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所在
汉代官吏的录用、转任，已可知是通过孝廉科、贤良方正科、博士弟子科等选举法，高官子弟则是通过父兄之任而被推荐为郎官的任子法。[1]
孝廉科及贤良方正科与其他的举茂材、举贤能、举高节、举直言等相同，是通过有官位者自发的，或应皇帝的要求而承担“义务”者的推荐，选拔人才，录用官吏。
在举孝的情况下，被举者是地方官署的下级官吏或在野的无官之人，他们被任为郎官，要接受才能考试。相比之下，察廉或举廉这种选举，以举廉吏为原则，被举者限于吏，因而是在现有地位上拔擢晋升。[2]举贤良、举方正、举茂材也大致类似于举廉。而博士弟子科则可视为纯粹的培养官吏的途径。
在举荐这些人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被举荐者若品行与能力不良，就会以选举不实惩罚举荐者。[3]与此同时，在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因互为知己而举荐，或因举荐而结为私交的情况。[4]
不过通过各种举荐法而被举荐者，应该是才能显著的人物。可是作为一大官僚国家的汉代，官吏数量庞大，他们自然不会都是能吏。那么在这些官吏于中央、地方官署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应有可以获得晋升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孝廉科与博士弟子科等始设于武帝，而促使武帝设置此举荐法的，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对策。[5]从官吏中获得人才，是贯穿于董仲舒对策中的一贯主张。为此他首先说“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通过国家来培养人才。博士弟子科即是这一主张的制度化。
其次是命令列侯、郡守、二千石选择吏民中的贤者，每年向中央贡献两人。被推荐者如果贤明，奖赏推荐者，如果不贤明，惩罚推荐者。诸侯、二千石赏罚及身，就会认真地寻求人才，就能获得隐藏于天下的人才，孝廉科等由此而设。
然而我关注的是，董仲舒是出于怎样的理由而提出这样的政策？(https://www.daowen.com)
政治没有渗透到人民中间，原因是长吏不明。长吏多是吏二千石子弟通过父兄之任，或是一般的富人通过富赀[6]而成为郎中、中郎，再从中选为长吏，因此未必是贤者。
为何不贤、无能之人可以居于尊位：
古时有功者任官，依据能力而有等差，其功不只是在官积累天数。因此小材（缺乏才能者）即使长期居官，也不能离开小官，而贤才即使居官日短，若不害[7]也可成为辅佐。为此居官者都竭尽自己的才力智能，勤勉职务，建立功业。现在则不是如此。“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廉吏与贪吏、贤与不肖混淆，不知谁是能吏。
他在作了如此说明并阐述了推举人才的政策后总结道：
不“以日月为功”，而是在考察实际贤能的基础上确定官位，就可以区分廉耻、贤与不肖。
由此联想起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自谦道：没有能力的我，不能累日积功而获得尊官厚禄，以达到亲族交游的荣耀。[8]
由此我想指出的是，汉代存在着只要是长期任官工作，即使没有能力也可以获得晋升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选举的必要。既然如此，能否在列传中发现如董仲舒所批评的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