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与祅言
诬罔、罔上这种犯罪，并不是用刀刃杀伤他人，而是言论犯罪。汉时的“言论犯罪”有各种情况。汉律研究者著作所揭示的条目，有诽谤祅言、诋欺、漏泄省中语、非所宜言等，其中与不道关系最密切的是诽谤祅言。诽谤祅言罪秦律即有，其处罚之严厉，可据《高祖本纪》、《贾谊传》、《路温舒传》而明了。[11]入汉后，高后、文帝、哀帝曾废除此律，但东汉章帝及安帝诏仍有所涉及，因此很难认为汉完全废除了此律，这也是汉律研究家们几乎一致的看法。我对此并无异议，但对笼统地称诽谤祅言尚存疑问。以下先提出不可缺少的论证资料。
（1）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眭弘）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䄠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弘字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汉书·眭弘传》
（2）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五年……（有司劾）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六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作祅言欲乱制度，不道。……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
《汉书·律历志》
（3）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祅言，缚以属吏。
《汉书·夏侯胜传》
（4）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
《汉书·杨恽传》
（5）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孝武皇帝……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不宜。……”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
《汉书·夏侯胜传》
（6）会（京）房出为郡守，离左右，（石）显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语，博兄弟诖误诸侯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狱。
《汉书·淮阳宪王钦传》
（7）（丞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
《汉书·严延年传》
上述七条资料，（1）至（4）为祅言，（5）至（7）为诽谤，很明显，无一例诽谤与祅言连言。相关内容的探讨容待后文，在此先基于这一事实来看帝纪。高后元年称“除祅言令”，《哀帝纪》称“除诽谤诋欺之法”，只有文帝二年五月诏言“诽谤祅言之罪”。在此细读该诏：
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中提到了“大逆”与“诽谤”的情况，但并未具体涉及祅言。
《景帝纪》云“（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韦玄成传》亦云“孝文皇帝除诽谤”。沈家本认为，高后、文帝时一度废除的诽谤祅言律至哀帝时又被废止，说明该律在武帝时曾经恢复，此说可从。不过高后时一度废除之律，文帝时又废除，其间是否有恢复的情形，[12]尚存疑问。该律高后元年废除，文帝二年再度废除，其间约为十年，而且是汉代政治趋向革除秦苛法的时期，因而很难认为会反其道而行之恢复该律。沈家本之说直接沿袭了文帝二年诏颜师古之注，而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文帝诏中的“祅言”二字为衍文，我认为梁玉绳的说法比较稳妥。据此，可认为高后时废除了祅言令，文帝时废除了诽谤律。祅言与诽谤性质不同，此可通过对以下资料的分析得以明确。
资料（1）与（3）有共同点。（1）中记载了大石自立、枯木立而复活的奇异现象，眭弘依据经术将此解释为“汉帝德已尽，天子当让位贤人”。（3）中的夏侯胜也是根据经术解释“天久旱不雨”的自然现象。当时霍光亲自调查夏侯胜。由于霍光正策划废除昌邑王，因此怀疑是最初一起策划的张安世将秘密泄露出去的，但实际上安世并未如此。调查结果表明，这只是夏侯胜用经术判断而已，霍光大为吃惊。不日，昌邑王被废，宣帝即位，夏侯胜未陷其罪。眭弘一案，眭弘被处刑后不久，昭帝夭亡，昌邑王立，随后又为宣帝取代，所以天子命运将尽的推测并非完全是虚妄之言。但这是当时霍光等人所不能预测的，而且眭弘的言论用后世的话来说，其实就是鼓吹禅让，这自然是后文所述的危及宗庙的言论，因而眭弘被断以大逆，问以不道之罪。资料（2）中，张寿王依据其自身的理论非议汉历，认为因历法错误而导致阴阳失调。其后分别以汉历与张寿王的理论为基础进行观测，最终证明汉历是正确的，张寿王由此被劾为“非所宜言，大不敬”。由于他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结果被视为“作祅言欲乱制度”而问以不道之罪。
（1）至（3）案件的共同特点，在于依据经术与律历理论批判当时的政治与制度，困扰国政。像这类“祅言”性的解释虽与当时官学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仍属正统的经学理论，与反经义的左道不同（参见第二节（8）《李寻传》）。
资料（4）是对杨恽的劾状，其中所说的“訞恶言”内容有些差异，几乎接近于诽谤。杨恽因言获罪的理由有下述六点：
甲：高昌侯车奔入北掖门时，恽云：“闻前曾有犇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https://www.daowen.com)
乙：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恽上书为延寿辩护。郎中丘常问能否有助于延寿，恽答：“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篓数者也。”
丙：中书谒者令宣将出使匈奴者所传达的单于欲来朝之语，透露给了朝廷重臣，当时恽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殡恶，单于不来明甚。”
丁：指着西阁画中的桀纣云：“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
戊：闻听降汉匈奴人为单于所杀，云：“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己：久不下雨时云：“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
劾奏者论：
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以上主为戏语，尤悖逆绝理。
其中甲、己或许多少接近祅言，不过杨恽自矜其能，性格苛刻，好发人隐恶，为夸示自己而经常随便发表议论，所论也缺乏理论依据。劾状中所说的“訞恶言”，也许是祅言与恶言，《功臣表》则云“诽谤政治”。然而即使是诽谤，也未必是明显怀有不满与怨望而非难天子与政治，杨恽案在这点上是很不明确的。他只是或称天子将死（甲、己），或特意避开尧舜之像而指桀纣，说天子不过如此（丁），又说如果亲任大臣，秦或许可延续至今，古今如一丘之貉（戊）。当然这已经是直接针对天子的过度非礼，以言论触犯宗庙、天子，所以被看作悖逆绝理之语并问以大逆，也合乎情理。
杨恽一度被免为庶人，但仍不改其言行，最终被判处死刑。张寿王也是最初被劾以“非所宜言，大不敬”，遇赦免刑，然而终因不改变主张而被定为不道。这显示了量刑上的幅度，值得关注。
所谓诽谤，究竟是何含义呢？资料（5）为“非议诏书”案而无诽谤之语。不过该案在《刘向传》中记为“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故是诽谤案应无问题。当时，宣帝欲定武帝庙乐，唯独夏侯胜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对于夏侯胜直接非难武帝（毁先帝）的言论，群臣指出这是天子的诏书，以此驳斥夏侯胜的意见。而夏侯胜云：
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认为即使是诏书，若其有误也不能用。他说诏书有误，即是非议诏书。
资料（6）的案件可详见《京房传》。据该传，淮阳宪王的舅舅张博是京房的弟子，张博的女儿与京房结婚。京房每次朝见后，总是将天子之语告诉张博，故群臣很讨厌京房——此相当于“漏泄省中语”。张博与其弟光共劝宪王上书入朝，所谓“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坠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大王绪欲救世”，同时又请托京房帮助淮阳王实现朝见。京房说：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充宗为巧佞之人，与丞相皆在位十几年而无所建功，自己所主张的通过考功决定官吏进退的措施，也因石显等人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如果淮阳王得以朝见，就可以向天子进谏考功之事，这样自己的主张也能够施行。然而京房此事被石显窥知，在京房调任郡太守之际，石显乘机劾奏，结果张博兄弟对天子的议论与京房有关石显的言论，即成为诽谤政治。关于劾奏中的“狡猾”一语，将于下节讨论。
资料（7）为酷吏严延年之案。他被原同事郡丞义告有十条罪状，调查结果有数事属实，延年获罪。据传载：
甲：颍川郡丰年之际，凤凰飞来，于是天子下诏褒奖太守黄霸，赐予金、爵。延年一向轻视黄霸为人笃实，但黄霸反而先于自己获得奖赏，因而当本郡遭遇蝗灾时，延年对丞义说“此蝗岂凤皇食邪”，以此表示对天子赏赐的不满。
乙：义又直言司农中丞耿寿昌建常平仓惠泽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为也，当避位去。寿昌安得权此？”
丙：左冯翊太守缺位时，天子一度想任用延年，终因其治政名声严酷而中止，延年认为自己是被少府梁丘贺所诋毁，于是当听说琅邪太守久病被免时云：“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
丁：举荐廉吏时，由于该人有赃罪，坐选举不实贬秩。当时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
以上四条为查实之事。延年因自己的升迁、褒奖不如意而心怀不满，此为怨望；非难天子的褒奖与其他官员的政绩，此为诽谤。延年案与杨恽案非常相似，但逐一检视他们的言论，延年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政策与人物进行非难，其言论近似于夏侯胜指名批评武帝，京房、张博指名非难石显、韦玄成等。若只是比较杨恽、严延年两案，诽谤与祅言似乎相同，但若比较（1）眭弘与（5）夏侯胜案，则明显不同。
诽谤、祅言是非难、反叛天子与现实朝政的行为，它以破坏当下的国家秩序而构成不道罪。但在汉时，多见对天子的谏言、对政府的批评、对天变地异的经义解释，毋宁说一般不构成诽谤、祅言的例子较多。从对张寿王与杨恽的处罚因天子之命而一度延缓，由此留下了反省时间，以及数次废止诽谤、祅言律来看，汉朝对此罪实施的处罚似乎是经常反省且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