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后左右将军

一、前后左右将军

与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一样,属于常规称号的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百官表》仅有前后左右将军之名,言“皆周末官”。周末之官是用来与秦官作对比的,并不是指秦国特有,这意味着在秦统一以前,秦以外的各国也有这些官名。然而这只是有关将军的一般说法,只将前后左右将军理解为自先秦以来便已存在,是与事实相反的。

汉王朝建立以来,前后左右将军的设立,初见于元朔六年的置前将军赵信、后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苏建(武9),当时还有中将军公孙敖。还有元狩四年,置前将军李广、后将军曹襄、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武11)。这两次皆由大将军卫青统率。因此它们的实质含义是,在大将军统率的全军中,表示前后左右配置的名称。

根据《百官志》“将军”条,大将军之营分为五部,每部有校尉一人和军司马一人,也有不置校尉而仅有军司马的情况。但从《卫青传》看,以将军身份跟随大将军者为数众多,“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所谓特将,颜师古注“独别为将而出征也”,即最初跟随卫青,以校尉或将军的身份出征,后来凭借战功成为独立的将军。由此可知,跟随大将军而率领其中一支军队的将军,称为裨将。汉朝的将军有大将、列将、裨将之别,这可以通过吴王刘濞在叛乱之际所表示的行赏依据察知,[53]其中列将等同于特将,是普通的将军。裨将在《项籍传》中有“(项)梁为会稽将,籍为裨将”、“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等记载,颜师古注:“裨,助也,相副助也。”这种一般名词的裨将,在王莽时期变成名为裨将军的最下级的将军称号,与偏将军一起表示等级。从王莽到东汉初年,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偏将军、裨将军,而在东汉,发生了就像鲍永“行大将军事……得自置偏裨”这样的变化。[54]此姑且不论,总之前后左右将军,在当时是表示大将军裨将的位置称号。

此后的武帝时期未设这些称号,但在武帝临死之前的后元二年二月以上官桀为左将军(武31)后,虽然没有全部设置前后左右四将军,但必置一至两位将军;而且在同年霍光任大将军、金日磾任车骑将军以后,在大将军、车骑将军、票骑将军、卫将军之中必设一位将军,偶尔亦见两位将军。最多的是车骑将军与左右将军。第三节所载录的资料,多选自《百官表》。由于见于《百官表》的将军任免基本未载于本纪,所以与仅从本纪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开头所述的“不常置”的原则也就令人怀疑。昭帝以后,将军在位的时间较武帝以前为长,在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以外,必有前后左右将军,这可看作是特点所在吧。

武帝死后,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集中掌握着兵权和处理行政机密文书的权限,实施独裁,此后外戚又继承了这一形式而直至王莽时期,这一政治史在西嶋定生的《武帝之死》[55]中有详述。而且在此时,向来作为行政机关的丞相府变成了仅是执行机关的外朝,政策的提案与决定皆取决于皇帝的亲信,由此形成了内朝。这已为西嶋的同篇论文、增渊龙夫[56]以及更早的劳榦[57]所指出,是今日汉代政治史的常识。然而,他们虽然指出了皇帝的亲信成为将军的事实,却并未充分说明成为将军的意义所在。

内朝官也称为中朝,属于内朝官的,《汉书·刘辅传》的孟康注写得最为清楚。它们有:

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

不过,此外还应该加上诸曹(亦称左右曹)、给事中。孟康注中除去大司马与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左右曹、给事中在《百官表》中皆被作为“加官”予以说明:“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因兼领了侍中以下的加官便可归入内朝,这样将军也成了加官的对象,就此而言,孟康注并非完全正确。例如冯奉世是“右将军典属国,加诸吏之号”(本传),史丹为“右将军给事中”(本传)。如前所述,将军本来就是被委以皇权的重要部分——兵权的官职,因而必定任命那些本质上与皇帝亲近或信任之人。所以将军不是依据加官之有无而机械地决定其性质的官职。那么,当时将军究竟是怎样的官职呢?

如何武推荐辛庆忌为将军的奏文称:[58]

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故贤人立朝,折冲厌难,胜于亡形。《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夫将不豫设则亡以应卒,士不素厉,则难使死敌。是以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故奸轨不得萌动而破灭,诚万世之长册也。……庆忌宜在爪牙官,以备不虞。(https://www.daowen.com)

将军是应对奸宄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以备不虞的爪牙之官。爪牙之官亦见于《彭宣传》“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等,《元后传》载成帝封王音为安阳侯的诏书曰:

车骑将军音,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前为御史大夫,以外亲宜典兵马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俱三千户。

结合前述何武“近戚主内,异姓距外”之言,可知当时的潮流是外戚手握兵权,位居将军。武帝于临死之前任命霍光等三位将军,无非是出于这一目的,不过仅仅据此,还不能作为昭帝以后西汉后半期的特征。

吕后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控北军,结果太尉周勃无法进入北军,颇费周折,此可见于《高后纪》与《郦商传》,这正是任命亲近者为将军的效果。然而吕氏之例姑且不论,文帝又如何?吕氏灭亡,文帝以代王继位时,将军之位处于值得关注的变动之中(文1)。受到周勃等大臣迎接的代王,首先派遣太后之弟薄昭确认周勃等人的真实意图,令代国中尉宋昌骖乘入长安。然后在即位之日的当夜,以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当日为闰月晦日己酉之日。十月二日辛亥,右丞相陈平迁左丞相,太尉周勃迁右丞相,大将军灌婴迁太尉。三日壬子,为迎接皇太后,派遣车骑将军薄昭回代国。从以上记载看,不详薄昭何时成为车骑将军,不过任命应是在闰月晦日与宋昌同时吧。据此可知,一方面以卫将军宋昌控制南北军卫士,以车骑将军薄昭控制郡国车骑,另一方面推举周勃、灌婴为丞相、太尉,由代国的近臣掌握武力。薄昭是文帝的舅父。而且从二年十一月撤消卫将军的屯兵(文2),南北军另成为卫将军的部队,三年五月令中尉材官隶属于卫将军(文4)可知,此时仍是宋昌居于卫将军之位。宋昌死于何时,史无记载,但是薄昭死于文帝十年,此可见《文帝纪》。其作“将军薄昭”,故应该还是车骑将军。根据诸注,薄昭是被授意而自杀的,据本纪郑氏注和《外戚恩泽侯表》,原因是薄昭杀死了汉使。此事亦为《元后传》所载。成帝时,王商和王根擅权,凿穿长安城墙,引沣水入自家宅第,专横无忌,成帝大怒,“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王商等“皆负斧质谢”,可见薄昭之死是汉代极为著名的事件。《淮南厉王传》载,对于厉王僭上的举动,“时帝舅薄昭为将军……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总之无论善恶,文帝时期有外戚手握兵权、位居将军的例子。

文帝崩殂,为文帝所信赖的周亚夫任车骑将军(文8),护卫新帝度过即位初期;不久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任太尉,窦婴任大将军(景1)。窦婴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窦氏的堂兄之子。据《窦婴传》,他曾为太后所憎恨,然而叛乱发生后,“宗室诸窦无如婴贤”,太后也表示了惭意,于是景帝拜窦婴为大将军,因此可以说,窦婴是身负外戚众望而成为将军的。

那么武帝即位之时又如何?《汉书·田蚡传》有如下一节记载:

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为武安侯……蚡新用事,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诸将相,上所填抚,多蚡宾客计策。会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藉福说蚡曰:魏其侯贵久矣,素天下士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即上以将军为相,必让魏其,魏其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让贤名。……于是乃以婴为丞相,蚡为太尉。

田蚡任太尉是在建元元年(武1),那么他在此之前即景帝末年任何官职?据《史记》记载,他任太尉以前的官名为太中大夫,《汉书》则作中大夫,“太”字或是误增,或是脱漏,然而两者都不是立即可晋升为太尉或丞相的官职。《史记》、《汉书》文帝、景帝本纪的记载较为疏略,这是常识,由此作出其中脱落了田蚡在景帝末年居于大夫之上,自此可晋升为太尉的官职的推测,并非不当。据此,考察当时田蚡之官的线索,就是上述传文中他的宾客藉福称呼他的用语。这就是“将军”。由将军晋升为其后的太尉,在先例中有大将军(灌婴,文1)、车骑将军(周亚夫,文8、景1),因为窦婴任大将军的关系,恐怕田蚡所任为车骑将军。我认为,田蚡的前官既非太中大夫,也非中大夫,而是中大夫令(后来的卫尉),由此升任将军。若然,武帝即位时也无例外。

如果我的上述推测无误,那么在西汉时,当处于前帝崩殂、新帝即位的社会不安定时期,“为备不虞,置近戚为爪牙官”乃是常例,不能说这是昭帝以后的特征。以下我想指出的是,有关前后左右将军的兼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