帝或中央政府的文字，记载了像“天子自第一始，太守自五……”这种使用符的细则规定。由此可以判明新的事实，即中央派遣的使者需要持有铜虎符、竹使符以证明身份的真实，而由地方长官派遣的使者也需要持符证明身份的不伪，这一事实是过去未曾明言过的。
简（14）应是对亡失及折损符的处置规定的部分行文，可以说规定制定得极为具体。
有关竹使符的使用，前述《杜诗传》中有“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的记载，即竹使符用于征调。又《汉书·严延年传》：(https://www.daowen.com)
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
应劭注：
符，竹使符也。臧在符节台，欲有所拜，召治书御史符节令，发符下太尉也。
又，《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汉旧仪》：
竹使符，出入征发。
而关键性的解释，见《周礼·春官宗伯·典瑞》“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注：
杜子春云：珍当为镇，书亦或为镇。以征守者，以征召守国诸侯，若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
“征”为“召见”之意，指皇帝召见郡太守。召见的目的如《严延年传》所见，转任他职是其中之一，其他也有可能是与郡太守会面。不过由于郡太守离开治所关系重大，所以为了预防假冒使者的出现而有必要用符。这与前述的铜虎符一样，我所主张的符是使者真实性证明的这一原则，在这种场合下也无所改变。
以上就铜虎符、竹使符阐述了我的看法，那么应如何理解文帝二年与郡守剖分铜虎符、竹使符与当时时代背景的关系呢？
其时文帝才由代王入京即位，吕氏之乱也刚刚平定，由谁即位这种事，无论是即位者还是群臣或是有即位可能性的同姓诸侯王，关心的都是皇帝这一专制君主之位的重要性。另外在新帝即位时期，不稳定的因素也很大。尤其是如布目潮沨所指出的，在吕氏之乱后的重大局势下，以不满文帝即位的齐王等六王的存在，构成了此后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这是不可忽视的。[12]
文帝即位之日，任太后之弟薄昭为车骑将军，代王中尉宋昌为卫将军，后以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武力由文帝诸臣掌握。[13]文帝元年秋，周勃病免，二年十月因陈平去世而再任丞相，但至三年十一月复免，以列侯就国。三年六月，济北王叛乱。另一方面已然就国的周勃，每遇太守巡视时即持兵相见，其中的异常紧张可窥一斑。记载铜虎符、竹使符的时间正是在文帝二年九月。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对文帝新政权的反感与疑惑，于是针对这一现实，作为预防措施而规定了铜虎符、竹使符之制，以使皇帝与郡守间的信任得以落实，命令与报告得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