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制诏内容的分类（第三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是皇帝出于自身意志而下达了命令，但命令的对象是部分特定的官僚，这些特定的官僚需要就此作出回答。从内容上看，一种是皇帝就政策向官僚征询意见，在采纳了某种意见后，或再度下令，或就此同意这一意见而作为命令，其结果可归为第一种或第二种形式。还有一种，就是目标指向政策大纲或皇帝的意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立法则委托给官吏实施，这就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第三种形式。它以皇帝表明立法意志为第一种形式，以官僚奏请回复后获得批准为第二种形式，然后将第一、第二种形式合并为一个命令下达。下面以实例说明。
其典型事例见《汉书·刑法志》有关文帝废除肉刑的记载。现将《刑法志》的记载整理如下：
A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
B“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C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
D“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E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髡[4]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
F制曰：“可。”
A是文帝决意废除肉刑的直接动因——缇萦上书，是说明事件原委的部分；B是上书的内容；C是《汉书》自身叙述过程的文字；然后D叙述了废除肉刑的旨意，命令臣僚将其法条化——第一种形式的命令；E是受命后的答复，F对此认可，E、F合并就是第二种形式的命令。我认为该命令在公布时，是将D、E、F作为一个完整命令公布的，因此以D、E、F为第三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的命令在被史书采用的情况下，有很多省略皇帝命令或臣僚答复的例子。如现在所论述的废除肉刑的记载，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只有D而省略了E、F。这点也可用于对其他诏书的考察，需要注意相当于第三种形式的诏文。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形式完整而行文却有节略、改动的情况。将《刑法志》有关废除肉刑的记载与《史记·三王世家》作一比较即可明了，前者至少省略了文书的习惯用语。《刑法志》给人以在忠实于原本诏文的同时，也将其融会为《汉书》之文的感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再追加一二史料。
《汉书·魏相传》所载魏相奏文，有“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诏，其文如下：
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
“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兄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
制曰：“可。”
“相国臣何”为萧何，“御史大夫臣昌”为周昌，“将军臣陵”为王陵，“太子太傅臣通”为叔孙通。参照史汉年表等，萧何、周昌、叔孙通各自位居其官的时间尚难明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此暂从齐召南之说，作高帝十年初。该诏明显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形式，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事实是，在宣帝时期还保存着高祖十年诏的全文（本来天子所服是如何决定的，一向不详，因此魏相所引也许不是全文，但至少在形式上是全文），并为廷议所用。由此可以确立这样一个主张，第三种形式诏书的意义，首先在于完整保留了形式。
其次是形式上属于这样的诏文，但在《史记》、《汉书》中却被分开记载的例子。《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序，引用了公孙弘奏请置博士弟子员的奏文。文中有“功令”之字，是极为重要的法制史资料。
A请曰：
B“丞相、御史言：
C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
D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脩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
E制曰：“可。”
上述分类，A是《史记》、《汉书》的叙述之文。C的“制曰”之文首先是问题所在。无须赘言，它包含在B的丞相、御史奏文之中。《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六月诏与该诏同文，后续之文是“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武帝纪》的记述，明显是指《儒林传》序中公孙弘的奏请。在此，我想再次指出有关《史记·三王世家》的见解。即汉代公文在覆奏或复信的情况下，对于所接受的诏书或移书，原则上是采用全文、有时则加以省略的形式书写的。[5]C部分的制文被B至D丞相、御史的奏文所引用，可知《儒林传》序中的公孙弘奏请，实际是对元朔五年六月诏的覆奏。由于这一覆奏被E部分“制可”，所以又成为被颁布的诏文。如果将元朔五年六月诏与B以下的部分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本来就是第三种形式的命令，由此也可以分清本纪与列传分载的情况。
那么在判断某些制诏是否属于第三种形式的原始诏文时，有无可以作为线索的用语呢？我想，值得注意的是文帝废除肉刑诏D部分末尾的“具为令”一语。它是“实现上述意志，制定法令”的命令用语。相似文例可见文帝元年三月诏：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稟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颜师古注“使其备为条制”，而且此诏的续文是：
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稟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有司请”一语是对前述诏文回复的节略，其后应当有“制曰可”，因此无疑具备了第三种形式的要件。又，景帝元年七月诏：
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
其中的“议著令”与“具为令”的用法相同。其后续之文为：
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这无疑是廷尉与丞相依据诏命而讨论、制定的令文，是第三种形式的省略。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诏，又有“其议为令”之语：
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貤。其议为令。
此诏见《汉书·武帝纪》，毋庸赘言是设置武功爵时的诏文。在《史记·平准书》里，其文为：
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蹛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
两处记载的文字多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诏本是同一诏书，由于《史记》与《汉书》各自的节略之处有所不同，因而生出差异。那么原诏的结尾是“其议为令”，还是“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呢？《汉书·武帝纪》的续文为：
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史记·平准书》的续文为：
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
另一方面，《汉书·食货志》也有武功爵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
其后与《史记·平准书》同文。如果只是单独读《汉书·食货志》之文，则可看成这完全是由有司起意制定的制度，而并未明言皇帝的意志如何。然而从《汉书》的整体来看，可知是本纪记载了诏文，而《食货志》记载了官僚对帝命的覆奏。这种记载方式，与前述的置博士弟子事分见于元朔五年的《武帝纪》及《儒林传》是一样的，可视为将原始资料融会为《汉书》之文的结果。我想在此也体现了《汉书》较《史记》更忠实于原始资料的总体倾向。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准书》是节略、合并了有司的部分奏文，结果使“议为令”一句消失。“请置赏官”的下文，《平准书》与《食货志》相同，应是采自有司的奏请之文。其文是至“减二等”还是至“以显军功”，此姑且不论。如果我现在所论述的第三种形式的诏令可以作为基准，则可认定就制定武功爵诏而言，《汉书·武帝纪》中的“议为令”是它的原有形式。
其他有“具为令”语句的制诏，为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诏，对此后文将述。
如上所述，处于第三种形式开始部分的制诏，含有“具为令”、“议为令”等语句，这是它的特征之一。不过属于第三种形式的制诏，是否在最初都含有这样的语句，还不能确定。如前述的武帝元朔五年六月置博士弟子员诏云“太常议与博士”，是命令讨论而未言“为令”；高祖十年“天子所服第八”也只是“令群臣议天子所服”，然后由相国、将军等就此讨论，并将结果奏上。武帝元朔元年十一月定郡国二千石不举孝廉罪，诏云：
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
要求讨论此事。《武帝纪》记述了“有司奏议曰”的覆奏内容，其文末曰：
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无须赘言，这里的“奏可”就是对奏请“制曰可”的省略。该诏本身属于第三种形式，但也只是命令讨论。又，《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条：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也是符合第三种形式顺序的记载，因此也许还应有要求讨论推举贤良的命令之语。又，《哀帝纪》绥和二年六月诏：
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
后续之文是：
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其中虽然缺少“奏可”之句，但也属于有司受命讨论并奏上结果的第三种形式的诏令。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置武功爵诏，在《史记·平准书》中不是“议为令”，而是被节略为“议令民得买爵……”。身为汉代人而且是武帝时代人的司马迁采用这种节略法的事实，就是《汉书》中这样的诏也被节略、吸收为行文，那么在最初，它们也许与元朔六年六月诏一样，是附有“议为令”之语的。这种推测并非没有可能。因此我认为，只有“议”这种命令语的诏文，也属于第三种形式最初诏文的文体。
总之从文意看，第三种形式的诏令表达的是皇帝的意志，是为了实现这一意志而命令立法。不过为了下文的立论而需要在此明言的是，“具为令”等语如前所述，不能因未见于目前的典籍资料即断言当初所无，因为有时也会存在未见于资料而形式上仍属于第三种形式的情况。换言之，无论有无用语，在内容即程序上具有同等效力的诏令是存在的。这说明不能依据现有资料中用语的有无来判断诏令的性质。因此，认为只有存在“具为令”、“议为令”等语句的诏才会收入令典的判断，存在着误判事实的危险。
其次，令人关注的是前文引述的置博士弟子覆奏文的末尾：
请著功令，佗如律令。
这是在既有的律令规定之外，将覆奏文所述的丞相、御史、太常、博士等人的讨论结果写入功令的奏请，奏请得到了制可。如果奏请的内容不属于目前的律令，就不会出现“佗如律令”之语。由此来看第二章提及的居延汉简179.5、332.9简（简9）：
□符令。制曰可。孝文皇帝二年七月庚辰下，凡六十六字。
可以断定，这是决定符内容之诏的结尾，它的前文无疑是有关符的具体内容。
假设此例可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对《汉书·刑法志》景帝中六年定箠令诏就会略生疑问。《汉书·景帝纪》载：
惟酷吏奉宪失中，乃诏有司减笞法，定箠令。语在《刑法志》。
即相关内容在《刑法志》，而《刑法志》载：
至中六年，又下诏曰：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
志文节略明显，已失去了原貌，但如果以前文所举之例比照，它明显是第三种形式诏书的节略。如此看来，在皇帝诏书中有时也会出现如“其定箠令”这样明示令名的情况。《刑法志》在上述记载之处虽有大幅度的节略，但不能说“定箠令”原来就处于丞相、御史大夫奏请的末尾，而应当考虑是皇帝指定的令名。
在此，还可再次注意本节开始引用的废除肉刑诏的E部分与置博士弟子诏的D部分。E中有司言“请定律”，D中为“请著功令”，由于其奏请皆被许可，结果当然是定律或著功令。这样，E、D的记载中就包含了汉律及汉功令之文。而此前的汉律、汉令研究，还不能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而加以立论。例如以程树德《汉律考》的原则而言，当然应当在第三部分的“律文考”中，将其作为律及功令的佚文择入，然而却未见这样的思考。依据这一事实而加以立论的，是沈家本的论说。
沈家本在其著作《历代刑法考·律令》卷二中，注意到了具令及著令用语，并在《汉律摭遗》卷十九《刑法考》中立“功令”一项，列出了《史记·儒林传》“能通一艺以上……而请诸不称者罚”、“礼掌故……补郡属”两条记载，按语曰：
公孙原议请著功令，必已编入令中。唯令文详略如何，不可考。
沈家本所认为的令文的编入方式是否妥当，此另当别论，但是他指出了上述记载为功令佚文，这是卓见。沈家本在“功令”之外又设“养老令”一项，列出了文帝元年诏后的有司奏请之文“令县道……不用此令”。这是对诏文“具为令”用语以及颜注“使备为条制”更进一步的推论，推测沈家本也许是从该诏中获得立意的。又，同书卷二“盗律”立“受所监”项，列出了前述景帝元年诏与廷尉、丞相的意见，按语曰：
自“吏及诸有秩”以下，乃是改定之律文也。
我对沈氏的卓见深怀敬意，但遗憾的是其卓见未必贯穿于《汉律摭遗》全书。即如果与前文所述的私见处于同一立足点，那么既然列举了功令之文，废除肉刑时包含在有司奏文中的律文，也应作为律佚文而予以揭示，可是在卷九“具律一”中未见此种考虑。其次，虽然指出了前文引述的功令，但卷十七“尉律”条“博士置弟子员”项引元朔五年诏并加按语云：
此取人之又一途也。博士置弟子而经学始昌明矣。
该诏是将确定的具体制度著于功令，而不是著于尉律，因此将其置于尉律是错误的，没有明确把握制诏与奏请制可的关系。[6]
由此清楚可见，废除肉刑诏是修订律令，置博士弟子诏是制定令。据此又可知，我所说的第三种形式的制诏多在制定、修订律令的情况下使用。
那么律令的制定、修订是否一定要用第三种形式？否，有时当然也用第一种形式。例如已经引述的景帝中六年减笞数诏，所谓笞三百减为二百，二百减为一百，是依据皇帝的意志发出的命令，无需等待有司的奏请，所以这明显是通过第一种形式修订律。但在利用第一种形式制定、修改律令的情况下，令人关注的是如该诏所示的“著为令”之语。对此中田薰博士已有论述，详见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