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居延汉简的意义
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调查发掘了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结果获得了约2万枚的汉代简牍与众多遗物。[1]
这里曾是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弗克·贝格曼、黄文弼等调查并发现了1万枚居延汉简的地区。[2]
此次调查的特点是，对上次调查所标示的A8、A32、P1地点进行彻底发掘，明确了汉代边境防御设施的构造。A8现名为破城子，是汉代甲渠候官的城塞。A32是汉肩水金关关所，P1是甲渠第四燧烽台遗址。例如在A8，上次发掘了4处，而此次发掘了60处，由此也可以想象成果的巨大。时代确实已从探险（Exploration））转向了发掘（Excavation）。
出土简牍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A8于1931年首次出土了约5200枚简牍，而此次在甲渠候官的鄣与坞即所谓城内，出土了3434枚，特别是在标号为F22的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内，发现了近900枚简牍，这里有王莽天凤年间至建武初年的约40余册且几乎完整的册书。F22由此被视为文书库。与此比较，在堆积于坞东侧的灰土与废弃物中发现了3222枚简牍。这里是垃圾堆放地，所以简牍也是废弃物，多为元帝、成帝时代之物。因此，A8出土简总计有7800余枚，再加上第一次出土的，总数达到13000枚。
其次是A32，这里是1930年发掘5处并获得850余枚简牍的区域，相当于金塔县天仓以北25公里处的额济纳河东岸。它的北边是居延都尉府，南边是肩水都尉府与肩水候官，是连接当时防御重点的要地，这里有名为肩水金关的关城。此次发掘了37处，发现了11577枚简牍与1311件遗物。故A32出土的简牍合计为12400枚。
P1是位于甲渠候官城以南3公里保都格处的烽台，为甲渠第四燧遗址。烽台与居住区、坞壁尚有遗存，出土简牍195枚、遗物105件。第一次发掘时出土简1枚，故出土简有196枚。
此次出土的简牍数合计达2万枚，是第一次的两倍，如果与第一次所获合并计算，则A8、A32两地分别有1万枚以上。第一次调查在额济纳河的全流域内获得1万余枚，而此次只在一地即达到此数。在额济纳河流域，另还有被视为肩水都尉府所在地的大湾、被视为肩水候官所在地的地湾等众多遗址，不难想象，在这些地点发掘出大量汉简，为期并不遥远。这些简一旦在今后面世，居延汉简10万枚的时代也将到来。汉代史的研究已呈现不能单凭文献的局面，此次发掘正给予了这样的预示。还有，在一个地点出土了1万枚简，这使得各简相互关联的可能性增大。目前刊载在《文物》1978年第1期的发掘简报以及论文、[3]图版等，还有此后发表的居延汉简研究成果，[4]基本都与可整理为册书的资料相关，这便是此种可能性的反映。
从居延汉简的研究过程来看，在能够利用图版以后，参照释文以外的简牍形状、书写位置以及笔迹而将同类简复原为一个册书，已成为研究目的之一，鲁惟一博士与永田英正教授取得了这方面的成果。[5]在此次发掘中，以前述甲渠候官的文书库（EPF22）出土的册书群为代表，增加了考古学性质上的、可明确册书各简顺序的资料，故册书复原研究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是值得期待的。[6]这在居延1973、1974年出土简牍的研究中意义重大。
另还有虽然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通过此次的出土简而使以往不能理解的简得到新解的例子。
目前已经发表的简，加上释文、图版不过100简左右，但我想介绍一下我感兴趣的实例。这就是居延汉简16.10简：
五年正月癸未，守张掖居延都尉旷，行丞事骑司马敏，告兼劝农掾、美马掾下缺
书到宜考察有毋四时，如守府治所书律令，兼掾丹守下缺
该简“行丞事”在“骑司马”之前，与一般情况下行官事在本官名之后不同，还有劝农掾、美马掾等汉代官名也未见他例，所以这是理解上有些疑虑的简。然而据《文物》所载图版“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册”（EPF22.70—79）的开头部分二简：
建武三年四月丁巳朔辛巳，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融移张掖居延都尉令为
都尉以下奉各如差，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职间，都尉以便宜财予从史田吏如律令 EPF22.70
六月壬申守张掖居延都尉旷、丞崇，告司马千人官谓官县，写移书到，如大将军
莫府书律令(https://www.daowen.com)
掾阳守属恭书佐丰 EPF22.71
（以下八简略）
16.10简与EPF22.71简中的守张掖居延都尉旷是同一人名，旷是建武初期人，在窦融的统治之下，故16.10简有可能是建武五年正月之简。如此，前述有关官称的异样感，可以窦融时代的特例获得解释。16.10为建武初年简，则同样16.4简也出现问题。
十一月丙戌，宣德将军张掖太守苞、长史丞旗，告督邮掾□□□谒部农都尉官□写移书到扁
书视亭市里显见处，令民尽知之，旁县起察有毋四时言，如治所书律令 （正）[7]
掾习，属沈，书佐横实均 （背）
据图版，该简正面与16.10简相似，有像是被虫啮过的裂纹。在前编号为16的多数简中，同样存在这种裂纹。又发件人张掖太守苞兼宣德将军，不能认为是常态，因此也可假定是建武初年的窦融时代。由此再去查阅《后汉书·窦融传》，所幸可以了解张掖太守史苞其人。窦融意在河西之地，从更始帝那里获得张掖属国都尉之官后西移（参见EPF22.70简中的窦融官衔），联合了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均、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会、敦煌都尉辛彤，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此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孤立无党而离职，于是史苞为张掖太守。此后河西回归光武帝，史苞为褒义侯。如此，将16.4简视为史苞文书当无误。顺带一言，16.3、16.11、16.12也应是同时期文书吧。
也许略有离题之感，然而重要的是仅介绍了100简左右的新资料，其即与居延1930、1931年出土简有着如此程度的关联，理解得以加深，若将旧、新居延简结合起来，研究无疑将获得进一步的推进。以上不过是此点的实证。
在已发表的图版中，还可指出需要注意的一例。这就是《文物》1978年第1期图36所见的“燧长病书牒”，这是由3枚简构成的册书。简文为：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
长党敢言之，
迺二月壬午病，加两脾权种，匈脅支满，不耐食 EPF22.80
饮，未能视事，敢言之。 EPF22.81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长匽敢言之·谨写移
长党
病书如牒，敢言之 今言府请令就医 EPF22.82
内容是代理城北候长的匽，将城北
长党因病不能饮食、不能出勤的报告转送给候官。这在居延汉简中算不上特别珍稀，不过在EPF22.82简第2行的后半部分处，书写了笔迹完全不同、笔划粗大的“今言府请令就医”[8]七字，很清楚，这是甲渠候的批示。在敦煌、吐鲁番等唐代文书中，写有批示并不稀见，但在木简文书而且是汉代文书中出现批示，未见有先例。从简编号看，应是出土于前述甲渠候官的文书库F22，所以在当时是具有效力的文书。作为汉代官吏处理具体事务的真实例子，此值得关注。
新出居延汉简的研究意义，目前作如上考虑，而在此汉简群中，中国方面最先提出并发表了研究成果的，即为本章标题《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文物》1978年第1期上刊载了徐苹芳、肖亢达、俞伟超等学者的三篇论文，同时也揭示了由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整理的释文。该册书的内容含有“爰书”，从中可窥汉代审判程序的部分环节。我在上一章以“爰书考”为题，[9]主要利用1930、1931年简考述了爰书，故本章拟就此册书作若干考述以补充前章，这便是以“《爰书考》补”为副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