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有关汉代官制的特色，尚有若干未及论述的问题，现举其要点以待将来再论。
其一，文书政治的运行高度发达。汉代的下级官吏，因持有当时的书写材料竹简木牍及削除误字的小刀而被称为刀笔吏；公文的书写格式与常用语受规范约束，此可证以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及东汉石刻中的丰富例子。据汉简可见，文书涉及边境守备部队每天的工作与官吏履职情况的报告、命令的下达、按事项分类的帐簿整理。[44]对本地区的上级官府实行逐月报告，州、郡、国则于每年岁首向皇帝提出十月至九月的年度计簿，此称上计，[45]上计是对地方官进行三年治绩考核的依据。上计制度在战国末期的秦已然存在，证明了统治手段因官僚制度而发达。又如简牍所示，边境守备部队最低级的燧长以上的官吏，除通过文书处理事务外，还屡屡因“月会某日”的命令而被召集到上级官署参加会议。不受行政机构地位高下的限制而以会议处理问题，这是汉代行政运行的一个特色，其最高形式就是朝议。
其二，从整体制度看，冗官较后世为少，而且各官均有非常具体的职责。例如属于奉常的均官长，东汉服虔注为“主山陵上槀输入之官也”。槀是枯木，均官的职掌为运出帝陵上的枯木。我的看法是，进入帝陵恣意砍伐树木为不敬罪或不道罪，当处以死刑，而帝陵上有枯木则为管理帝陵不当。均官的职掌，应是将其运出作为柴薪处理。如此，即可理解其为奉常管辖下的必要官职。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度发展中的现象，也是其初级阶段的特色。
其三，狱官多。《汉旧仪》云“长安中诸官狱三十六所”，注释所见的由九卿属官管理狱或罪人是值得注意的。狱官多的原因可作如下思考。关于少府若卢令，《汉旧仪》云“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若卢又如如淳注“藏兵器”，因而是负责兵器管理与修缮的官署，但同时又附设有狱，收管有罪的将相大臣。邓展注“主受亲戚妇女”，共同点是入狱者为身份高者。服役者在这样的狱中当然是要劳动的，而在若卢狱中所从事的，恐怕正是修治兵器。因此尽管有狱官之注，但治狱仍不是主要目的，其原本职务乃是为了履职而向被惩罚的劳动者中寻求劳动力，由此被附加上了收管服役者的狱官职责。服役者在将作大匠手下为其役使，此滨口重国已有论述，[46]刻石中也有依靠劳役之徒建成褒斜道的记载，[47]募集死刑犯戍守西北边境以减刑，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与此一系列事实相关，有必要对中央、地方官署日常大量利用惩罚劳动的命题加以探讨。
其四，关于汉代的军制研究。汉代军制不明，早在宋代作《补汉兵志》时就已经产生了疑问。不过学界以滨口重国为首，[48]多有研究者从百姓役制的角度推进研究而取得成果。然而官制中的武官研究，着眼于军队组织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本书第四篇第一、二节有关将军的研究，即着眼于对这方面的反省，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有待将来展开的问题。
最后，如果概括本章所明确的汉王朝统治机构的特色，则有两点：第一，官吏的任用晋升制度、文书政治、集议制度的发达与法律的完备，体现了汉代官僚制度在统治手段上的完备；第二，其制度的本质是单一的君主专制，以皇帝亲政为原则，较多的官署具有为皇帝个人服务的性质。居于皇帝近侧的官署——少府与郎中令包含着以后发展分化为多种官署的因素，但仍然作为独立的官署而存在，这又是其总体上不发达的一个方面。
[1]何四维：《汉律残卷》，莱顿，1955年。
[2]本书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
[3]和田清编：《支那官制发展史（上）》，中央大学出版部，1942年。
[4]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
[5]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6]鎌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
[7]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商务印书馆，1948年。又《中国地方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
[8]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东洋文库，1952年，第35—156页。该文发表于《东洋学报》第8卷第1号、第9卷第1—2号，1918—1919年。
[9]布目潮沨：《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载《纪念和田博士花甲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
[10]本书第三篇第五章《关于“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11]本书第四篇第四章《汉代的啬夫》。
[12]和田清：《秦汉十二卿考》，《纪念加藤博士花甲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第945页。
[13]伊藤德男：《关于西汉的九卿》，《东方学论集》第1号，1954年。又《关于西汉的三公》，《历史》第8辑，1954年。
[14]大逆不道处腰斩。关于不道罪，参见本书第二篇第三章《汉律中的“不道”概念》。
[15]和田清编：《支那官制发展史（上）》，第35—38页。
[16]据《百官表》奉常条如淳注引汉律，“都水治渠隄水门”，都水长的职掌当是管理、修理治水所用的渠、隄及水门。于奉常设都水官的理由，有的解释认为山陵之处水流湍急，故奉常负有治水之责。但我不这样认为。都水官设于治粟内史管辖下的郡国，亦设于三辅、水衡都尉。水衡都尉治下的上林苑有民耕作，奉常治下的诸陵县也有民，因此都水官当释为设置于全国的，承担确保灌溉用水及用水渠道管理职责的职官。
[17]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上，1951年。
[18]增渊龙夫：《战国官僚的性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弘文堂，1960年，第191—196页。
[19]关于半钱半谷的研究，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六、七章，弘文堂，1955年。杨联陞“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2，1949，布目潮沨《半钱半谷论》，《立命馆文学》第148号，1957年。
[20]米田贤次郎：《关于汉代边境士兵的供给》，《东方学报》（京都）25册，1953年。
[21]判任官，日本旧制官吏身份之一。是各省大臣、府县知事等依据长官权限，从具有一定资格者中选任的官吏。奏任官，亦为旧制官吏身份之一。三等以下高等官之称。——译注
[22]江幡真一郎的《西汉的官僚阶层》对任子法有详细考证。见《东洋史研究》11卷第5、6号，1952年。
[23]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第109—111页。
[24]在1971年秋出土的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值得注意的是前室南壁甬道门西侧图中有“上郡属国都尉西河长史吏兵马皆食大仓”之文。书写这样的文字是为了赞颂墓主上郡属国都尉，表明提供饮食是对属官的恩惠。可见在汉代官僚相互统属的关系中，存在着基于皇帝的私臣、家臣的因素。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25]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226页。
[26]本书第四篇第六章《汉代的因功次晋升》。
[27]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帝室财政之一斑”。在个别有关少府属官的解释中，尚存不敢苟同之处。例如为制造宫内各器具而设置的三工官，加藤氏认为是考工、尚方、东园匠，而我认为存在考工、寺工、供工三工官。寺工、供工《百官表》失载，但其存在可得到实证（第四篇第四章《汉代的啬夫》）。三工官，见《汉书·贡禹传》贡禹谏元帝初奢侈之语，所谓“三工官之官费五千万”。尚方、东园匠是包含在这五千万之内，还是在这范围之外，以此推断元帝时期的奢侈程度乃至帝室财政的规模，理应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少府的规模要大于加藤氏的推断。
[28]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第135—156页。(https://www.daowen.com)
[29]增渊龙夫：《先秦时代的山林薮泽与秦的公田》，《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265—327页。
[30]本书第三篇第四章《〈史记·三王世家〉与汉代的公文书》。
[31]鎌田重雄：《汉代的尚书官——以领尚书事与录尚书事为中心》，《东洋史研究》26卷4号，1968年。
[32]本书第三篇第二章《居延出土的诏书册》。
[33]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商务印书馆，1933年）、樱井芳郎的《御史制度的形成》（《东洋学报》23卷2、3号，1936年），对监察以外的御史职责多少有所考察。芮和蒸的《西汉御史制度》（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4年）就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作了详细研究，但与我下文的论述并不一致。
[34]前揭芮和蒸著书完全未涉及御史丞的考察，故与私见在结论上有所不同。
[35]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
[36]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241—243页。
[37]本书第三篇第四章《〈史记·三王世家〉与汉代的公文书》。
[38]史书中多见刑徒自狱中上书之例。《蔡中郎集》所附外传收有蔡邕的《上汉书十志疏》，文中云“朔方髡钳之徒臣邕”。关于庶民上书，参见本书第三篇第四章《〈史记·三王世家〉与汉代的公文书》。
[39]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
[4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
[41]牧野巽：《西汉的封建继承法》，《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第339—416页。布目潮沨：《西汉侯国考》，《东洋史研究》13卷5号，1955年。
[42]此年代据鎌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第二篇第五章《三辅》。
[43]本书第二篇第四章《汉代的迁徙刑》。
[44]米田贤次郎：《帐簿所见的汉代官僚组织》，《东洋史研究》14卷1、2号，1955年。本书第五篇《公文书研究》。
[45]鎌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第二编第十章《郡国的上计》。
[46]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第二部第八《汉代的将作大匠与其劳役之徒》。
[47]陈明达：《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文物》1961年第4、5期。黄盛璋：《褒斜道与石刻》；去非：《褒斜石刻和汉代徒刑》，《文物》1963年第2期。
[48]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第251—325、459—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