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结论

[1]《汉书·韩信传》。

[2]第三节《西汉设置将军的资料》中有关将军任命的资料按皇帝编号。文7指文帝第七号资料。以下皆同。周亚夫的故事见《汉书·周勃传》。

[3]《汉书·李广传》。

[4]栗原朋信《关于封爵之誓的一点研究》（《秦汉史的研究》所收）对誓的研究，增渊龙夫《战国秦汉时代的集团之“约”》（《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四章）对约束的研究，都是佳作。我的研究重点则在军事方面，姑且对此阐述己见。此外关于誓，相当于经常引用的《礼记·曲礼》“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涖牲曰盟”中的“誓”，即在诸侯互相“以誓言为约束”而不“杀牲歃血”的场合下，《左传》称为“胥命（相命）”，桓公三年之经、庄公二十一年之传皆有其例，《公羊传》言其“近正”，《谷梁传》则言其“近古”。而且在《左传》中，除军誓之外还有私誓，隐公元年、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一年、襄公十八年等各年之传所见之誓，皆是。

[5]参照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尚书〉的展开》等。

[6]《汉书·胡建传》可见“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之语。前揭栗原氏的论文认为誓就是命，为一方的命令，并提出了王命的例子与誓产生时期的各种资料。

[7]前述《说苑》卷一五《指武》之文，亦是相同的资料。

[8]《汉书·文帝纪》载，当群臣请求时为代王的文帝即位之际，“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注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乡坐三让不受。”

[9]九锡之七为铁钺，这也有同样的意义。参照《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条应劭注。又《王莽传》载加九锡，“左建朱钺，右建金戚”。

[10]关于兵刑一致的思想，小岛祐马在《中国刑罚的起源》（《古代支那研究》所收）中引用这条资料，指出班固认为“兵起源于对外族的讨伐，而且兵是刑最重要的部分”。又，守屋美都雄博士在《中国古代法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前近代亚洲的法与社会》所收）中对《汉书·刑法志》的兵刑关系加以考证。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一《刑法志三非》中言：“语出《鲁语》。班氏据此，故以战守之兵与墨劓等刑合为一志。毕竟刑平时所用，兵征讨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虽有此作，后世诸史无从之者，一非也。”然而正因为这确实是后世并无他例的思想，因而有关其意义和地位，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教示。

[11]《汉书·项籍传》颜师古注：“质谓鍖也，古者斩人加于鍖上而斫之也。”《张苍传》：“苍当斩，解衣伏质。”《王䜣传》亦云“诉已解衣伏质”。

[12]《周礼·秋官》“掌戮”注。

[13]布目潮沨：《汉律体系化之试论》“二汉代死刑的种类”（《东方学报》［京都］27册）。布目认为，弃市是以刀刃斩首。

[14]《汉书·翟方进传》。

[15]《后汉书·刘盆子传》。

[16]《后汉书·光武帝纪》及其他。

[17]樱井芳朗：《御史制度的形成》，《东洋学报》23卷2、3号。

[18]《后汉书·舆服志》：“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无论绣衣还是绛衣，在表示武吏的意义上，是指穿“赤色”衣服吧。

[19]《周礼·地官》“旅师”注。

[20]《费誓》。

[21]《晋书·刑法志》所载《魏新律》的序略：“《厩律》有乏军之兴……乏军要斩。”

[22]《汉书·赵广汉传》。

[23]《汉书·黄霸传》。

[24]《汉书·段会宗传》。

[25]《汉书·司马相如传》：“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谕告巴蜀民……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

[26]关于令，参见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

[27]第三篇第五章《关于“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从其他角度论及此点。

[28]《汉书·灌婴传》。

[29]《汉书·靳歙传》有靳歙为车骑将军的记载。因为不会同时设置两个车骑将军，参考其后的经历，灌婴为车骑将军的可能性更高。

[30]《汉书·灌婴传》。

[31]据《汉书·季布传》，匈奴单于给吕太后送来轻慢书信，在当时召开的会议上，“上将军樊哙曰”的樊哙为上将军，此可为据。《匈奴传》记载季布之言“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当时为高祖十一年。

[32]《汉书·燕王刘泽传》。

[33]《文帝纪》所载群臣上议“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云云，服虔注大将军为柴武。但是如《汉书补注》所引钱大昭之说，明显应是灌婴。

[34]柴武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棘武侯”条和《汉书·文帝纪》臣瓒注中被记为陈武。但在高祖十一年（高3）的记事中有将军柴武，此可作为柴姓的根据；而另一方面，在文帝十四年（文6）、后元六年（文7）、后元七年（文8）的记载中又有将军张武，此又可作为张姓的根据。因此无法得出结论。

[35]“将三十六将军”见《吴王濞传》。此时已为将军而见诸列传者有韩颓当（《韩王信传》）、公孙昆邪（《公孙贺传》）、江都易王非（《景十三王传》）、韩安国、张明（《梁孝王传》）、直不疑（本传）、卫绾（本传）等。

[36]《本纪》有“中尉程不识”，据《补注》改。

[37]据《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景帝后三年，齐人少翁因方术而成为文成将军。关于栾大，则有“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之载，还有“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因是神仙方术之事，所以暂且排除。

[38]《昭帝纪》始元四年条和元凤元年条皆作“骠骑将军”，《百官表》及《汉书·外戚传》则作“车骑将军”。因骠骑将军等同于大将军，所以对照霍光可推定没有理由置骠骑将军，再考虑到填补车骑将军金日磾死后的空缺，则取“车骑将军”。(https://www.daowen.com)

[39]据《常惠传》，“典属国如故”。

[40]《冯奉世传》作“奋武将军”，未知孰是。

[41]《百官表》作“尹岑为右将军”，此据《补注》王先谦之说作“后将军”。

[42]元寿三年本无，但《百官表》误作三年，记载有所混乱。关于哀5、哀6，我试加条理化后形成正文。

[43]如《汉书·项籍传》。

[44]这个例子实际上也并非上将军，而是如前引《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所载，属于神仙方术性质的五利将军。

[45]《水经注》“渭水”条记有周勃、周亚夫之冢，而据《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所载），在推定的墓葬所在之处，出土了大量的立俑、骑马俑。仅骑马俑就有580件，立俑的形象也可推断为兵士。期待着详细报告的出版。

[46]有关南北军，参见滨口重国《两汉的南北军》（《秦汉隋唐史研究》上卷所收）。

[47]《汉书·萧由传》“哀帝崩，为复土校尉”，卷七九《冯逡传》“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卷九二《原涉传》“文母太后丧时守复土校尉”，复土校尉是承担相同任务的校尉。是置复土将军还是复土校尉，取决于墓葬的规模、需要的人力。

[48]《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二年八月，马防以行车骑将军伐羌，三年十二月为车骑将军。有行官，意味着真官是常官。徐晃升进为裨将军、偏将军、横野将军、平寇将军、右将军（《三国志》卷一七）。这种升进，说明各种将军都是固定下来的常官。应该另行考察这种状态在后世的变化。

[49]《汉书·严助传》中有“入燔寻阳楼船”一句，颜师古注：“汉有楼船贮在寻阳也。”寻阳似是水军基地。

[50]《汉书·卫青传》。

[51]引自《汉书·成帝纪》如淳注。

[52]所谓“定令”，是定著令的用语。有关著令用语，参见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

[53]《吴王濞传》的这段文字见前文第二节之《四、军法与律令的关系》。

[54]《后汉书·鲍永传》。晋升为裨将军、偏将军的例子，亦可见前注。

[55]收入《古代史讲座》11《古代的政治与民众》。

[56]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二章四节《武帝以降官僚制下党派的发生》。

[57]劳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

[58]《汉书·辛庆忌传》。

[59]本传作“后将军少府”，刘敞据《百官表》认为没有任少府，而王先谦认为是长信少府。此因与论旨无关，故仅限于后将军。

[60]《汉书·张安世传》。

[61]《汉书·常惠传》：“天子遂以惠为右将军，典属国如故。”

[62]前揭西嶋定生《武帝之死》，收入《古代史讲座》11《古代的政治与民众》。

[63]加藤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之区别及帝室财政之一斑》九，收入《支那经济史考证》上。

[64]据《百官表》，本始三年于定国任水衡都尉。前述《赵充国传》“后将军少府”之“少府”，我认为是水衡都尉之误。又据《百官表》，前将军韩增的原官也是水衡都尉（昭7），但水衡都尉有二人，于理不合。

[65]卫宏《汉官旧仪》：“旧制：吏（原作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中都官百石，大鸿胪调；郡国百石，二千石调。”参见大庭脩《关于汉代官吏的任命》（《关西大学文学论集》10卷1号所收）。

[66]前揭《关于汉代官吏的任命》涉及这一问题。

[67]有关节，可参照下一章。