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二年七月庚辰诏
接下来考证简（17）。该简长于普通简，以至于劳榦的《图版》以及《甲编》都难以纳入一行之中，为此《图版》将其分载于96页与116页。而且96页上的简上部是折断的，所以其实际长度要大于照片的30.5厘米。该简是诏书的末尾简，不过这一文帝二年七月庚辰诏，《史记》、《汉书》不仅未载其文，就连发诏一事也未记载。
简（17）有“□符令”，其下是“制曰可。孝文皇帝二年七月庚辰下，凡六十六字”。意即该诏颁于孝文皇帝二年七月庚辰日，诏令全文合计66字，所以“孝文皇帝”之后与诏令内容无关。“制曰可”指上请皇帝的奏请得到许可，故“□符令”位于奏请的末尾。这种形式的诏令如蔡邕《独断》所言：
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亦曰诏书。
是通过诏书的形式发布的。而在群臣奏请前，还有表明制定法令的目的或必要性，末尾有“具为令”、“议为令”等语句的制诏。这种制诏所反映的形态是，将基于政策大纲或皇帝意志的具体立法委托给官吏。在第一章中，我将这种形态的诏书分为第三种形式，[3]而可见于史书的具体例子，则有《汉书·刑法志》中的废除肉刑诏、《史记》与《汉书》两《儒林传》序中的置博士弟子员诏等，它们保留了这类诏书的原型。
在认识了汉代诏书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再来看简（17），则位于“制曰可”之前的“□符令”，可视为如“某某云云请为□符令”这样的奏请文末尾，而且其内容至少是涉及符规定的令。
这样推测的结果，使我不得不考虑简（3）的“从第一始，太守从第五始，使者苻合”与简（14）的“而亡符及折”，也许正是该符令的一部分。由此又必然想起《汉书·文帝纪》的记载：
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应劭注：(https://www.daowen.com)
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
又颜师古注：
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又《史记索隐》引《汉旧仪》：
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
鎌田重雄认为：“铜虎符如其名，为虎形铜符。其左半藏于中央，右半持于太守。兴郡兵之际，中央派遣的使者须与太守合符方可发兵。”“发郡兵的信物铜虎符由太守掌握，表明郡兵权掌握在太守手中。”[4]布目潮沨指出：《史记·孝文本纪》有“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的记载，汉时诸侯王于发兵之际，与郡守一样，必须要有虎符。《吴王濞传》中的问罪胶西王卬及《齐悼惠王世家》中的齐王为诛吕氏一族而发兵的记载，皆为明证。他还认为：齐王征讨吕氏明显是在文帝二年以前，因此文帝二年是“正式确定铜虎符之年。而在此之前，汉代也是禁止诸侯王随意发兵的”，“在吴楚七国之乱前，汉代诸侯王可以自由地统治其国，然而自由地发动军队是绝对不被许可的，这点尤其应当注意”。[5]
可见，铜虎符是发郡兵的必要之物，也是兵权所在的象征。相对而言，有关竹使符的研究则较少。我认为这里所举出的简（3）、（14）、（17）三简与符相关，或可在先学的研究成果中增加某些认识。因此，我想在解释三简的前提下，先叙述有关铜虎符、竹使符的个人见解，然后再谈简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