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斧钺的意义
所谓斧钺，《孙子列传》言：“约束既布，乃设铁钺。”《牧誓》亦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尚书》的传和正义都将黄钺的目的解释为杀戮，而《武经总要》所见誓中也有“皇帝授我斧钺”之句，是后世依然将其作为将军象征的例证。以下阐述对斧钺含义的一些思考。
《淮南子·兵略训》记载了授予将军斧钺的仪式：
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钺，答曰……
与此基本相同的文字亦见于《六韬·立将》。[7]君主西面而立，并非君臣之位，而是宾主之位，以示对将军的尊重；[8]操斧钺之头而授柄，意味着信赖；授予斧钺，本身就表示委托权限。[9]而且如《尚书》传和正义所说，斧钺意味着杀戮，所要杀戮的对象是不服从将军之命的部下，换言之，是不服从将军之誓（=约束）的皇帝臣民，而非敌人。斧钺在《国语·鲁语》以及《汉书·刑法志》中都有记载：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我认为将五刑与兵刑一致的思想联系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10]大刑之中的甲兵，是指动用军队诛伐不遵从天命、王命之人；斧钺次之，是对军吏、兵卒的反战行为和违反军律行为的威吓，是作为处罚的死刑。因此甲兵与斧钺都是大刑，它们行用于原野，不同于在市朝中行用的中刑以下的一般刑罚。用斧所实施的斩刑，是让罪人横躺于质（锧、櫍）这种台上执行的，[11]所斩的部位是腰。因此，腰斩是“斩以斧钺”[12]，即使是同为死刑，也重于汉代的以刀刃处死的弃市。[13]弃市恐怕正相当于中刑吧。顺便提一句，甲兵之刑实际上也是斩首吧。而且对执行刑罚一方即王或者皇帝的军队而言，斩首恐怕即是功勋吧。此点暂且不论，以下具体说明用斧钺实施腰斩在汉代刑罚上的意义。
发生于武帝后至西汉末期间的大规模的叛乱，《汉书》所载有如下数例：
1.天汉二年秋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叛乱。（《武帝纪》、《咸宣传》等）
2.成帝河平三年九月东郡庄平男子侯母辟等叛乱。（《天文志》）
3.成帝阳朔三年六月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叛乱。（《成帝纪》）
4.成帝鸿嘉三年十一月广汉郡男子郑躬等叛乱。（《成帝纪》、《五行志》、《薛宣传》）
5.成帝永始二年十二月山阳郡铁官亡徒苏令等叛乱。（《成帝纪》、《天文志》）
6.成帝永始三年十二月陈郡尉氏县男子樊并等叛乱。（《成帝纪》、《天文志》、《五行志》）
7.平帝元始三年夏阳陵任横等叛乱。（《平帝纪》）
此外还有戾太子的叛乱，因性质不同，故此处不论。在以上叛乱中，第1例的天汉二年之乱，如后文将述的，因规模颇大而导致了沈命法的制定。第2—7例则频发于公元前26年后的成帝至平帝的西汉末期，这些叛乱大多是“自称将军”、“取库兵”、杀郡县长吏。有关第1例的叛乱，据《咸宣传》记载，南阳郡的梅免、百政，楚的段中、杜少，齐的徐勃，燕赵之间的坚卢、范主等为首领，所谓“擅自号”无疑也是自号为将军。西汉时武装造反蜂起，多自号将军。如翟义举兵，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此讯传至三辅，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县并发叛乱，赵明、霍鸿等也都自称将军，攻烧官寺；[14]又如天凤元年，琅邪吕母也率领数千之众，自称将军；[15]至新末，叛乱之军也自称将军，[16]这些皆属同一范畴。这种情况与将军的职官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即姑且不论天下大乱，即使在并非天下大乱的时期，能够自行下达或搬出武库兵器，或征发粮食，或处死郡县长吏等命令，超越常法却鲜有疑问余地的职官，正是将军。
对于叛乱，汉王朝一般派遣绣衣御史予以镇压。绣衣御史是在武帝时作为侍御史之一而设置的，[17]这显然是为了镇压天汉二年的叛乱。《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秋条所见：(https://www.daowen.com)
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即是此例。它既可称绣衣御史或直指使者，也可单称绣衣[18]、直指。当时的状况《咸宣传》有载：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又，见于《元后传》的王贺之传：
王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翁孺皆纵不诛，它部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翁孺以奉使不称免。
再，《隽不疑传》也有同样记载：
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
《王诉传》亦载：
王诉，济南人也，以郡县吏积功，稍迁为被阳令。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以军兴从事，诛二千石以下，胜之过被阳，欲斩诉，䜣已解衣伏质，仰言曰：使君颛杀生之柄，威震郡国，今复斩一䜣，不足以增威，不如时有所宽，以明恩贷，令尽死力。
综合这些记载，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
天汉二年秋，南阳、楚、齐等地因不满武帝屡次远征，武装叛乱频发。最初由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一般的警察力量负责镇压，然而并不能禁止，因此派暴胜之、范昆、张德以及当地的部都尉等身着绣衣，授予斧或节，又用铜虎符调动郡兵，斩杀盗贼。另一方面，为了督察汉朝的地方官吏，又将专杀权授予绣衣御史，允许他们当即处决千石以下官员，上奏后诛杀二千石官。其共同特点是，绣衣御史持斧、着绣衣，适用“发兵以兴击”、“以军兴诛不从命者”、“以军兴从事”等军兴法。“兴”，指“县官征聚物”[19]，因军事命令或军事目的而为之，则称“军兴”，所以强制力很大，对违反命令的处理也很严厉。妨碍军兴的行为为“乏军兴”，“乏军兴”者处以斩刑，这已载于《尚书》，[20]汉律中也定为处斩。[21]此罪的适用范围极广，人员不足[22]、马匹匮乏[23]或者擅自发兵[24]等，皆可适用“乏军兴”。因此，军兴法的适用并不限于“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一旦发生，则使民众大为惊惧。[25]所谓“以军兴从事”，实际上是适用战时之法。还有为了督察汉朝官吏，又制定了依据盗贼案件的发生率进行定罪的《沈命法》，而此前所用之法是畏懦逗留和通行饮食。所谓畏懦逗留，在《汉书·韩安国传》注和《武帝纪》注中，如淳所引佚文明显是军法的规定：
军法，行而逗遛畏懦者要斩。
应劭的注也说：“逗，曲行避敌也。军法语也。”镇压叛乱暴徒不力，与在战场上躲避敌人、贻误战机、不战等一样，都是卑怯的行为，要受到处罚。因此，对镇压叛乱的汉吏适用军法，很明显是为了整肃法纪，犹如发布戒严令的状态。身着绣衣、手持斧节的绣衣御史的形象，可以说就是被委以专杀权的等同于将军的戒严司令官的形象。因此《百官表》“御史大夫”条记载：
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反映了与将军“不常置”相同的原则。通过以上说明也可一并明确，斧钺的作用正是为了约束军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