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贺批评的要点
滋贺的评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若是以九简为一个制诏，岂不是结构纷杂而不符合制诏的体例吗？制诏的文体应始终如一，在此点上有失严谨。
第二，如果是廷尉附上两个法令仰仗皇帝决断，则只有御史令第册三改行书写，而兰台令第卅三却夹在皇帝的话语之中，此难以理解。
第三，作为裁断吴赏案的准据法令，仅兰台令第卅三即已充分，御史令第卌三是有关官吏凌辱人的规定，明显是另外一事。
第四，若将“明白赏当弃市”解释为皇帝之语，“明白”之语恐不合适。
第五，剩余的第9简与其他九简的关系如何，为何决事比会从一个老人的墓中出现？
鉴于以上疑问，对大庭之说难以接受，而以《武威汉简》的排列为据并加以修正的郭沫若的排列是正确的。
不过滋贺只是对郭氏的排列予以认可，却并不全面依从郭说，他对郭说亦存有疑问，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见解。(https://www.daowen.com)
首先，第1、2简与第3—8简虽然各为一组，但顺序颠倒过来。郭氏以第2简末尾的“下”字笔划异常粗大为由，认为该简是全部十简的结尾，大庭的反证虽然可以认可，但这只是否定第2简是十简末尾的必然性，而不能否定其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确定的理由，它位居末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是郭氏认为第8简的“明白赏当弃市”六字为“当时皇帝的批语”，为此而另简书写，大庭原文忽视了此点；在皇帝之语为改行原因这点上，郭说与大庭说基本相同，而在避免发生混乱上以郭说为长。但是，以“明白”作为皇帝之语并不恰当，“河平元年云云”的文体是记述性的，不是何人请求案件裁断的文书，突如其来地只出现批语也难以理解。在现阶段，以搁置疑问的《武威汉简》的读法为最稳妥。
第三，由于第9简书写了墓主的名字，因而以“论理为首出”的郭说为是。又，第10简的“尚书令灭受在金”的“灭”与“密”音通，或是别字误书；“受”为“授”，“金”是“金城”之略，“受（授）”的宾语是“兰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卌三”的法令文本，它们被封印后与王杖一起授予幼伯，这些都是他说所无的郭氏的长处，说明了简何以与王杖共同出土。因此就简的排序而言，可从郭说。
在解说郭说的基础上，滋贺对郭说遗留的疑问，如授予法令具有怎样的含义，较郭说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此十简是王杖的授予证，第9简是其主文，第10简记载了授予王杖的法律依据及王杖持有者享有特权的法规名称，又记载了身为负责人的当时的尚书令之名与授予地。
滋贺提出新说，认为以下八简为两个制诏，即第3—8简为兰台令第卅三，第1、2简为御史令第卌三。后者的御史令与河平元年发生的殴打案完全无关，只表示授予王杖是特殊恩典，只有第3—8简是与河平元年殴打案相关的制诏。又，文中的“本二年”较视为河平元年以后，亦可视为无年号的文帝二年或景帝二年。又，在裁决河平元年此案时，承担裁决之责的郡太守准据本二年诏裁决，但由于吴赏是让手下殴打先，自己并未下手，由此出现问题，故请求廷尉裁断；虽然本二年为何时无解，但它是被作为兰台令第卅三著录的，此后又发生了吴赏殴打案，于是将此作为审判案例追加记载到作为适用法的兰台令第卅三之后。
还有第5简的“明在兰台石室之中”的“明”字，参考了武伯纶的“名”之假借或误书的见解，认为是兰台存有王杖持有者的姓名，因此在以后被著录到兰台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